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大数据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大数据作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意义重大。本文将宏观地区大数据发展与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相结合，以201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地区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且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增强企业治理能力、提高企业融资水平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该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既为地区大数据发展提供参考，也为企业高效合理地利用大数据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兼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中求进”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变革过程中对企业风险隐患的防范与化解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既有研究关于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尚存分歧。在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公司年报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控制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会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相较而言,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处于生命周期前中期的企业、非国有企业、非过度负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节约交易成本费用和驱动经营多元化策略等渠道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     

数字化转型能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商业信用融资视角

商业信用融资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融资渠道，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作用机制之一。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高战略差异度、成熟期和低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提升作用主要是在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有助于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为商业信用融资研究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新视角，同时也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供应链韧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与供应商的证据

提升供应链韧性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与供应商数据,从供应商配置与存货角度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供应商集中度,增加企业存货,多元的供应源与充足的存货储备有助于抵御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塑造供应链韧性。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对外部资源的管控能力和内部资源的整合能力,进而增强了供应链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的运用对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最为明显;外部交易成本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打造供应链韧性的效果更显著;同时,数字化的稳链作用更多体现在面临外部信息约束较高的企业。进一步研究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使进口供应链多元化,分散进口供应链风险。本文的研究为推进数字技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推进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检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在盈利能力较弱、民营产权性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3)渠道机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促进战略激进度来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4)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用的发挥需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支撑,合适的公司治理安排和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能够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文章从微观视角剖析了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为上市公司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以促进风险承担行为提供启示。     

动态能力视角下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中 机会开发过程研究

数字经济下,传统制造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机会开发,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现有研究多以结果为导向,较少从过程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下的机会开发过程。本文以公牛集团为案例,从动态能力视角研究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下的机会开发过程。结果表明：渠道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驱动的网络效应,提升组织外部环境感知能力,通过资源构造行动,实现机会识别;生产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驱动的产销协同效应,提升组织资源获取能力,通过资源激活行动,实现机会利用;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驱动的利益共生效应,提升组织价值重构能力,通过资源撬动行为,实现机会迭代。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下的机会开发过程,有助于丰富数字化转型和机会开发相关研究,也为我国传统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数字中国”背景下战略联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效应及驱动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构筑企业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也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施“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战略联盟视角,理论分析企业参与战略联盟对数字化转型的内在作用机制,并采用大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参与战略联盟能够推动数字化转型,且股权式战略联盟、联盟对象为企业和政府、联盟内容涉及数字化技术有助于增强战略联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2)企业参与战略联盟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3)与其它企业相比,参与战略联盟更有助于推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地处商业合作文化浓厚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可为揭示战略联盟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启发和参考。     

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时代及追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探究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本研究基于2008—2021年26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试点为政策干预,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回答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否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政府数字化转型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的机制。研究发现：(1)政府数字化转型会显著正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2)政府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3)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政府压力调节作用的影响,财政压力小的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更有利于促进所在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为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要大力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积极夯实政府财政保障能力等。本研究为如何更好的发挥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实践方向。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杠杆操纵

企业杠杆操纵行为会增加企业财务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从信息互补视角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其杠杆操纵程度，且数字化转型对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公开信息透明度，缓解了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杠杆操纵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媒体关注度、研发投入和银企关联强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杠杆操纵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调整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结构，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且优化了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银行对抵押品的依赖。上述结论不仅从信息互补视角厘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路径，更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并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有益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质量提升:基于创新技术特征的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有重要影响,然而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果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前向专利引证体现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技术特征,为打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影响的“黑箱”提供新视角。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效率以及采取专业化分工的渠道,提升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同时,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以及行业集中度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质量提供崭新的研究视角,为数字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双碳”目标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责任表现：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经济绩效与非经济绩效增长新的驱动力,但其能否进一步改善企业在环境、社会与治理方面的表现,助推“双碳”目标实现?以2012—2021年华证ESG评分披露的2 909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可以改善企业ESG责任表现,尤其可以提升其在环境与社会责任两方面表现,且云计算技术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贡献最为突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财务绩效提升并降低企业风险水平,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故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责任表现。第三,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与重污染企业ESG责任表现对数字化转型更为敏感。结论基于数字化视角可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从而为实现“双碳”目标与经济目标提供启示。     

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帮助企业摆脱大客户依赖——关系生态整合视角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区别于以往研究集中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经济后果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企业与客户的关系生态，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实施差异化战略和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两条路径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所处行业竞争激烈、所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高、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严重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大客户依赖减少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和经营风险。     

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当前,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11—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并且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双重差分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创新水平和促进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数字经济对大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鸿沟效应

数字经济是驱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在企业间仍存在不均衡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是否存在鸿沟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存在明显的鸿沟效应；影响机制在于数字经济发展扩大了两类企业间数字化转型的差距，从而导致两者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融资能力较强、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以及组织适应性较强的大企业，数字经济发展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本研究对政府如何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如何借助数字经济实现数字化转型价值最大化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和实践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现金持有——基于经营不确定性视角

在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以云计算、人工智能和5G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蓬勃兴起，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加速重构经济新形态。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建设的背景，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现金持有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现金持有。上述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显著。经济机制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经营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提升存货管理能力、投资效率，降低息税前利润和现金流波动性，来减少企业出于预防动机而持有的现金。与此同时，本文排除了数字化转型可能通过缓解代理问题来降低企业现金持有的途径。横截面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现金持有的降低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明显，即在企业集团化程度低、非国有企业以及未持有银行股份的样本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降低现金持有的同时，提高了现金持有的价值。在企业经营风险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强化数据要素驱动作用，助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是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方式。本文通过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为监管层、企业以及投资者都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微观经济主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0-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同群效应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与地区同群效应,且二者通过不同路径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有利于增强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而地区同群效应则会加深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和市场化程度分别对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地区同群效应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产生倒U型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逻辑,厘清不同类别数字种群环境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革新了生产要素体系、企业组织架构和生产模式,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从企业自身属性与外部时空差异角度而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组别中更为明显。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境及强化企业内部治理两条路径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特别地,当企业获取政府补助及自身加大研发强度时,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振效果。为进一步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企业管理层应高度保持或提升数字化转型意识,地方政府精准支持数字化转型,培养数字化人才队伍,确保数据安全。     

传统金融可得性、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稳定且充足的外源性融资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2009—2020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并将传统金融和数字金融纳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外部动因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表明,传统金融可得性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融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是传统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数字金融的发展同样能够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与传统金融是互补关系。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传统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而在金融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数字金融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发挥着锦上添花的效果。传统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低金融错配、高生产效率和高创新水平的优质企业中,而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则更具普惠性。因此,要在筑牢传统金融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数字金融的互补作用,从而协同服务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连锁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在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探索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对企业资源配置优化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广泛存在的连锁股东网络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连锁股东能否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值得关注。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研究发现，连锁股东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协同效应，助力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连锁股东在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筹集资金、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了协同效应，提升了数字化转型能力，进而推动了企业的加速转型。进一步地，连锁股东对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强。此外，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动企业成长，提升了企业绩效。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合理地引入连锁股东、充分挖掘股东网络的资源和信息优势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为更好地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实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高效融合，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管理层相机选择会计政策与会计方法的动机降低和机会减少是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企业和非高科技行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