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准自然实验,在梳理政府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7—201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行业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政府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上结论能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及助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关启示。     

数字经济如何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机制、模式选择与推进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导战略和主要任务，而数字经济的不断创新演化发展成为驱动企业要素转型与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具备全新的内在驱动机制，包括数据要素形成全新的生产要素、以数字创新形成全新的生产动能、以新的交易机制实现交易成本节约效应以及以全新的组织学习与知识获取方式形成知识创新机制。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形成研发赋能模式（开放式创新与用户创新）、制造赋能模式（智能制造）、组织管理赋能模式（组织交互数字化重构）、价值链赋能模式（全球价值链升级）等多重模式。但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依然在数据要素市场、企业数字化转型认知、数字人才体系以及数字治理政策体系等层面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未来，深化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逐步构建面向“要素—制度—人才—政策—治理”的五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实现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

服务业综合改革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等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率、增加专利申请数量、提高服务转型程度3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服务转型与产品创新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互补效应研究

基于复合基础观,以2013-2018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索服务转型与产品创新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互补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客户导向服务转型与突破式创新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互补效应;产品导向服务转型与渐进式创新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互补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将研究扩展至企业成长的动态视角,发...     

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且这一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另外,对处于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的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经济效应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两业融合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被视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已成为助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从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采用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数字经济、两业融合程度及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相比于数字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影响更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确能有效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并以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驱动作用,而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两业融合的推动力度更强。本文最后从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激发两业融合动能以及推进制造业区域数字化协调发展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鲜有文献从微观层面客观评价该试点政策的企业生产率效应。研究以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探讨了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高辖区内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有效。此外,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可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途径作用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试点政策的正向影响效果也因企业所有制特征、行业特征、城市特征不同而产生差异。研究结论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提供了经验参考。     

制造业企业国际化是否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基于上市公司的面板分位数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国际化能否提高企业生产率?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探讨企业国际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财务绩效等微观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国际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倒U形关系,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财务绩效影响不显著。短期内国际化战略未提升直观可见的企业财务绩效,但企业不应过分看重眼前得失,国际化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生产率提升一方面使企业更具竞争力,另一方面契合当前中国加快经济转型、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     

经营性负债、金融周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面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金融周期波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问题的关键。使用2003—2018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尝试将金融周期因素引入模型后发现,经营性负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地,金融周期因素对经营性负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存在逆向调节作用。该结论可能提供了一个新的决策视角：企业应该客观地看待有关金融周期波动机制及其前瞻信号,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合适的经营管理和投融资决策来提升经营和管理水平;对于监管机构而言,应深化金融监管,创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金融环境,从而使企业更好地应对金融周期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化已成为当下企业最重要的战略,但数字化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尚存争议。基于上市公司及其一级控股子公司与数字化相关的无形资产投入、专利、软件著作权数量和年报词频等数据,构建包含投入、成果、关注度三维度的数字化水平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度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字化水平。然后,检验企业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总体数字化水平波动上升,呈现国有企业快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快于中西部地区,信息技术行业快于其他行业;数字化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沟通效率、增强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大客户依赖以及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等四项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非国有性质、强竞争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政府补贴、数字普惠金融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11—2018年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渐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正向调节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作用越强,当数字普惠金融高于第二道门槛值时,政府补贴的激励作用最强。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对于小规模企业、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来说这种调节效应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该依据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实施差异化补贴政策,最大化政策实施效果。     

杠杆率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企业和地区异质性的视角

提升企业效率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2014-2018年的创业板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企业效率的主要衡量指标,从多个角度实证分析了企业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式和作用程度.研究表明:企业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主要来源于民营企业,而在国有企业则呈U型,且影响十分微弱...     

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随着大数据与5G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发展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总体的发展质量,数字经济如何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值得探究。从理论机理上看,数字经济将创新成果和创新源泉融于实体经济中,以新一代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变革,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分工的演进,另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发展速度持续提升,但仍然存在数字意识薄弱、数据碎片化、转型服务供给不足、信用评估体系不健全、人才供给不足、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数字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应从数字经济发挥支持作用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与政策机制出发,通过完善数字基础建设、加强数字核心技术供给、加强数字治理制度供给、完善信用评估体系、加强数字化素养教育等路径,推动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行业进入壁垒与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保护还是抑制?

基于2000—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相关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行业进入壁垒对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行业进入壁垒对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抑制效应,并对生产率分布两端行业的负面影响较大,呈"U"型结构;行业进入壁垒存在国有文化企业保护倾向,其对国有文化企业生产率具有不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对非国有文化企业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以文化企业补贴渠道存在的行业进入壁垒,不利于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由市场自发形成的市场壁垒能够提升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些研究成果为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实施推广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地区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平衡提供了政策启示。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方法与路径研究

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驱动的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正在对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产生重要影响。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加快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应用水平总体上还很低,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够深刻,没有形成整体的转型思路和方法。对此,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业务的转型和创新,最终重构整个企业的商业模式、运营模式、服务模式,甚至重构组织和文化。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通过明确数字化转型规划、评估数字化现状、分析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主攻智能制造等措施积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其自生能力的影响机制——基于汽车制造业会计核算等式的研究

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其自生能力提升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基于会计核算等式,研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其自生能力的作用机制。运用2008—2021年中国240家汽车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其自生能力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在机制分析中,发现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自生能力。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其自生能力的作用效果显著低于民营企业;中游和下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其自生能力的作用效果显著低于上游企业和汽车芯片生产企业。为有效增强企业自生能力,需要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构建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提高金融中介机构对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缓解企业融资成本。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力：契机还是危机?——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竞争力来说是一次发展的契机还是一场危机?利用2010—2020年上市企业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总体上,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企业竞争力水平的提升;(2)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促进企业竞争力水平提升,也会加剧企业财务困境而降低企业竞争力水平;(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对大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大于小型企业;(4)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竞争力存在倒U型关系,财务困境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据此提出建议：政府应该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发展,助力弱势企业数字化转型,重视数字化转型风险,进而化危为机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已逐步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基于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GML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并对它在区域层面上的不同表现进行了测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四大经济区域间存在明显异质性,其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有显著影响,在东北地区作用不显著。基于此,各级政府应坚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合理统筹区域数字经济布局,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进而实现经济的绿色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