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略谈城镇化发展中的土地问题(一)

正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并非农村人口落户城市背后隐含的大量新增城镇人口的公共福利成本问题,而是部分农地"进入"城镇后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人地钱"挂钩的城镇化,就是要在测算城镇新增落户人口数量的基础上,来合理确定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这一政策的本质内涵,是要实现城乡建设用地总量控制与布局调控,而其落脚点,还在于解决好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使其一部分可用于解决     

“共享农房”来了

正一边是妇女老人留守农村,大量农田闲置;一边是许多务工者落户城镇,大量农房空置,造成资源浪费……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盘活农村大量闲置住宅,把沉睡的资本激活,推动农村空闲房屋开发利用,又带动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创新创业,这已经成为一道现实的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共享农房"应运而生。那么,"共享农房"的出现改变了什么?目前是否具备发展条件?该如何操作?     

贫困地区农村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基于PSM模型的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2017年甘肃省15个贫困村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在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收入效应较强并具有一定的代际传递效应,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接受高中和大学阶段教育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贫困地区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在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教育上获得的教育回报显著高于男性,但在小学阶段教育上获得的教育回报显著低于男性,两者高中阶段教育回报最高;进一步开展反事实分析,比较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TT)和非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TU)发现,部分能力较高的劳动力具有获得更高收入的潜质,却未能接受更高层次、更好质量的教育,且这一现象多体现在女性劳动力中。因此,推动贫困地区高中教育的发展,发掘女性在精准脱贫中的潜力,消除高能力贫困学生的入学障碍,可能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教育在反贫困中的作用。     

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只靠城镇化

正2017年我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为42.35%,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约16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有2.3亿农村户籍的人口虽已在城镇居住和生活,但尚未落户城镇。按"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年底,将有1亿已经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城镇。但这同时也表明,现已进城的农业人口中,多数人到2020年年底还不能在城镇落户,何况今后还会有农村人口陆续进入城镇。因此解决好这个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那     

农村老年人医疗支出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以巢湖地区为例

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纵向调查数据,从性别的视角研究农村老年人医疗支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有医疗支出的农村女性老人的比例高于男性老人,但女性老人的支付水平较低。进一步分年龄队列的分析发现,医疗支出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于低龄老年阶段住院支出的性别差异。分性别的T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老人的医疗支出更多取决于自身的潜在因素,而女性老人的医疗支出则更多依赖于家庭和子女支持等诱发因素。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

本文运用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总体上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不同性别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家庭成员健康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男性劳动力外出可显著提高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而女性劳动力外出则显著降低了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     

城镇定居、户籍价值与农民工积分落户——基于中山市积分落户入围人员的调查

基于中山市积分落户入围人员的调查发现,积分落户入围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农民工申请落户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享受城镇户口的权利待遇;近六成的人已经办理落户手续,但也有两成的人仍在犹豫或者明确表示放弃落户资格。城镇定居和户籍价值是影响积分落户入围农民工城镇落户的重要因素。在新型城镇化改革中,必须对城镇和农村两个系统的户籍制度同时进行改革,剥离农业户口背后的各项权利待遇,以推进农民工城镇化的进程。     

选择性转移、人力资本不均等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与以往大多研究隐含的劳动力同质假说不同,本文在农村劳动力具有异质性这一假定下,从农村劳动力择优转移到城镇就业的角度研究了其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首先在构建农村劳动力择优性转移、城乡就业人员人力资本分布和城乡收入差距相互影响分析框架对三者间关系进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假说,然后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对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中发生的大量劳动力择优转移到城镇就业,其对中国城乡间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分布不均等产生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而后者又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而且城乡收入差距又对农村劳动力择优转移产生一定的反馈效应。这表明当前中国可能存在一种由农村劳动力择优转移内生性引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机制路径乃至循环,而这明显阻碍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无需对逆城镇化过分紧张

正据一些机构和媒体调查,"农民不愿进城落户""城里买房户籍在村"现象在一些地方提高户籍城镇化率改革实践中,正较为普遍地出现。这一现象引起关注,一些观点认为这是"逆城镇化"现象,存在很大隐忧,需要采取措施遏止。从目前所谓"逆城镇化"现象来看,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人进了城镇,或者在城镇买了房,但户籍还在农村,有的甚至人与户籍都进了城镇,但农地"三     

政策执行视角下的农民工落户城镇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本文从政策执行角度分析,发现农民工落户城镇过程中存在户口迁移手续繁琐、城镇社区排斥、乡村社区农地等财产权利保全等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农民工落户城镇的进度,还制约其质量。问题的原因,直接表现为政策执行相关主体未形成合力,间接反映出政策执行相关主体在农民工落户城镇上的利益矛盾,进一步分析则与政策执行的社会条件即城乡二元结构有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农民工落户城镇过程上形成城乡合作关系。随着农民工落户进程的加速,应重视农民工落户后与原城镇户籍社区人口的关系。     

性别平等视角下的农地分配——基于全国5省60村1200户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从性别平等视角下探讨了农村土地承包权分配情况。通过分析发现,二轮承包期过半后,原本就缺乏性别视角的农地制度在人口变动下累积形成了大量的无地村民,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20~50岁的女性村民。调查数据表明,在全体村民中,女性无地者的比例比男性高11个百分点;而在20~50岁群体中,这一差距达到23个百分点。分析显示,这一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于农村的婚嫁后从夫居传统导致,又为30年不变的二轮承包政策加强。进一步的回归结果发现,农地分配的性别差异没有超出农户范围。这为下一阶段通过农地确权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政策思路。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

本文利用2006年北京地区1452名外来务工人员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迁移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迁移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而社会资本在总体中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笔者发现了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家庭关系与老乡关系对于女性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有显著影响.同时,我们还发现对西部地区的男性迁移劳动力而言,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够带来收入的提高.     

农村女性在城镇的非农就业及迁居意愿分析

在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中,女性作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家庭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本文以2004年对江苏省3个地区12个城镇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农村女性在城镇的非农就业及迁居意愿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已有相当比例的农村女性具有明确的迁居意愿,而越是教育程度高、非农工资高、非农工作年限长、未婚的年轻女性,越倾向于迁居城镇。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关注农村女性的就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女性的就业竞争能力和适应城镇生活的能力。     

外出农民工城镇社保参与率的性别差异——基于扩展的Blinder-Oaxaca分解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问题目前仍然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外出农民工处于劣势地位,尤其是女性外出农民工。本文使用2011年和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外出农民工社会保障参与率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在2011年,男性外出农民工的"三险""五险"和"五险一金"的参与率均低于女性。到了2016年,外出农民工整体城镇社保参与率有所提高,且性别差异呈现缩小趋势。"社保选择模型"揭示了男性的参保倾向较低,使得女性社保参与率比男性高,但是,扩展的Blinder-Oaxaca分解进一步证实就业特征的差异(女性处于弱势)使得社保参与率的性别差异显著缩小。     

解决“人钱地”问题,盘活农村资源要素

正盘活农村资源要素,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抓好"人、地、钱"关键环节。解决"人"的问题,关键要推动两类人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一类是农业转移人口。围绕推进市民化",降门槛",健全落户制度;"增权益",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强激励",调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和地方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积极性。另一类是乡村人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培     

农村大龄青年婚配困难问题研究——社会剥夺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两个个案村庄的考察,对农村大龄青年婚配困难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大龄青年婚配困难问题在本质上是社会剥夺所造成的。在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的结构性压力下,婚姻资源在不同阶层群体中呈现出不均衡分布。在上层群体中,婚姻资源主要在本阶层内部循环,但其炫耀性婚姻消费所营造的合法性,却激起了下层尤其是中层群体试图通过婚姻资源流动进入上层的欲望。在发达地区农村,向上婚姻流动失败而又不愿向下婚姻流动的中层女性,在不断推迟初婚年龄的过程中沦为大龄"剩女";而其下层中的弱势男性,则依靠来自贫困地区农村女性资源的流入而得以稀释其婚姻压力。这种婚姻压力的逐层传导机制,最终导致了当前贫困地区农村底层大龄男性青年的婚配困难问题。     

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意义、现状、趋势

一、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1 .农村妇女已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保护她们的土地权利 ,就是保护农村、农业和农户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伴随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农村的男性劳动力更多地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到城镇务工经商 ,而女性则成为农村的留守大军。留守的农村妇女不仅像以前那样承担全部家务和庭院劳动 ,而且承担了原来由男性分担的农业生产活动 ,农村妇女劳动负担呈加重的趋势。在一些地方 ,农村妇女已经成为种植业、养殖业领域的主力军 ,农业女性化的趋势…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位对搬迁户收入及收入质量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微观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8省份16县1144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的三期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安置区位对搬迁户收入和收入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增收效应和提质效应分别提高了14.6%和2.6%，这一结论在重新测量被解释变量和克服内生性后依然成立。从收入结构看，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加效应更强；从收入质量不同维度看，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更有利于提升搬迁户收入的充足性、优化其收入的结构性、降低其收入的成本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效应具有一定异质性。从不同搬迁时间看，短期内，城镇安置的增收效应与农村安置相比更强；从长期看，城镇安置的增收效应和提质效应与农村安置相比均更强。从不同收入水平看，城镇安置较农村安置的增收优势突出表现为“益贫不益富”的特点，而提质优势则具有“益富不益贫”的特点。鉴于以上发现，乡村振兴阶段的搬迁要充分考量迁入地的区位选择，采用城镇安置优先的原则；长期动态关注农村搬迁户的收入和收入质量状况，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提高农村安置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农村安置户内部收入差距。     

农村低保对农户家庭支出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贫困监测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的方法对农村低保人群支出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低保补贴增加了农户福利,释放农户的消费需求,增加农户当期食品支出、医疗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同时,低保家庭显著降低了生产性支出并提高储蓄率,本文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农村低保瞄准机制不完善、存在大量的瞄准遗漏这两点。本文主要结论是农村低保提高了农户福利水平,但也产生了"扶懒不扶贫"负向激励,限制了低保制度效能发挥。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PSM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从消费结构看,互联网显著地促进农村居民的生存类消费,而对于享受类消费影响不大;分年龄层看,互联网促进了农村地区青年人的生活用品和服务消费、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说明青年人是未来农村地区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群体;分性别看,农村地区男性更多地占据了消费决策的主导地位,互联网显著促进男性群体生存类消费水平,对女性消费没有明显促进作用。上述发现表明,政府要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引导和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优化农村消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