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会驱动劳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发生转变，进而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共同富裕目标；员工规模的扩大、员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而对管理层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相比数字技术实践应用，底层数字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相比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为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争议提供证据，同时也对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提供参考。     

遏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思路

1·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统筹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这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措施。2·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按照要素的贡献率确定相应的报酬,同时在再分配环节要加强和改善对初次分配结果的宏观调控,通过改革、调整个人所得税制度(特别是加大对富人的税率和征税力度)、增加公共支…     

现阶段我国四大生产要素作用浅析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渐进式改革,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各种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问题以及要素所有者的报酬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部应该得到保护”;“放手让一切合法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充分体现了新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重大发展,同时也是我们探索新形势下收入分配机制的理论依据。     

公务员非劳动收入的经济学分析

公务员的非劳动收入是比较多的，其中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文章首先对公务员的非劳动收入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然后研究了公务员非劳动收入的经济效用，而后进一步分析了公务员非劳动收入的成本收益。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相应建议。     

现价段我国四大生产要素作用浅析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渐进式改革,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各种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问题以及要素所有者的报酬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放手让一切合法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充分体现了新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重大发展,同时也是我们探索新形势下收入分配机制的理论依据。     

关于分配的若干有争议问题的看法

在研究我国现阶段分配问题时应该重视研究劳动所得,不应把重点放在非劳动收入上,劳动所得可以通过按劳分配获得,也可以通过按要素分配获得。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不等于按生产要素分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中的“贡献”是指对使用价值生产的贡献,不能用分配工作的具体形式的某些共同性模糊不同分配方式的根本区别。     

十六大报告说：“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内涵？

劳动收入是各类劳动者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各种报酬。从城镇看，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中从业人员，其劳动收入主要是工薪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各种津贴、补贴等。从农村看，劳动收入是指农民通过劳动收入获得的收入，包括出售生产的各种劳动产品获得的收入等。非劳动收入是指通过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收入，其中资本要素获得的收入有股金分红、利息等，技术要素获得的收入有技术股份分红、出售专利所得等，经营管理要素获得的收入主要是通过股权激励方式获得的股份分红等。一切劳动者的收入是劳动所获得的报酬，而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的收入是一种混合收入，包括劳动收入、经营管理收入、资本要素收入等，只要不违法，就是合法收入。     

论社会主文分配原则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改革

我国国有企业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分配方式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国企高管与广大普通员工一样也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应该毫无例外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国企高管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允许在不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对其实施一定程度的薪酬激励.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管理劳动一般和管理劳动特殊二者之间的关系,准确区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者的劳动收入和剥削收入,是制定国企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前提和理论依据.我国国企高管的奖励和津贴数额如果超出管理劳动应得的报酬过多,就会导致其劳动的异化,其本质也是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因此,应该将国企高管收入限定在倍加的简单劳动获得工资的基础上加上适当的津贴和奖励,使之符合按劳分配原则.     

劳动收入份额、内外环境与企业绩效

分群体探索收入分配影响后果是合理构建收入分配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以199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微观视角探索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后果。研究发现，在激励效应和成本效应共同作用下，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呈非线性关系，且当前成本效应占主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成本效应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劳动保护通过激励效应缓解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高管过度自信放大成本效应使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缓解成本效应从而能够缓释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绩效；随着时间推移，创新有助于缓和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从员工管理、企业发展战略角度为企业应对劳动成本上升提供相关建议，从微观层面为国家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新参考。     

困境与突破: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争论的深层思考

本文对劳动价值论争论的逻辑走向进行了认真梳理,对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进行了认真甄别.认为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核心质点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或用政治经济学术语通俗地表述的"按劳分配";而私营企业主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问题,则只有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准确理解的基础上,立足于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相统一的原理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     

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及其保护——学习十六大报告体会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都应该得到保护。”这是我们党的代表大会首次将“非劳动收入”与“劳动收入”相提并论。文章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对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进行界定 ,并从五个方面论述如何对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进行保护     

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新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将合法的劳动收入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相提并论，并指出“对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得到保护”。这是我们党在新世纪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这一理论创新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是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还是现阶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现实需要。     

流通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劳动收入是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直接体现，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优化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和推动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重要举措之一。市场经济的流通过程是商品交换关系的集中领域，关乎商品价值及其背后不同所有者经济利益的实现与协调，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流通业发展为视角，考察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进一步考察了国有资本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流通业发展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但当流通领域国有资本占比超过一定限度后，上述提升作用会减弱；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干预程度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高低会影响流通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创新现代流通体系、推动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政策启示。     

公务员非劳动收入的经济学分析

公务员的非劳动收入是比较多的,其中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文章首先对公务员的非劳动收入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然后研究了公务员非劳动收入的经济效用,而后进一步分析了公务员非劳动收入的成本收益。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相应建议。     

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是否会降低企业绩效

本文旨在考察劳动收入占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通过理论模型构建,选取1998—2018年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不同时间段、地区、企业性质、人均资本水平等方面对劳动收入比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从中可以看到：在上市公司的制造企业层面,劳动收入占比明显偏低,劳动收入占比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并存在时间、地区、企业性质、人均资本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劳动收入占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劳动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影响企业产出,进而影响资本收益率;二是通过分配机制影响资本获得相对收入的多少,进而影响资本的收益率。为了促进劳动收入占比与企业发展有效平衡,要大力提高劳动要素的议价能力,纠正简单将劳动收入占比与企业绩效二者对立的观点,并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环境变化合理处理二者关系。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效应仍处于探索阶段，且定量评估不足，缺少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Acemoglu&Restrepo(2018)的人工智能技术模型，并引入行业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对称性变动，从智能渗透和边界延展两方面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与技能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理，并通过2003—2020年中国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技能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2)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显著大于对高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3)人工智能通过提升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水平增加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缘何失衡

一、原因１．工资总额小于劳动收入，同时基金征缴率明显偏低，基金收入大打折扣。工资总额是社会保险费的基石，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工资总额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劳动收入非工资化、非货币化程度高，工资总额大大少于劳动收入；第二，社会保险制度核定的缴费工资额小于工资总额。在我国，劳动收入包括实物收入和货币收入。货币收入又包括政府统计口径的工资总额和非工资收入。虽然政府规定工资总额由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收入组成，但企业会以种种名义发放不统计在“工资总额”内的收入，形成一部分非工资收入。这样…     

“不劳而获”与“非劳动收入”

在私有制社会 ,非劳动收入是剥削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不是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 ,有产者是剥削者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私营企业主既是有产者 ,又是劳动者 ,既有劳动收入 ,又有非劳动收入 ,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不能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统一的分配形式--与石建水博士商榷

劳动者按劳动力价值所得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获得收入的重要途径，体现私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既不能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统一的分配方式，也不可能成为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既然所有制形式是混合的，由所有制形式所决定的分配形式也必然是混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内部必然存在多种分配形式，公有资本占支配地位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必然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反之则是按要素分配为主体。即使是同一劳动者，他的收入来源也可能是多种渠道，一部分是按劳分配所得，一部分是投资收益，关键看劳动者收入中各收入来源的比重，如果劳动收入是主要收入来源，那么劳动者个人收入就应该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