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型政策工具下的绿色创新效果研究——基于政府绿色采购清单的视角

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环境正向外部性特征，能够积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然而，现实中如何有效解决公司绿色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始终是一大挑战，决策制定者面临着刚性的命令型政策和柔性的市场型政策两种手段的权衡与取舍。本文以作为市场型政策典型工具的政府绿色采购为切入点，通过手工收集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等，从绿色创新角度探究市场型政策工具的实际效果。实证研究发现，当公司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后，其绿色创新水平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机制分析发现，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有助于公司缓解融资约束，并且激励公司关注环境问题、加大环保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公司当年获得政府采购合同金额越多、获得政府环境补贴越多，以及关于该公司的绿色新闻报道越多、公司所在地政府对环境关注度越高时，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绿色创新效果越好。拓展性检验发现，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还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同行业以及同城市其他公司的绿色创新。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理解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绿色创新效果提供了重要的微观经验证据，为如何激发公司绿色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     

大客户“兼任”供应商与企业供应链韧性

通常,企业的大客户和供应商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但如果大客户“兼任”供应商,会对企业的供应链韧性产生何种影响？以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究了大客户“兼任”供应商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客户“兼任”供应商会显著降低企业的供应链韧性,且媒体消极报道会加剧这种降低作用,但商业信用供给和有效的内部控制会弱化这种降低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由于大客户“兼任”供应商更方便企业进行关联交易,更会助长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大客户“兼任”供应商更会降低企业的供应链韧性。经济后果分析发现,由于大客户“兼任”供应商会降低企业的供应链韧性,因此大客户“兼任”供应商会增加企业的财务困境、降低企业的市场价值和提高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为此,要加强对大客户“兼任”供应商的监管,以抑制“兼任”供应商的大客户的机会主义行为。     

“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了信号传递效应吗?——来自企业绿色治理的证据

“环保费改税”政策作为政府税收系统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导向信号,是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企业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探究“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否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影响企业绿色治理。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够发挥“污染管制”信号和“减排激励”信号推动企业绿色治理。机制检验表明,“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吸引市场投资者关注企业环境信息,为企业获得绿色基金投资和绿色信贷支持,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治理;也能发挥信号传递效应激发管理层环保认知,降低企业绿色代理成本,进而对企业绿色治理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成本转嫁企业、公众环保意识较强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中,“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治理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拓展了“环保费改税”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环境政策如何有效结合市场理论解决企业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探索环境治理变革之路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信息披露视角下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从“无的放矢”到“对症下药”

制造业绿色发展背景下,财税补贴成为平滑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融资方式。研发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信息披露是财税补贴摆脱“无的放矢”局面,成功驱动绿色创新的诱导性前因。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政府补贴在驱动绿色创新过程中对信息披露表现出的决策依赖性,揭示了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及其动态变化规律。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信息披露对政府补贴具有诱导效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绿色创新绩效越突出;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具有动态递增规律,成长期企业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不显著。但从成熟期到蜕变期,信息披露对政府补贴的促进效应递增。基于信息披露视角补充了科技金融理论相关研究,为平滑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外部商业信用与内部环境关注的视角，利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受限制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显著上升，且外部商业信用增加与内部环境关注提升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之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提升更明显；较之于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显著；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相比，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更高。总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了较强的“波特效应”,促进了受限制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     

绿色贸易融资正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

<正>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亚洲）成功为某大型新能源材料企业发放近亿元人民币绿色贸易融资,支持其与某全球知名矿山开展原材料采购,定向用于新能源产业链生产布局,为绿色贸易供应链提供金融支持。据悉,工银亚洲敏锐识别本次业务贸易链中的节能环保绿色属性,并精准锚定客户压降融资成本的实际诉求,创新打造绿色供应链人民币融资服务方案,通过“人民币+绿色金融”的创新组合,切实解决客户“急难愁盼”,成功助力节能环保企业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来自绿色并购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2—2020年中国A股工业企业的并购数据,从绿色并购的视角研究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并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寻租依赖程度较大的企业中和环境治理压力较大的地区更加明显,这凸显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的“亲而有度”和“清而有为”分别通过优化企业环保注意力配置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了企业开展绿色并购的动机和能力。此外,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实施本地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强,而且与非绿色并购相比,绿色并购事件公告得到了更加积极的短期市场反应。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亲清政商关系驱动下的绿色并购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绿色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具有长期的绿色并购协同效应。文章还发现,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抑制企业绿色并购的脱耦行为。文章从绿色并购视角厘清了新时代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持续提高亲清政商关系水平、加快实现企业绿色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政府转型、信用治理与工业绿色发展

基于以2008—201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识别了地方政府转型与工业绿色发展的因果联系,采用空间联立方程探索了二者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政府转型与工业绿色发展呈现出“U”型关系且在空间上呈现较强的关联;政府转型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先抑制、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绿色创新能力,间接地作用于工业绿色发展;强化环保失信惩戒能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激发绿色创新能力,但会加剧资源错配。强化环保守信激励,能大幅度提升主体的绿色创新意愿,但在其他传导路径中效果不显著。提高环保守信意识,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研究为“放管服”背景下转型期间的各地政府应如何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助推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环境司法制度改革与地方绿色创新——来自公益诉讼试点的证据

环境公益诉讼是提高环境司法保障水平、纠正地方政府“规制执行偏差”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司法制度建设。文章选取2011-2017年地级市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公益诉讼试点对地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公益诉讼可以使试点城市绿色专利申请量提升7.1%,且该政策作用效果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加强,环境司法制度改革能够有效促进地方绿色创新。地方政府加大环境行政处罚与环境治理力度,公众提高环境诉求是上述发现的实现机理。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视角,三重差分结果表明环境公益诉讼能促使试点地区污染企业实现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和提高环保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信息公开以及设立环保法庭的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与水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环境公益诉讼的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明显。文章为环境公益诉讼试点的环境治理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后续环境司法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升级——基于网络效应的分析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研究多聚焦于线性关系,鲜有研究关注这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存在网络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基于所有权性质进行差异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用户规模增加,其促进作用会跳跃性地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且仅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有非线性促进效果,存在网络效应。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同时也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QFII持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如何走好新型工业化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已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发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成为重要选择。本文基于我国A股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驱动效应,且QFII持股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两条路径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可在QFII持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开拓了新的激励机制,同时为我国QFII制度改革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政府创新偏好、制度环境与城市绿色创新

通过整理中国25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制度环境视角探讨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基准检验显示，政府创新偏好与制度环境优化均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制度环境优化会强化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门槛检验显示，政府创新偏好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双门槛效应，随着制度环境不断优化，政府创新偏好的促进效应呈阶梯式提升态势。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欠发达城市与内陆城市，政府创新偏好对发达城市与沿海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相比于策略性绿色创新，政府创新偏好和制度环境优化更有利于促进城市实质性绿色创新。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之计，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软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公众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独特优势，系统探讨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并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能够显著地提升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2）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影响绿色工艺创新；（3）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对绿色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方面，本地公众参与不仅会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明确其作用路径，为“三方共治”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监管日益加强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业的环境信息。本文通过切入绿色创新的研究视角,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促进效应综合体现在绿色创新质量、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总量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环境信息披露通过外部资源效应和外部压力效应进而作用于绿色创新。结合市场调控型环境规制工具研究发现,在促进绿色创新的过程中,环境信息披露与事前引导类环境规制工具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呈现互补效应、与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工具排污收费呈现替代效应。最后,基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品市场竞争较弱的行业、重点污染监控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     

通往绿色创新之路：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创新是绿色化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动力。本文基于2004—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内在动力与外在激励视角考察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环境承诺的两个维度——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环境规制水平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揭示金融科技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政府补贴下区分制造商类型的合约设计

考虑政府补贴下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制造商构成的绿色供应链.供应商通过对原材料和产品生产过程的控制来提供绿色产品,也因此能够获得政府补贴.政府依据供应链的最终产品数量向供应商提供补贴,供应商选择制造商以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并除采购价格以外按一定比例与制造商分享政府补贴,制造商有生产成本等私人信息.在分析供应商和制造商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逆向选择模型,其中供应商提供包括供应数量和补贴分享比例的合约菜单,制造商从中选择一个合约或者拒绝全部合约,依据成本制造商可分为两种类型:较高机会成本和较低机会成本,通过优化合约设计,供应商对不同类型制造商提供不同的供应数量和补贴比例,以实现供应商收益最大化.     

政府需求引致创新：来自中国绿色采购政策的实证证据

以市场引导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绿色采购政策,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检验政府需求在引导企业绿色创新中作用的结果表明,政府采购是环保产品市场重要的需求来源,绿色采购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产品市场竞争增加和绿色研发风险降低是关键作用机制,需求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竞争和创新风险敏感的企业样本中。作为需求侧的环境政策,当政府购买力增强、绿色技术需求明确和最终需求距离越短时,绿色采购对绿色创新的引导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虽然绿色采购政策效果显著优于同类环境规制,能够推进产业整体的绿色化转型,但主要激励了环境技术的扩散而不是突破。上述结论揭示了政府绿色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及作用途径,表明政府需求对市场需求的带动作用是绿色采购成为刺激创新有力工具的重要原因。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绿色动态能力与组织调节定向的中介及调节作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绿色技术创新逐渐成为实现“双碳”目标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调节定向理论,对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析,并重点考察组织调节定向的边界效应。基于中国205家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组织调节定向在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直接效应以及绿色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在促进定向占主导的情境下,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间接影响也更强。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效应的评估

文章以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总体绿色创新绩效、突破性绿色创新绩效、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均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后侧绩效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驱动效应，同时，还通过影响前侧研发投资决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间接正向驱动效应。研究结论为政府运用补贴政策驱动企业提升绿色创新绩效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依据。     

金融发展支持省域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选取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相关指标数据,从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金融发展水平,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最后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区域绿色科技创新支撑效应和中介效应。结果得出：我国绿色科技创新效率和金融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呈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阶梯状排布。金融发展有效支持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且东部地区支撑效应更为显著。金融规模的扩大能够通过资金融通机制发挥主要作用,此外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通过风险分散、信息传递和市场监管机制促进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对此从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层面提出政策建议,为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建立协同的金融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