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合作:基于“合作理性”的动力分析与思考

区域合作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普遍形式,区域合作的逻辑起点在于有别于“经济人”理性的“合作理性”.在市场层面,长三角区域合作动力源主要来自市场利益主体的理性选择,合作博弈所达成的“共同利益最大化”成为区域合作的基点;在政府层面,区域合作的动力来自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推动区域合作的动机,既有来自自身利益(包括地方利益)的追求,也有来自其承担的政治和社会责任,政府的推动和干预会导致区域合作的双重后果.通过区域善治式政府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是长三角区域合作的理想状态,建立平等对话、多元参与和矛盾仲裁等机制对完善区域政府合作至关重要.能否将市场动力和政府推力有机整合,形成目标一致的驱动合力成为长三角区域合作成败的关键.     

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

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即没有工作保障,缺少福利和不受国家劳动法保护的劳工）已占今天2．83亿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中的1．68亿,比正规就业人员要多出一倍半。但是,今目的中国国家统计机构尚未真正正视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统计。其部分原因是当前的主流经济（以及社会）理论——即主要来自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二元经济”理论、“三部门理论”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理论——的误导。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50年代和60年代风行美国的“现代化”模式。本文扼要论述该模式的关键论点,进而回顾70年代和80年代发展经济学“革命”中有关学者对其所作的批评,以及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新保守主义领导下进行的“反革命”辩驳,重在揭示论争双方的意识形态化偏颇,并突出各自的洞见,提倡适当结合双方正确的见解,由此建立去意识形态化的理论观点,以助于理解今天非正规经济的现实。     

《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西方学者对话(五)》导言

这个专题讨论是我们"中西方学者对话"的第五轮,聚焦于中国发展方向的问题.第一篇是我自己的文章,着重讨论盈利性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以及政府的角色.当今在经济学领域占据霸权话语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国有公司只可能是低效的,必须私有化,其认识前提是国家越少干预市场"看不见的手"越好.中国的发展经验显示的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开始,到90年代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下给予私营企业的优惠和补贴,到本世纪00年代经过改革的国企,地方和中央的公司以及政府的行为一直都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私营企业的兴起并驾齐驱.但政府行为同时也是涵盖大多数人的二等"非正规"(即没有国家法律保护和没有或只有低度社会保障的)经济和只纳入少数人的头等"正规经济"之间日益严峻差别的根源.当前的状况迫切要求国家把国营公司的利润用于社会福利和公益(而不是由少数开发商和官员占有).这不仅是为了社会公正,也是为了借助扩大内需来推进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那样,才能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实在在的含义.     

金融可得性、融资成本与法律实施

转型中国常被作为缺乏法律有效支持的情况下取得巨大经济成功的例子,也被作为“法律的有效实施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获得融资”这个命题的例外.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经济成功主要是那些非正规部门推动的,这些部门的企业却主要依赖于长期关系、声誉维持的非正规融资;二是许多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的融资来自国企的金融资源漏损,这种漏损是非法的.如果长期关系和声誉、甚至非法漏损在融资中扮演重要角色,法律的作用要么不显著,要么为负.本文利用微观的企业融资数据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后发现,全部的企业样本证明法律有利于企业融资,局部的融资困难的民营企业样本,甚至参与腐败的企业样本同样支持法律的有效性命题;我们以信任作为长期关系的代理变量,考察了正式的法律制度、非正式的长期关系及其交互作用,发现法律与长期关系中的信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都有利于企业融资;民营企业、金融可得性差的企业更容易参与金融腐败,外资企业更不容易参与金融腐败.     

转型时期农村非正规金融生成逻辑的理论分析——兼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现象的解释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外在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强行介入,并造成农村正规金融组织的低效率以及市场规模的萎缩;其产生的内生性原因则在于农村中长期积淀的乡土文化能有效的解决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及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形成并强化的理论解释必须依赖于中国现实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强行介入和农村乡土文化的历史积淀这两个关键性变量.将政府介入和乡土文化这两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进行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对农村金融的进一步改革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影响了民营企业负债融资吗?——来自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以《物权法》出台为标志的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如何影响企业负债融资。实证结果表明,《物权法》出台之后,与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相比,固定资产所占比例较低企业的流动性负债和总负债都增长得更快。进一步研究发现:(1)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流动性负债的提升效应主要由商业信用增加驱动,企业短期借款没有显著变化;(2)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长期负债产生了显著的滞后增长效应,其作用机理在于,法律改革通过推动商业信用这一非正规金融工具快速发展来撬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对企业的长期放贷。本文基于中国新兴转轨经济实践的经验研究,识别出法律影响金融的因果关系,并厘清了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产生的经济效应及作用机理,为"法与金融"领域提供了新证据,对进一步完善法律以有效促进金融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基于环境规制视阈的企业环境责任缺失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也越来越突出。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者,这是企业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和企业典型的经济理性,使得企业并不会有效内化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外部成本。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表现,也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这需要政府的介入,实施环境规制。但政府并非是完美的,在环境规制过程中出现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和政府行为的外部性等现象,这也是地方放政府“经济理性”的表现。其互动结果使得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所谓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成为企业环境污染的保护伞,这是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从而进一步造成环境责任的缺失。     

还国有企业的本来面目

中国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背上了沉重的社会负担,成为参与市场经济竞争重大包袱,现在看来是相当不公平的。 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负担?我个人简单的看法就是国有企业内部超经济的人和超经济的事。政企不分、企事不分是造成国有企业社会负担的根本原因。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最主要的问题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社会负担重的地方,地方财政往往不景气,政府常常在一些必须由社会或政府承担的项目上推来推去。而一些来钱的项目或工程,地方政府千方百计的变相参与。结果,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政府不象政府,企业不象企业”。因此,必须结合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以法律的形式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否则改革可能陷入按下葫芦又起瓢的不彻底状态。     

确保“国有资本退出”的公正和效益

在当前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有资产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是改革的重要举措。特别是随着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关系，由原来的“分级管理权”变为了现在的“分级产权”，地方政府主要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中小型企业行使产权，其“退出”的需求更为迫切。     

非正规部门竞争、政治寻租与新创企业市场创新

市场创新是新创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然而新兴经济体背景下新创企业的市场创新受到多种特定因素的影响。基于制度基础观,利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非正规部门竞争和政治寻租对新创企业市场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正规部门竞争和政治寻租均对新创企业的市场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政治寻租未强化非正规部门竞争对企业市场创新的正向影响;非正规竞争导致的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并非是引致新创企业进行政治寻租的主要原因,资金需求和躲避严苛繁琐的政府管制的需要是引诱企业参与政治寻租的主要原因。因此,政策制定者不必过分担忧非正规部门竞争对新创企业的负面影响,而应通过推进企业注册登记便利化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逐步消除非正规经济;要通过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和简政放权消除企业寻租的动机。     

财政资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研究

“十二五”时期,我国将着重加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建设。如何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点。通过分析研究外国财政资金史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做法和机制,同时梳理和总结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现有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做法和机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若干政策和建议。     

Between plan and market: The role of the local sector in post-mao China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long been characterized by multilevel planning, with local governments controlling nearly half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and allocating substantial resources.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local governments, market reforms have not brought a straight-forward transfer of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economic agents. Instead, there has been a good deal of “leakage” in the reform process, with local governments retaining and even expanding control over enterprises through a variety of informal mechanisms, as well as through their control over geographically immobile factor resources.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local sector and how market reforms have affected it.     

制度-垄断地租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

竞争性地方政府作为改革以来形成的重要制度形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本文不仅承续了既有文献中将地方政府的经济动机归于租金,并将土地财政视为地方政府利用租金开展战略投资的观点,而且试图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进一步发展这一观点。为此我们对租金的生产性利用和国家的经济作用的关系做了初步探讨,并将大卫·哈维的制度-垄断地租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围绕营建环境的投资活动。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地方政府在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战略投资中,充当了租金的生产性分配者和使用者的角色,并因之嵌入了原本由企业之间的竞争所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形成了中国经济特有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双重结构,从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造就了世所罕见的高投资率,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以宁波为例分析

出口信用保险是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贸易促进措施,是各国政府支持出口、防范收汇风险的国际通行做法。目前,出口信用保险已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支持出口的一个重要手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起步晚,发展比较落后。存在着较多问题。因此,从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现状出发,分析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提出相应对策,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进一步发展,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支持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理论及管理方式探讨

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具备其理论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也逐步具备了自行发债的条件。中央决定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对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完善我国的财税体制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其中也存在一些潜在问题,比如监督机制不完善、隐性债务规模巨大等。合理确定地方债的发债规模,科学编制地方债的使用计划以及完善地方债的信息披露与监督机制,将有利于构建我国良好的地方债管理体制。     

土地财政制度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动态系统GMM模型,运用Stata软件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对2009—2015年中国15个大中城市房价水平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维持地方财政,土地财政是导致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2）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房企共同经营土地,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做大土地财政拉动地方经济。（3）中央政府选择有利于中央政府效用水平增加的经济发展方式。所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房企会形成经济增长联盟共同推动房价上涨。（4）房企行为对土地财政导致的高房价具有放大效应,且作用效果在东部、中西部地区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本文的贡献是发现了房企行为与土地财政、房价上涨之间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为找到缓解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措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地方政府视角下的小微企业政策支持体系构建

小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小微企业处于弱势地位,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成本高、用工荒、融资难、税负重等诸多问题。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需要突破体制障碍,在政策上得到支持。当前,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小微企业扶持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各级地方政府要结合上级政策的贯彻落实,采取更加强有力的配套政策措施,加强小微企业政策扶持;各省市财政、税务、金融、科技与公共服务等多个部门,应共同推动对小微企业扶持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落实。     

国际化扩张促进跨国企业绿色创新了吗——环境规制与行业规范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扩张对企业创新转型具有重要影响,聚焦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组织学习理论与制度理论,考察国际化扩张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国际化扩张能够为跨国企业带来创新红利,有效促进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强化两者间的正向关系,行业规范则在两者间起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和国有跨国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加显著,绿色环保政策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激励作用,能够引导跨国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广东跨国企业人力资源战略分析

中国加入WTO已经10年,在这10年的时间里,跨国企业经历了一个在中国设立和发展的高潮,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也是跨国企业设立总部和开设分公司的必争之地。经济的全球化和成本转移,使得大部分跨国公司不断调整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在全球企业管理模式的发展中,人力资源逐渐被提到更高的层次,企业在考虑其发展战略的同时,一定会将人力资源战略作为公司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关键部分来考虑。以广东的跨国企业来讨论,从业者素质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日渐成熟、来自本土企业对于人才的竞争、跨国企业自身员工发展的瓶颈和员工归属感需要,都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主要从跨国企业面临的情况分析,结合广东地区市场的特点,来探讨跨国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提出解决和改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