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基于农民收入结构调节作用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本文基于1997～2016年我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地理距离矩阵与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城镇化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以及农民收入结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1)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且这种空间相关性随时间的变化呈下降趋势;(2)在全国层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业面源污染呈现出先增长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非农收入占比的提高可以促进城镇化发挥其减排效应;(3)在区域层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东北和东部农业面源污染呈现出先增长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与全国保持一致,但在中部和西部呈现出先降低后增长的"正U型"趋势;非农收入占比的提高,可以促进东部和西部城镇化发挥其减排效应,但会加剧中部城镇化的污染效应。相关政策含义是:加强区域间的治污合作,合理推进城镇化发展,不断提高农民非农收入。     

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了2010—2018年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贡献,并检验了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过程中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省域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空间依赖性和溢出效应呈正相关。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土地城镇化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城镇化是否带来了耕地压力的增加？——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Gerbens-Leenes提出的"虚拟土地"思想,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测算耕地压力指数,然后利用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城镇化对耕地压力的影响效应,同时进行粮食功能区细分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考虑耕地质量的情况下,总体上中国的耕地面临着一定的压力,稳定在低水平的中度压力区。(2)耕地压力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粮食主产区保持在安全压力区,主销区处在高度压力区且耕地压力不断上升,产销平衡区则稳定在较高水平的中度压力区。(3)从全国层面来看,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并没有带来耕地压力的增加,反而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从粮食功能区细分来看,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人口城镇化对耕地压力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主产区则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4)进一步地,通过对不同城镇化发展方式的考察发现,土地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均带来了耕地压力的显著增加。本文认为,应关注城镇化对耕地压力的影响,尤其是土地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带来的耕地压力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粮食安全问题。     

城镇化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我国2005-201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主要以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2个指标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分别从全国和区域2个层面实证检验了我国城镇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对粮食安全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从区域层面看,东部、中部地区城镇化对粮食安全具有负向作用,但东部负向作用显著,中部负向作用不显著,西部城镇化却能显著提高粮食安全水平。城镇化进程中,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合理利用农业生产要素,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科学发展城镇化,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农情、粮情、城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以重庆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13年重庆市面板数据,对重庆市及其四大主体功能区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重庆市和其四大主体功能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总的来看,城镇化拉大了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分功能区来看,城镇化对都市功能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短期内拉大效应较为显著,而长期表现为明显的倒"U"形曲线;对城市发展新区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内缩小,但效应不显著,长期内表现为明显的"U"形曲线;对渝东北生态涵养区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内具有缩小影响,长期来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U"形影响不显著;对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显著地缩小作用,且长期来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形影响成立但不显著。此外,重庆市及其四大主体功能区的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较为显著,而金融机构的贷款对缩小重庆市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三大区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当前情况。     

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通过人口的城镇化率、土地的城镇化率、经济的城镇化率、就业的城镇化率这4个自变量综合考察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影响效应并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方法 文章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收集近1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西藏）的相关数据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 新型城镇化通过人口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经济的城镇化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且通过经济的城镇化产生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而就业的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影响效应不显著;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主要还是由人口的城镇化产生,但也不能忽视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控制变量中农业经济水平、农村资本投入、对外开放程度、工业化率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且农村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的间接效应。结论 建议政府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一体化;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加快农村城镇化;拓宽农民就业渠道,缩小城乡差别。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区)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静态面板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参数估计,利用工具变量法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解决模型内生性问题,系统考察了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同时结合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使用方式,从理论上分析了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影响农民收入的内在机制,并对潜在传导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农民收入,而且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通过土地治理项目和产业化经营项目,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从不同的路径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其中,土地治理项目能够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促进粮食增产,进而实现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长;产业化经营项目一方面能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实现非农就业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能够改变传统"小农"生产模式,释放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从而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中部地区农村教育水平及其不同层次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目的]通过研究中部地区农村教育水平及其不同层次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为中部地区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教育发展政策提供依据。[方法]利用Sys-GMM法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部地区农村教育水平提高拉大了农民收入差距,其中农村初等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农民收入差距缩小,农村中等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提高拉大了农民收入差距,但随着农村这两类教育进一步发展,农民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将会优化,这两类教育将有可能缩小农民收入差距。分地区类型,相对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中部省会地区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较大,3类地区农村初等教育水平提高均有助于农民收入差距缩小,3类地区农村中等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提高均拉大了农民收入差距,其中省会地区农村高等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更大,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农村中等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更大。[结论]为了尽快缩小农民收入差距,中部地区尤其是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需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特别是发展农村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虽然短期内会扩大当地农民收入差距,但长期农村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会提高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非农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其他收入,优化当地农民收入结构,进而缩小农民收入差距。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与农民收入及收入差距: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在稳步推进共同富裕背景下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收入效应值得充分关注。基于1998～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异时DID模型、双向固定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民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在稳健性检验下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土地规模经营是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作用于农民收入及收入差距的一条关键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粮食价格支持政策趋于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差距,但当综合考虑农民收入和收入差距时,发现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有助于提升两者的协调效应。鉴于此,在现阶段充分肯定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增收效应的同时,应坚持价格型调控模式与收入保障型政策模式搭配使用,以促进农民增收、缩小收入差距。     

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关系研究

城镇化是指由于非农化而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通过城镇化,农业人口从占较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转变,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及城镇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城镇化过程不但是乡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而且是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方式的转变。目前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关键是城镇化水平低,农民分享不断经济发展的成果。     

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县域城镇化——基于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采用2003—2012年中国县级市面板数据和分位数模型,检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县域城镇化,而信息化对县域城镇化产生负向影响;分位数回归揭示了不同城镇化水平的县域地区受到差异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低城镇化水平的县域从临近地区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提升中获益,而中高城镇化水平的县域却受到临近地区工业化发展的制约;不同区域的样本证实了本地区及临近地区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对县域城镇化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利用系统GMM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分地区而言,东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且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大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收敛作用却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城镇化水平表现为单一门槛效应,消费水平表现为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从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努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等角度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城市偏向、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农业增长

城市偏向长期以来是中国政府的主导性政策选择。城市偏向政策下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物质和人力资本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对中国农业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本文采用1978～2007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讨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具有显著的资源转移效应。而且,这种效应既有时间上的递减性,即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增长的负面影响在下降;还有空间上的不对称性,即在中部省份最大,东部其次,西部最小。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目的]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城乡差距扩大问题愈加突出,探究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对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运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定量探究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期影响。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方差分解,找到影响各自发展水平的主要原因。[结果](1)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民增收具有单向促进作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每增长1%,农民收入将增长1.204%。(2)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也具有显著影响,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每提高1%,未来1年农民收入将增长0.147%。(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具有持续的正向冲击作用。(4)方差分解结果与脉冲响应函数结果一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将越发明显,但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为自身的带动作用。[结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是一个良性循环机制,两者存在单向的因果促进关系。综合该研究结果,城乡差距扩大不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的提高可以促进农民增收,但是其发展速度和水平存在的差异引起城乡差距扩大化。因此,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在继续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途径,完善城乡体系建设,从来源和政策上促进农民增收,最大程度发挥城镇化水平和自身收入的促进作用。     

城镇化驱动乡村重构的机制分析——以江浙地区为例

基于2011—2019年江浙地区93个县市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及地理遥感等数据,文章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江浙地区城镇化驱动乡村重构的效应,发现城镇化有效驱动了乡村经济重构以及空间重构,但并未显著推动社会重构。机制分析发现：（1）城镇化有力推动了县域乡村人口实现非农就业。人口城镇化在长期中缩小了城乡差距,并提升了乡村居民消费水平与金融素养,有利于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生活观念的改变。（2）产业城镇化促进了县域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推动了乡村产业结构的有序演进。（3）土地城镇化并没有引起土地快速扩张的失衡,相反,土地城镇化显著促进了乡村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的高效化,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能力,促进了乡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在人口—产业—土地城镇化的综合作用下,江浙地区城乡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乡村进入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重构。未来,要积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     

要素市场改革下农户非农就业的增收逻辑

非农就业能否继续促进农民增收关系到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本文从要素差异化配置的角度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家庭收入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并基于2012年、2014年和2016年CFPS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收入边际效应及群体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会通过改变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提高其家庭收入,要素市场改革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明显。参加非农就业会促使农户租出更多土地,同时在农业中以资本代替劳动,进而实现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双重增长。农户家庭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个从数量型转移到人力资本型转移的转换过程,这使得非农就业促进农户增收的边际效应存在“倒U型”趋势,当家庭非农化程度很低或很高时,非农就业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具体来说,随着农户家庭非农化程度不断提高,非农就业对非农收入的提升效应先升后降,对农业收入的提升效应持续下降,对总收入的提升效应亦是先上升后下降。要通过非农就业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异化支持政策,努力实现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同时增加的“双引擎、双保险”模式。     

城镇化背景下土地与产业协调发展及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协调发展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土地与产业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并对两者动态变化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规模方面(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小于产业城镇化,而在发展速度(城镇化增长率)方面,前者却远快于后者;对比2005和2015年,省域土地与产业城镇化协调性指数由空间分异明显向空间分异弱化转变;产业城镇化对土地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土地城镇化对产业城镇化却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针对目前土地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之间的非协调状况,应注重将抑制城市空间无序扩张、粗放利用和加快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结合,切实提升城镇化建设质量。     

长春市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2000年以来,长春市农民收入不断增长,但城乡差距扩大、收入来源单一一直以来是制约长春市整体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使用逐步回归和多元回归的方法分别对长春市农民经营性和工资性总收入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表明机械化程度,区域总产值、城镇化程度对长春市农民总收入影响最为显著。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与驱动因素

研究目的：分析近20年中国地级行政区及直辖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并据此提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优化路径。研究方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研究结果：（1）2000—2019年各城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2000—2010年人口城镇化超前于土地城镇化,2010—2019年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高值区集中在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及各省会城市。（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均有所上升,低值区域逐渐减少,高值区域有所增加,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以及各省会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始终保持较高水平并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 （3）近20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热点、冷点区域基本保持不变,东部地区冷点区域逐渐显现。（4）二元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制度、区位因素、经济增长和交通条件等因素是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研究结论：应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坚持以人为本,优化城市空间,制定差异化的地区发展政策,逐渐形成多层级、多中心城镇化格局,以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正向协调持续发展,有效释放城镇化的发展潜力。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影响路径分析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2010—2019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不仅能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能够通过调整规模经营与促进城镇化发展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在粮食主销区最显著,其次是产销平衡区、粮食主产区。基于此,提出应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推进城镇化进程来优化城乡资源配置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