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何以长期续留城市?——基于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与投资反馈的考察

农民工何以长期续留城市,已有研究较多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及其收入效应进行考察,而本文基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禀赋不足的客观事实,力图从其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与投资反馈双重视角考察上述问题的可能原因。主要发现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支持"人情资源"假说.即农民工个体可以从其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促进其收入增长的有价值信息;农民工社会资本具有正向显著的反馈效应,确切地说,就农民工群体平均而言,收入每增加100元中约有21元用于投资其社会关系的维持或拓展。以上结论表明在人力资本禀赋约束下,农民工对其社会资本的经营是实现其长期续留城市的一条有效途径。     

农民工社会资本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

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代表了他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对此关注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社会资本作为个人嵌入的关系网络,是否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这是探讨的主要问题。文章结合农民工特征,将其社会资本划分为在农村先天赋予的原始社会资本和在城市后天构建的新型社会资本两维度,利用1 102份全国农民工调查问卷,选用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原始社会资本中仅有婚姻一项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新型社会资本中当地人的社会网络、工友的社会网络和网络投资都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其中工友社会网络影响最大。此外,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具有代际差异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受到新型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后,社会资本的获取并不存在人力资本的门槛要求。研究揭示,构建农民工良好的新型社会资本是促进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有效途径。     

从流入到留下:跨越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居留决策的影响

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吸引了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同乡社会资本为农民工流入城市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跨越型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相当比例的农民工流入城市后却不打算长期居留。利用2017年CMDS数据和宏观城市数据建立模型,从农民工社会资本解释了农民工流入而留不下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有明显促进作用。原因在于跨越型社会资本同时为农民工提供了长期居留所需要的异质化信息,为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发挥了资源效应、机会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因此,为更好地促进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留,应通过社区畅通农民工和本地化社会网络的沟通渠道,帮助农民工突破同质化社会资本。     

农民工融入城市行为分析——基于1632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3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21个省份的进城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群体差异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研究结果表明,以教育和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实现低层次融入向高层次融入转变的重要因素。基于"三缘关系网络"形成的初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基于"市民网络"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能显著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心理资本、迁移模式、户籍地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主要归因于群体内的特征差异,而城市融入的户籍地差异则主要由户籍地歧视性因素所造成。     

资本禀赋、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影响——以陕西省返乡创业试点地区为例

基于陕西省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咸阳市杨陵区与宝鸡市眉县的调研数据,从就业状态视角出发,聚焦于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探究资本禀赋和就业质量对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考虑到样本选择偏误后,受教育程度、近一年礼金支出对数与耕地面积所代表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本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到样本选择偏误,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均产生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建议从"内源性"因素资本禀赋与"外源性"因素要素流动两方面同时发力,以提升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     

从“地人钱”看现代农业发展

农业产业效益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导致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长期从农村单向流出,加速的城市化也存在着对农村和农民二次掠夺的风险。农村耕地资源面临数量、质量和利益三重流失,农村就业不足但现代农业发展后继无人,农民工贡献巨大但无法"化"入城市,农村资金长期处于被"抽血"状态。加快现代农业建设,同步推进"三化",必须向农业农村倾斜配置资源要素:一是严格土地用途管制,统筹规划农业布局,保护良田好地,留住级差地租,保障农民土地红利;二是培养青年农民,扶持注册农户,实行离农补贴,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三是推动金融下乡,引导各类资本投农,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反哺农业回报农民。     

农民工跨城市流动就业的工资溢价效应——对农民工频繁流动的一个解释

农民工进城后的就业具有高流动性特征,频繁地更换就业城市.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解析了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发生逻辑及其经济回报.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同一城市就业无法获得持续的工资增长,而通过在城市间的流动能够获得工资溢价,从而形成了跨城市流动就业的"推力"和"拉力";"岗位搜寻"与"社会保险权益贴现"是农民工...     

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的影响——基于鄂粤两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950份农民工家庭生计调查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经济、社会、心理和综合等四个维度的城市融入指数,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各维度城市融入的影响,进一步认识不同的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会资本投资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四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投资比重增加,促进作用会随之下降。社会资本质量和层级会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层级的作用更加全面。不同的社会资本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有一定差别,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更为显著。     

社会网络特征、工作搜索策略对新生代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村外出务工队伍的主体。本文在对583名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等分析方法对社会网络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再就业质量、工作满意感之间的关系及工作搜索策略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社会网络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搜索策略有正向影响;社会网络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再就业质量与工作满意感有正向影响;工作搜索策略在社会网络特征与再就业质量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在社会网络特征与工作满意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作用主要是通过探索策略和随意策略两因素来实现。     

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本困境及其缓解出路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程度依赖于其城市定居生活的物质资本、城市社会参与的权利资本、城市发展能力获得的人力资本以及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等因素,其中权利资本获得和拥有的状况取决于制度供给状态,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则是农民工市民化目标实现的自致性因素。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民工自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短缺,使农民工市民化陷入多重资本贫乏的困境。只有以公平的收入制度安排和财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手段增加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户籍制度重构和社会保障权利复归为核心赋予农民工权利资本,以教育和培训为途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以社会关系重建和组织网络形成为基础培育农民工社会资本,才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及其健康效应探究

基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在我国城市化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的浪潮之下,新一代的农民工在对我国城乡的认同方面有别于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这批农民工主要在城乡之间进行徘徊,在城市文化的逐渐熏陶下已经无法适应农村地区的生活方式,而且对于乡村地区的情感认同以及心理上的依恋正逐渐减弱;受到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方面、生活习惯方面、社会资本方面、人力资本方面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还未完全构建对城市方面的认同感,导致其无法融入城市又难以融入农村。本文主要对农民工目前社会融入方面的情况和阻碍其社会融入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寻找出突破困境的相应措施,进而促进其社会融入。     

农民工乡村社会资本的特点及其进城社会资本的缺失补救

本文论述了农民工乡村社会资本的特点及其进城社会资本缺失的补救.目前与农民工有关的城市社会资本主要是一些政府部门有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农民工很难利用,农民工进城社会资本严重缺失.补救办法;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引导;除政府组织外,倡议建立一些帮助农民工的社会组织;鼓励发展一些服务农民工的非政府组织.     

风险规避、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距离的影响

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务工距离的重要因素,而风险规避与社会资本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不考虑这一相关性会导致社会资本对务工距离影响的估计结果产生较大偏误。本文选择农民工所在家族外出务工人数和家族是否有祠堂两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利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测度农民工的风险规避程度,并将两者同时引入有序Probit模型,基于全国8省24县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风险规避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距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规避程度越强的农民工,其务工距离越近;外出务工具有"同群效应",农民工所在家族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其远距离务工的概率越高;家族祠堂具有"社会网络效应",家族有祠堂的农民工倾向于远距离务工。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论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支持:主体的视角

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处于一种困顿状态,焦点是如何建构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支持系统。流行的制度变迁思路,不是没有完全体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需要,就是没有准确反映农民工市民化地方主导的权力格局,因而在实践中不受重视。从主体的视角与人的社会生存的假设出发,可以发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支持系统,实际是由四部分构成的,即:平等的政策支持,平衡的政策支持,统一的政策支持与发展的政策支持。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及其工资效应——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增加劳动供给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1~2016年微观数据,基于城市规模视角分析了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工资效应的差别。研究发现: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错配比例越高;中小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呈现工资嘉赏效应,大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以工资惩罚为主;而教育不足对农民工工资则普遍存在负向影响。农民工教育与职业不匹配对工资影响的理论机制表明,中小城市支持人力资本理论模型,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支持分配理论模型。这意味着,农民工在中小城市表现出学历越高人力资本回报越高的特点;而在大城市,教育与职业适配则更为重要。因此,改善城市层面的教育-职业的适配性,让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和工作转换,进一步增强城市间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是相关政策调节的重点。     

城市文化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入

农民工是我国在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衍生出的一种特殊群体,构成农民工主要要素有:农村户籍、具有土地承包权、从事非土地生产劳动、生活主要收入来源为工资[1]。"农民工"这种特殊群体主要就是游离农村和城市之间,甚至成为农村和城市的"边缘群体",因此可知农民工很好的融入城市中还面临很大的困难。本文针对农民工在城市融合中面临的困难进行研究,提出农民工难与城市融合的根本要素就是缺失文化资本。因此,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为累计文化资本。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

社会理性是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重要动力机制。本文利用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研究假说并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社会理性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异性朋友数对其配偶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子女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满足核心家庭成员生理或情感上"失依"的需求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二,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亲属规模对其配偶随迁和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强化亲缘关系支持、构建城市社会网络支点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三,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对其配偶随迁、子女随迁、随迁子女数和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用脚投票"寻求与城市居民同等身份待遇、摆脱城乡二元体制排斥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四,农民工对家庭团聚需求未满足状况的感知对其配偶随迁与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缓解家庭伦理规范对其身份"合宜性"压力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逻辑是迁移者"社会人"假定的有力证据,也预示着迁移行为范式由一元经济理性走向以社会理性为突出特征的多元理性。     

新生代农民工“可行能力”与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

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其社会发展权的重要内容。文章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视角,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能力",从个人期望、健康能力、经济机会、参与能力、社会权利五个维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融入期望高但相对剥夺感较强,健康能力因长期高强度劳动而弱化,经济收入尚可但就业机会不平等,主动性社会参与机会少且组织生活边缘化,社会权益保障因城身份边缘化而无法实现。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如何破局,必须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形成整体性"合力",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可行能力"。     

多元社会支持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影响的追踪研究——基于湖南返乡农民工的调查

就业是民生之本,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备受学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对湖南675名返乡农民工以及其中413名实现再就业的返乡农民工追踪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等方法,对多元社会支持与返乡农民工再就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作搜索意向和主动性人格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非正式支持、正式服务对工作搜索意向、工作搜索强度具有正向影响;货币福利对工作搜索意向、工作搜索强度影响不显著;工作搜索意向在非正式支持和工作搜索强度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在正式服务与工作搜索强度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主动性人格在工作搜索强度与再就业质量、工作满意感之间具有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