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的激励机制

风险投资中存在各种较高的风险,其中包括企业家的道德风险.如何有效控制道德风险,提升风险投资的效率?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或治理结构来激励创业企业家,使其努力工作?从效用、投资阶段、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等角度,分析了风险投资家对创业企业家实行的正反向激励机制.     

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公司治理机制的整合

本文在企业家 (控制性投资者 )道德风险的框架下 ,探讨了内部和外部控制系统及其整合对降低由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产生的代理成本的作用。我们证明 ,外部控制系统的存在 ,将使内部控制系统的监督功能加强 ,从而使公司治理机制整体形成对企业家道德风险行为的有效约束。当企业家与分散投资者所签订的合约满足企业家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时 ,内部和外部控制系统表现为互补关系 ;否则 ,只有外部控制系统发挥作用 ,而不需要引入内部控制系统。因而二者的关系不是公司治理现有文献所认为的简单的单调关系     

化解道德风险问题的风险资本分阶段投资策略

由于风险投资存在因信息严重不对称而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风险投资家就采用资本分阶段注入这一强有力的控制机制来收集信息,监控企业进程,并保持定期退出低质投资项目的选择权,从而降低因决策不当所造成的潜在损失,并实现对风险企业家的有效激励。     

基于公平偏好下的风险企业家道德风险研究

风险企业家在向风险投资家寻求融资共同发展风险项目的过程中表现出有限理性,具有公平偏好心理,其往往因为嫉妒心理而影响到自身的努力水平,这样,风险投资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不可避免,进而会损害到风险投资家的利益。本文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通过设计针对具有公平偏好的风险企业家的有效激励机制,以此来分析和防范公平偏好心理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家应尽可能选择公平偏好程度较小的风险企业家作为投资对象,以减少或规避风险投资市场中的道德风险。     

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与征地制度的重大缺陷

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在"三农"制度变迁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转型时期农民的贫困主要是制度性贫困.征地制度已经成为农民资产流失的最大渠道,它对农民的掠夺已经超过了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剪刀差".地方政府道德风险造成征地制度的生态环境恶化.解决"三农"难题必须防范和减少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要创新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全国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激励相容.现实的对策是采取有力措施,壮大农民工的力量,扩大农民的消费者主权.     

国有企业经营者负激励机制设计--"油锅合同"模型解析

文章基于心理学和委托代理理论,探讨了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现状,认为国有企业存在显性激励不足、隐性激励有余和负激励缺乏等问题.国有企业经营者显性激励不足导致其动力缺乏,而负激励缺失更导致经营者偷懒和机会主义行为.负激励的极端--"油锅合同"能够对经营者形成一种威慑,杜绝或防止经营者的道德风险,促使经营者努力工作.     

风险投资中的报酬激励问题——基于双重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

风险投资人、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使得风险投资中的代理问题较一般企业更加复杂。如何通过机制设计形成风险投资中的激励形容机制,防止严重的道德风险,对风险投资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双重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在信息不对称和线性支付契约下的最优努力水平和最优报酬支付比例问题。研究表明,报酬支付比例对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及风险投资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其中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最优报酬支付比例与风险企业家的产出呈正向变动关系,但与他们的保留效用无关。     

政府与企业家创新的进化博弈分析

政府与企业家为一对创新进行决策的博弈主体??政府制定是否激励创新的政策,企业家确定是否实施创新行为.博弈的进化性均衡是政府从制度上确保降低企业家创新的外部成本以激励企业家创新,企业家则选择持续创新以追逐创新利润.     

基于外部性的企业家创新激励

企业家作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集合体,在现代社会中作用独特。企业家创新因具有一定的外部性,成为具有局部排他性和一定竞争性的非纯公共物品。企业家创新的总外部性对社会来说是有利的,它会带来全社会创新成果的共享和福利的提高;但对于企业家而言,却是几乎以接近零的利润提供企业家创新成果,即企业家的收益很低,这使得企业家创新缺乏动力。以鲍莫尔提出的"外溢比率"为基础,以企业家双重社会角色的定位以及外部性的客观存在为前提,分析了创新激励的方向和手段。     

企业家的生成与激励约束

文章提出了关于企业家生成的分析框架和数学模型,运用它分析了国企企业家的"准企业家"属性。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国企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论我国转型期城建领域的政府利益和道德风险

在我国经济转型期,缺乏约束的地方政府由于过度谋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由此直接引发政府的道德风险,在政府利益集中的城建领域这一风险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常置公共利益于不顾,通过公共权力的运用为自身谋利。必须构建一个对地方政府和官员既有动力又有压力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尽量减少或消除政府道德风险产生的内在根源,改革不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官员勤政和廉政给予足够激励,对官员从事道德风险活动给予足够的惩戒和约束,使道德风险活动的成本大于预期收益,使政府的利益目标与社会利益趋于一致,实现官员与民众之间的激励相容,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和谐共存。     

企业家创新精神:来自企业家年龄效应的解释——基于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数据,从企业家年龄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变动,并分别采用OLS和3SLS回归,对企业家年龄与其创新精神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年龄和企业家创新精神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通过进一步测算U型拐点发现,对于50.8~52.7岁的企业家群体而言,其创新精神显著低于其他年龄分组,存在"中年创新瓶颈"的问题。因此,应推动"制度企业家"向"创新企业家"的转型,增强企业家群体的换血功能,以助力中年企业家尽快冲破"中年创新瓶颈"。     

创业投资中道德风险防范机制的探讨

创业投资中 ,创业资本家与创业家由于目标不一致和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问题。为有效防范道德风险 ,创业资本家必须设计一套有效的创业资本契约 ,约束和激励创业家。文章从激励和监控的角度并结合创业投资分阶段融资的特点 ,探讨了道德风险的防范机制     

股权激励与强化监管在规避道德风险中的作用分析

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道德风险,需要依赖股权激励和强化监管两大机制。文章将建立一个新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股权激励和强化监管两种机制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1)股权激励对提升代理人工作积极性有较好作用,但在消除道德风险上收效甚微;(2)强化监管虽然能够较好地降低上市公司的道德风险,但是容易打击管理层工作积极性,为企业带来新的问题;(3)如果企业希望在保障代理人积极性的前提下,消除部分道德风险,可以使用股权激励;(4)强化监管一般是在企业的道德风险比较严重,需要大幅降低的时候使用;(5)股权激励和强化监管应该配合使用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不宜用政治企业家概念评价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本文首先回顾了"政治企业家"概念的理论渊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点商榷意见后认为,将地方政府官员看成政治企业家、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以此来解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制度变迁是不妥当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确实参与了制度创新,甚至主导了局部制度创新。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天生的企业家精神,制度创新精神的发挥不仅受经济基础的影响,而且是特定激励相容机制的结果。只有从经济基础来理解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并给予适当的激励,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     

企业家市场供需困境及机制不健全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研究

企业家市场的形成以及企业家与资本的有效结合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有重大影响。从企业家供给角度来看,企业的失范成长环境和劣质资产未能为企业家创新提供干中学的平台,同时企业家社会诉求的多样化导致创新精神的消散,这使高素质的企业家供给短缺。从需求方面来讲,民营企业主对企业经理人的信任危机和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并存,导致企业家只能采取自建企业的方式创业。另外,我国企业家市场的正式制度不健全,未能建立普遍的制度信任,是企业家市场发育的重要制约因素。企业家市场上的供需困境严重制约了企业家与技术创新资本的结合,弱化了企业家的创新功能和企业的创新活力。     

企业家情怀、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与企业专利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等方法，从风险承担能力视角考察企业家情怀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创新激励效应对创新质量的潜在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情怀能够显著改善创新绩效；风险承担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专利，企业家情怀的创新激励主要体现在发明专利上；具有高尚情怀的企业家策略性创新倾向水平较低，企业创新质量较高；政府补助对企业家情怀的创新激励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可为大力弘扬企业家情怀，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与创新质量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马克思的企业家思想研究

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界普遍忽视或否认马克思对企业家理论的贡献,文章作者则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蕴涵着丰富的企业家思想作者在文章中,首先探讨了企业家的形成和企业家的概念。接着研究了企业家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企业家的劳动性质是复杂的人类劳动,论述了企业家的劳动创造价值,其中指挥劳动和监督劳动(企业家劳动I)再生产企业家自身的劳动力价值,创新劳动(企业家劳动Ⅱ)创造超额利润。企业家自身的劳动力价值是有界限的,而创新劳动(企业家劳动Ⅱ)创造的价值无法限量。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家的创造热情,促进企业家创造最大的价值量?马克思认为,可以通过几大机制的设置来激励企业家的创新。     

孟子“仁政”思想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委托代理的视角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一种从百姓的利益出发探讨人民和君王如何合作的理论。在这里,百姓作为委托人,政府作为代理人,百姓使政府按照其利益选择行动,百姓激励政府采取对其最有利的行动。孟子"仁政"思想的伟大在于既想到了统治者的需求,也想到了百姓的需求,并设计了双方合作方案的框架。其不足在于强烈的民本色彩使其对君王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考虑比较多,而对现实生活中的其他"道德风险",如民众的"道德风险"问题,君王的代理人——官员的"道德风险"等考虑比较少。另外,孟子更多地从保护小农经济稳定的立场考虑问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劳动力时间成本的影响,时间的变化对于资源与人的矛盾的影响等考虑不够,这影响了"仁政"思想的可操作性。     

论企业家创新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在思维活动乃至人的认识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企业家成功的因素诸多,其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基因"或"密码"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创新的问题意识.培养和激发非常规、非线形的创新的问题意识,有助于僵化的心理定势和认知习惯的改变,有助于企业家个性特质的形成,有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