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中国上市公司绩效及其持续性研究--来自汽车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0～2002年发生并购的29家中国A股汽车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指标的财务评价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衡量和检验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并购后的绩效。本研究显示,汽车行业的外资并购绩效不仅整体明显优于内资并购,而且这种业绩改善具备明显的持续性。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中国汽车产业外资并购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对外资流入的影响——来自277个城市的证据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生产和交易效率,促进外资流入,有助于实现“稳外资”战略目标。文章采用2011—2019年间27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水平对外资流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数字经济水平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外资流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政策连续、处于东部和中型规模的城市中,数字经济水平对外资流入的影响更显著。文章的发现为新时期下继续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实证依据,为“稳外资”和打通国内国外双循环提供了路径参照。     

金融业——外资金融机构提升北京市金融服务水平

1995年日本东京银行（后东京银行与三菱银行合并为东京三菱银行）在北京市设立分行，标志着北京市开始在金融领域利用外资。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和国家对金融业的管制，本行业利用外资较少，但近几年发展较快，主要特点如下：     

外资进入与资本错配——来自外资准入政策放松的证据

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利用外资准入政策放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DID模型,探讨了外资进入对资本错配的影响,并重点讨论了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显著加剧了资本错配程度,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影响机制的结果表明:外资进入的加剧资本错配效应主要来源于优惠政策引导,没有实施优惠政策的外资进入反而能够改善资本错配;外资进入在不同效率企业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导致在位企业生产率分布的扩散,从而加剧了资本错配;外资进入会增强不同效率企业的生存能力,低效率企业并不会受到竞争效应而退出市场,进而导致企业生产率的分布不会趋于收敛,不利于改善资本错配。结论表明,政府在促进外资准入方面应该有所限制,应该以不造成资本错配为重要原则,即外资准入配套的优惠政策应该更加精准定位。     

外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华区位选择研究——基于Logit模型的实证研究

2006年年底中国放宽了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外资不断深入落后的农村金融市场,这和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撤出的现象相悖。经统计发现外资主要是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县级市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2006～2010年的数据进行Logit模型分析,发现市场发展潜力、追随客户、人力资源和优惠政策等是外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选址时考虑的因素,而市场规模和集聚效应无显著影响。各地区应充分挖掘当地农村的优势发展农村经济、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完善引资的鼓励和监督政策。     

外资溢出对中国私营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来自普查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中国私营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对吸收外资溢出的影响。我们发现：（1）企业层面外资份额及其控股与否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随生产率水平递增;（2）私营企业存在着吸收外资水平溢出和后向溢出的生产率“门槛”效应,即吸收能力的差别;（3）下游外资控股企业的溢出促进了上游大部分私营企业的生产率,而非外资控股的合资企业则对上游生产率较低的私营企业有负的净效应。私营企业面临的外资竞争格局正从各方面形成,而私营部门内部生产能力分化也日渐明显。     

民营化、外资股东和嵌入性:来自中国的证据

与传统经济学研究以代理理论为主对民营化的讨论不同,本文通过整合演进理论、制度理论和代理理论,研究了民营化企业改进绩效必须解决的组织和管理问题。以2001年经历了民营化并且在1998～2003年间持续运营的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外资股东参与的民营化企业更有可能改进治理结构,进行组织学习和资源能力的培养。但是,这种关系会受到改制企业组织和制度嵌入性的影响。因此,如何管理好组织和制度嵌入性的双重影响,是影响民营化企业改制后绩效改善的关键。     

外资溢出对中国私营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来自普查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中国私营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对吸收外资溢出的影响。我们发现:(1)企业层面外资份额及其控股与否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随生产率水平递增;(2)私营企业存在着吸收外资水平溢出和后向溢出的生产率"门槛"效应,即吸收能力的差别;(3)下游外资控股企业的溢出促进了上游大部分私营企业的生产率,而非外资控股的合资企业则对上游生产率较低的私营企业有负的净效应。私营企业面临的外资竞争格局正从各方面形成,而私营部门内部生产能力分化也日渐明显。     

禀赋不均、信任水平与财富增长——来自实验经济学的证据

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容易被忽视却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而信任水平的下降不利于社会发展与财富增长。本文运用实验经济学方法,通过在动态的信任博弈实验中引入一个真实努力任务,研究了不同来源和不同程度的禀赋不均对信任水平的影响,进而考察了不同形式的禀赋不均是否通过信任传导机制造成了不同速度的财富增长和新的财富分布。本文的实验结果发现,相比于完全平等的初始禀赋分布,当初始禀赋分布存在较低程度的不平等时,平均信任水平较高且财富增长较快。但初始的禀赋不平等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时,平均信任水平和财富增长速度会显著下降。同时,当初始禀赋存在不平等时,基尼系数会自发地降低,当按劳分配的机制造成的初始禀赋差距过大时,就会抑制基尼系数的自发调节。当且仅当初始禀赋差距过高时,禀赋不平等的来源会影响财富差距的调整。     

外资对中国真的是利大于弊吗？——基于中国26个省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6个省、直辖市自1993—2007年的经济、金融的面板数据,通过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对流入中国的外资规模和吸引外资的因素、中国资本市场的扭曲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发现,流入中国的外资除了受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理论所关注的因素影响外,中国资本市场的扭曲对于吸引外资的流入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证券投资的盈余管理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作为波动性较强的资产,证券投资本身就是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比较有利的工具,公允价值计量为上市公司利用政券投资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与大牛市的背景下,证券投资收益为参与证券投资的上市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本文选取了2007年578家持有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其盈余管理现象及动机,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经济因素与规模因素后,上市公司在2007年利用证券投资收益进行了盈余管理,其动机是为了"扭亏"和"平滑利润".     

外资进入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吗?——来自中国282个地级市金融发展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金融发展视角探讨外资进入是否导致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在分析金融发展约束下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融资效率、风险投资和价值发现渠道制约外资技术溢出,外资进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特别是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外资进入显著地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考虑内生性和动态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文章还发现,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金融发展仍未达到外资进入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最优水平。研究结论可对于“十四五”规划期间推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启示。     

外资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以上海市为例

本文揭示大量外资涌入我国房地产市场动因、及其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机制，便于国家出台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加强对房地产行业外资的管理，保证房地产市场以致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     

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采用2004年广东省城市居民调查数据,本文发现,个人因素、社区因素、社会因素都显著影响了居民自身的社会信任水平。年龄越大、单身、有除工作外的其它收入来源、有宗教信仰、担任管理人员、职业变动越少、越乐观、对生活或工作的满意度越高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次,日常所讲语言不是其所在城市最通行语言、在出现经济困难时得到过街坊邻居、居委会或街道办的帮助、在本市居住的时间越长、在18岁之前就居住在本市、出生地在本省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第三,对政府、媒体、消费者协会的评价越高以及对工会组织评价越低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此外,居民的各种信任分布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我们的研究为建设诚信社会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信任发展视角: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不仅需要个体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稳定和谐的社区建设、政府治理的改善、媒体作用的发挥以及消费者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成长。     

内部人交易与股票市场回报——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自2007年6月1日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的公开市场交易行为。本文的结论表明,在实施了内部人交易监管法规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人依然能够利用私有信息在二级市场上赚取超额收益。当内部人购买或出售公司股票时,股票市场都会出现异常反应。而这些超额收益的大小直接受到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企业是否为国有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越差,则内部人赚取的超额收益越多。依据上述结论,笔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七个行业的比较

外资技术溢出效应随着外资技术活动的数量或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对七个工业细分行业的计量分析表明:七个行业中,外资技术溢出弹性统计显著的行业有五个,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总体上是正的,但行业间差异很大。     

政治关系、信任担保与独立审计需求——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以信任关系构建为出发点,阐述了企业政治关系对外部独立审计的替代效应,然后给出了中国民营上市企业2003—2008年的证据。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无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没有高质量审计需求,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审计质量更低;作为审计风险的应对,审计师则对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上市企业收取了风险溢价。本文研究结论表明,政治关系是中国资本市场独立审计的一种替代机制,外部独立审计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有待于法律法规等市场配套措施的建设及其完善。     

利率衍生产品需求研究:来自中国金融机构的证据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机构对利率衍生产品的需求特性,久期错配程度和资产规模对金融机构的利率衍生产品需求具有正向作用,而资本水平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利率衍生产品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上述因素的影响也体现在中国金融机构对利率衍生产品的需求上,但与理论分析及国外的相关实证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的利率衍生产品需求与久期错配程度负相关,金融机构的利率衍生产品需求不存在规模效应,资本水平对金融机构的利率衍生产品需求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这些差异文章进行了相应的解释.     

社会信任环境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研究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社会嵌入性理论的研究视角,以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社会信任资本的银行贷款效应并探讨了社会信任不足的民营企业面临银行贷款困境下的替代性融资选择。本研究突破了以往融资理论“社会零嵌入”的不足。关注非经济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拓展了以往融资理论的研究视野,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与机制对企业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