人工智能促进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吗?——来自29个主要经济体的证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应用推动了传统服务贸易逐渐数字化、智能化,本文利用2017—2021年斯坦福大学提供的人工智能发展指标和服务贸易“国家—行业”层面数据,针对人工智能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展开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服务效率和服务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实现;一国网络使用成本越低、上网活跃度越高与宽带速度越快,越能增强人工智能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赋能作用,但数字服务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与知识产权领域的限制会削弱该赋能作用,且人工智能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应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人工智能显著推动了现代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本文拓展和深化了人工智能对服务贸易的效应评估研究,为中国通过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与数字经济发展:理论与国际经验

基于理论层面考察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利用41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数字交易发展水平来实现，其中，知识产权自由化和基础设施与连接自由化是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实现促进作用的关键所在。(2)上述促进作用在亚太地区尤其是CPTPP成员国、发达经济体、高经济自由度经济体中的表现更加明显。此外，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越高，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强。(3)基于跨国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还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且对总体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外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来实现。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对国际创新活动的影响——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

近年来，数字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为全球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注入了新的创新活力。本文结合双边出口增加值核算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利用WIOD数据和USPTO数据库的国际专利数据，将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解构为国内增加值网络和国外增加值网络，分析了不同增加值网络的结构特征，检验了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对国际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中的PageRank中心度攀升趋势明显，但对比美国尚有差距；（2）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显著促进了国际创新活动，且其创新促进效应因行业、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的差异性；（3）研发要素跨境流动、贸易规模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是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影响国际创新活动的重要渠道。同时，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的创新促进效应仅体现在制度环境水平高的国家。本研究为中国充分利用贸易网络枢纽地位优势，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的企业创新效应

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发展为中国企业创新带来新的契机,深入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影响企业创新的微观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创新性地测度了中国各行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度,选用2014-2019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于中国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数量,还有效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促进企业创新的具体机制包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促进企业国际创新合作。(3)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前沿技术企业、非劳动密集型、高竞争行业以及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而言,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的企业创新效应更为明显,但企业所有制性质和地理区位不是关键异质性因素。研究结论为渐进有序推进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实现中国企业创新“增量提质”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中国制定基于创新驱动的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如何释放“创新红利”: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加速演进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能否以及如何释放创新红利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字经济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表现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提升,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成本、促进知识扩散等方式向企业释放创新红利;(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创新效应越显著;中心城市企业从数字经济中获取的创新红利大于非中心城市企业。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创新驱动效应提供微观层面数据支撑,对于我国利用数字经济创新红利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服务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笔者利用中国与19个OECD国家和地区的2000年～2008年双边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吸引外资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伙伴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FDI存量对于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FDI流量的促进作用,投资对于服务的进口引致效应大于对服务的出口创造效应。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规模、货物贸易是双边服务贸易流量的促进因素,东道国的服务贸易开放度与其服务出口成正比,相对距离则构成了双方服务贸易的阻力因素。     

全球价值链分工、服务贸易限制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

本文选取2014—2018年我国对47个国家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数据,检验GVC分工地位、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数字贸易限制以及美国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受到分工地位的抑制和进口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和数字贸易限制都构成IT信息服务附加值贸易的壁垒;美国贸易份额的挤出效应仅存在于IT信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中美之间IT信息服务业规则差异和数字贸易规则差异则更为明显地抑制了我国对其他国家的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我国IT信息服务业较少受分工地位和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抑制作用,并更多地获得进口溢出效应和美国贸易份额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经过指标替换、样本剔除等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效果强于西部地区，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贸易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途径。     

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成为促进涉农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涉农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涉农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涉农企业创新，在发展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维度上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以及成长期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围绕如何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提高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和OECD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OECD主要国家和中国2009—2021年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在测算其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上述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和分行业竞争力的状况,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剖析了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服务业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规模、研发水平对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不显著的抑制作用。对此,我国应立足传统货物贸易优势,带动数字服务贸易“弯道超车”;加大数字科技研发投入,利用科技赋能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效率变革;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加大数字服务行业人才培养,强化数字服务行业的智力支撑。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和经验证据上仍需深入探索。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重新构建数字贸易指标体系，并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数字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会受到金融发展的调节，即金融发展增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数字贸易水平单一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单一门槛效应，数字贸易边际递减效应明显，而金融发展存在边际递增效应。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贸易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提升——基于中国地级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发展具有广泛的经济效应,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十分显著。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提升,经过内生性分析、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剔除特殊样本的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数字金融对人力资本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金融可通过收入增长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与数字素养提升效应三种作用机制促进人力资本提升。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吗——来自中国272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消费升级效应,剖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机理,并利用2007—2018年中国27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资源配置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不稳健,消费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城市异质性,在沿海城市和大中规模城市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促进作用越显著。研究结论对更好地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如何影响服务贸易流量?——基于增加值贸易的研究视角

本文从增加值贸易的角度,基于WWZ(2013)方法测算了全球40个经济体的服务增加值贸易水平,利用WTO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数据库构造了衡量协定开放度的服务行业覆盖率指标,运用Anderson&van Wincoop(2003)引力模型分析框架和泊松拟极大似然(PPML)估计技术,研究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出口的差异化促进效应。结果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总值和增加值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于开放水平越高的协定,这种正面促进效应越强;但协定对外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程度大于国内增加值出口。进一步地,本文还对各国服务出口的结构特征做了分组分析,并考察了缔约环境异质性对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服务出口促进效应的不同影响机制。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推进区域服务自由化,提升在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在推动全球服务贸易格局转变的同时,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增强。选取2012—2021年ADB MRIO数据库中62个国家样本数据,从互联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技术应用三重视角出发,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显著增强各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其中数字技术应用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要素一体化是数字经济发展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重要途径;(3)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因行业生命周期和目的国(地区)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最后,提出完善数字经济法律制度、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快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等政策建议,可为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服务业FDI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分析

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国服务贸易的持续逆差使学者们开始重视如何增加服务贸易出口的问题。影响服务贸易出口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服务业实际使用的FDI,除此之外,还有服务业发展水平、货物贸易出口规模和国内消费水平等因素。本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并采用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等计量方法,定量地研究了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合理化建议。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加成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构建了包含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在内的企业生产决策模型，使用2014—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生产率提升制造业企业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加成率具有非对称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主要提升了非国有、东部及中部地区、成长期及成熟期制造业企业的加成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强化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中国应积极推动数字服务贸易体制改革和创新发展，以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在奋力实现制造业总量跨越的同时，力求“质效提升”。     

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参数估计方法、固定效应、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企业、行业及地区层面均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效应与市场需求导向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积极效应，应重视人才培养、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制定相关政策激发市场需求规模、增强地区间市场可达性、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     

服务业FDI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分析

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国服务贸易的持续逆差使学者们开始重视如何增加服务贸易出口的问题。影响服务贸易出口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服务业实际使用的FDI,除此之外,还有服务业发展水平、货物贸易出口规模和国内消费水平等因素。本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并采用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等计量方法,定量地研究了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