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系统性变革，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理应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新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在考虑变量选择偏误、剔除其他政策影响和容忍“不外生工具变量”等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除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渠道以外，数字经济促进了技术多样化，为碳减排提供了更稳定的激励，且技术相关性越高，数字经济对技术多样化的提升效应越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要素禀赋差异、跨界污染转移和主体功能定位是影响省际交界地区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低数字产业化与高产业数字化的地区，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不仅为系统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内涵和途径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之后提出的要求，涉及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平台经济和数字共享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深度融合，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走向深度融合，需要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体现在：在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层面，把产业技术与数字技术创新融合起来，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机制；在数字经济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层面，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构建数智赋能机制，实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融合发展；在数字经济与企业组织创新深度融合层面，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能力提升机制，提高企业业务流程数字化再造能力、智能化能力和数字化能力。为此，需要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生态系统，提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能力，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和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的节能减排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空间关联网络溢出模式

本文将数字经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三者置于统一框架,构建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权重矩阵,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呈现倒“N”型特征,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实现“节能”与“减排”双赢。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重维度的检验发现,数字产业化通过数字产业在地区间的布局和对要素吸引力改变产业集聚程度影响碳排放强度;产业数字化通过数字技术嵌入各个行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通过能源强度影响碳排放强度。本文为数字经济政策制定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启示。     

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结构转型的中介视角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缓解碳排放的作用日益凸显。基于我国2006—2019年的省域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数字经济衡量指标,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构建数字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与碳排放的理论机制,并实证检验了三者之间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业结构转型是数字经济作用于碳排放的重要传导渠道;数字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不存在产业结构转型的中介效应。且研究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降低碳排放、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实证支撑。     

后疫情时代下数字经济带动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信息革命蜂拥而至。 伴随着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动能。 然而，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 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如何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与变革， 成为当下讨论的重要话题。 本文通过梳理总结数字经济发展基本态势，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揭示疫情冲击后的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通过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模型， 实证后疫情时代下，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网络消费新模式开辟了数字经济发展新空间， 也将不断催生新模式、 新业态、 新产业，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数据联邦赋能“三高”发展

<正>当前,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不断出现,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加速到来,数字经济深刻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企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后疫情时代,     

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信息流通和共享,推动了城市治理和服务数字化转型,将有助于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和营商环境,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利用2017~2020年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假定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其中,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治理和产业融合等细分维度均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地,其影响机制为企业外部信息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营商软环境的提升。同时,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在国有性质、存续年限更久以及规模更大的企业分组中更大。本文的结论对企业和政府部门制定相关决策,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国数字经济产业集聚测度及时空演化特征研究

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对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我国30省(区、市)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产业集中度、区位熵和Moran’s I指数测算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并分析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我国数字经济产业、数字经济制造业和数字经济服务业的集中度均属于极高寡占型，领先省(区、市)均是东部地区，空间分布差异明显；(2)数字经济产业和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趋势，且以重点省(区、市)为核心节点；而数字经济服务业集聚呈“东部>东北>西部>中部”趋势；(3)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且不同时间、不同数字经济产业的空间关联性存在着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辐射作用和临近效应能够显著作用临近地区的数字经济产业空间集聚发展，也能够通过不同产业同时向中部省(区、市)辐射；而西部地区的辐射作用和临近效应并不显著。本文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规律，为引导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     

基于战略导向的数字财务体系建设

<正>在我国经济发展新时代,用好数据资源,积极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通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能够发挥网络信息技术在产业升级、产品开发、服务创新等方面的优势,促使传统产业不断实现数字化转型。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以数字新经济为主线,以“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为方向,全面打造南钢发展新动能,引领南钢进入数字化智能运营时代。     

数字经济对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在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传统工业产业发展乏力的背景下,能否借助数字经济与传统工业的融合,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这对工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选取2013~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熵值法构建了包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的发展指数以衡量数字经济,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其分解指标对工业劳动生产率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进一步的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的单门槛效应。     

居民数字化水平的增收与分配效应——来自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数据库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数据库（CHDES），编制了一套中国居民数字化指数（CIDI），全面度量了个体层面的数字化渗透程度，从微观视角研究数字化水平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和机制。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当CIDI提升1个标准差（0.13）时，居民收入将提升5.93个百分点，且该结果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发现，随着数字经济的渗透，农村和县城居民可以通过线上经营等渠道获得更显著的收入增长，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也推动了数字化人才加速向高薪资水平的产业集中，扩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机制分析中，本文构建了纳入居民数字化水平的收入函数，检验了数字化水平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时长或劳动参与率提高收入（“赋能效应”），以及调节居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的资本组合提高收入（“倍增效应”）。本文拓展了对微观个体数字化水平的度量体系，为推动数字经济包容发展提供了基础数据、研究框架和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包容性增长

本文利用2011～2021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效应、地区异质性和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公平3个方面促进包容性增长。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包容性增长水平的促进效果比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传导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来提高包容性增长水平,且数字普惠金融在人力资本程度较低的地区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通过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来加快实现社会包容性增长。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数据，构造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管理效率等途径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处于数字化关注程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不仅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基于空间关联视角的分析

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力。本文使用2011～2021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识别其中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着较强的警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则表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能同时推动本地与空间关联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这一作用在长期与短期均显著,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会受到城市资源禀赋差异与创新绩效差异的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引导绿色技术创新方向、扩大绿色技术创新规模、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来改善本地绿色发展效率,而其空间溢出效应在当前阶段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向引导来实现。     

习近平向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正2018年8月23日,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时期,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是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努力推动高质量发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我国在当下推动经济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本文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运用基准回归、异质性检验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地区差异,对西部影响最大,中部影响最小,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又受到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因素影响。因此,本文针对不同地区差异分别提出建议,从而促进持续更新发展理念,以创新驱动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为数字经济提供良好环境,以期推动数字经济建设发展。     

工程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探索

<正>工程类企业应结合自身生产管理特点，将信息化建设提升到数字化建设的高度，通过加强数据治理、搭建数据中台等方式驱动业务优化、管理提升和商业创新，最终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具有无形性、非消耗性等特点，可以接近零成本无限复制，对企业传统的产权、流通、分配、治理等制度提出新挑战。企业亟需构建与数字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断解放和发展数字生产力。     

数字产业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和调整,且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因此应当注重加快实体经济的发展。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在信息技术的带动下,数字经济已经变成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成了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下,数字产业化与实体经济融合在一起能够有效提升生产质量,重新塑造生产方式,促使产业和产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当前应当加强数字产业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建设,即数字产业应当主动融入国内国外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平台经济高地建设,促进实体经济转型,使数字产业化与实体经济实现互联互通,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新基建电力能耗分析与绿色发展

当前社会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加快数字经济基础建设进程,释放数字化产业应用潜能,更要坚持资源可持续发展与数字化转型的“双向奔赴”。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长足发展,必须在增量的同时注重提质,以新基建为发力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绿色转型。     

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及服务业现代化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并通过多重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显著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旧成立。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金融支持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放大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促进效应。中介检验表明，在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均发挥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且二者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带动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提高金融支持水平的政策建议，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