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实现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吗——基于异质环境关注视角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和微观企业数据,在重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及识别绿色创新水平的基础上,多维度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质和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激发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其重要作用机制,且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实现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发展对周围城市的绿色创新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城市、高碳排放城市、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加明显。     

税收促进服务性消费扩容提质的政策意涵与着力点

服务性消费正逐步上升为居民主导性消费,利用税收政策促进服务性消费扩容提质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题中之义。当前,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呈现替代性与收入弹性高、增长具有波动性与区域非均衡性的典型特征,主要因收入水平不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小和高质量服务供给不足所致,这意味着通过保就业与促增收来增强社会服务性消费能力、在扩中基础上提高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意愿和促进供给端转型升级是新阶段税收政策意涵。由此,助推服务性消费扩容提质的税收政策着力点为：放宽就业创业税收优惠适用条件和出台职业技能培训类服务税费支持政策以强化保就业功能;在营造良好税收环境、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税负和健全慈善税收优惠政策中实现扩中、提高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通过支持服务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业态服务业和保险服务业发展,增强税收政策对服务性消费供给转型升级的牵引效应。     

智能制造何以实现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

智能制造的实施是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重要手段,亦是兼得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借助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实施智能制造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智能制造总体上能够实现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且主要通过提高企业效率、强化内部控制水平以及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从企业、行业、地区异质性因素来看,当企业的生命周期处于成熟期、行业属性为低碳行业、位于胡焕庸线东侧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地区时,企业实施智能制造存在显著的绿色创新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智能制造的实施对同行业非试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具有溢出效应,而提高行业内实施智能制造的企业数量能够强化这种作用效果;另外,智能制造的实施对企业发展存在经济后果,企业可以借助智能制造的实施来提高绩效水平。研究结论验证了智能制造可以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对于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数字赋能、创新驱动视角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路径研究

在数字赋能、创新驱动视角下,高校通过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为祖国培育创新创业人才,为国家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本文在阐述数字赋能、创新驱动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意义基础上,探索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供给更多高素质、高水平、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与工业企业绿色发展

本文根据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直接效应减少污染物排放,显著促进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此外,产业结构、环境管制和经济发展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而城镇化则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整体呈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在区域异质性方面,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进一步扩大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推进数字基础设施节能提效、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以扩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同时通过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对策建议。     

环境信息公开、绿色金融与城市绿色创新

基于2015—2021年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环境信息公开可以通过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促进城市绿色创新,绿色金融亦能够通过提高环境信息公开水平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即环境信息公开与绿色金融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方面能够产生协同作用。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随着绿色金融的发展与创新水平的提高,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的绿色创新效应在东部城市、非省会城市、资源型城市以及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城市更为显著。     

数字创新韧性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机制及效应

提出“数字创新韧性”的内涵概念,并探讨数字创新韧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现有数字创新韧性负向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带数字创新韧性与高技术产业创新存在“U型”关系,而中西部地带数字创新韧性则起到负向作用;数字创新韧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随韧性强度增加、创新产出水平提升、研发人员增加由负转正;研发资金投入增加,数字创新韧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负向作用增大。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双碳”目标——“减排”和“增效”视角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重要一环,而数字经济以数字和信息手段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起着全面的促进作用。基于“减排”和“增效”视角,使用量化的城市层面2011—2018年数字经济指数,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如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有如下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助力碳排放量降低和碳生产率提升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且这种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弱。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推动碳排放量降低和碳生产率提升。据此,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异化的数字经济模式和释放数字经济的绿色创新力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     

利润驱动还是创新驱动?——排污权交易机制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采用200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传导渠道及其调节机制.估计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且这一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步法等检验后依然稳健;与国有企业和重污染地区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和轻污染地区企业更易受政策驱动,并且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环境管制严格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尽管排污权交易机制会缩减企业利润,但能有效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故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由二者共同驱动,且创新驱动大于利润驱动;地区环境立法和执法越严格,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研究结论厘清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企业OFDI的影响机理,对有关部门制定环保政策和合理配置资本有所裨益.     

创新型城市建设实现了企业创新的"增量提质"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创新型城市是创新人才、创新资本、创新知识等创新资源的聚集地,其发展能否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创新型国家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基于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创新企业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方法分析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研究发现:(1)创新型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对企业创新数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创新质量.(2)创新型城市建设通过改善创新环境、提高财政支持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3)从企业年龄和企业所有制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不同年龄阶段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创新数量的提升效应并无显著差异,对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初创期企业,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从企业规模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大规模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均显著高于小规模企业.研究结论验证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激励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对于助力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双化协同”机制研究

随着环境压力的日趋严峻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寄希望于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工业的有效结合来实现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双化协同”已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2009—2019年的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信息透明度推动绿色创新;(2)绿色创新通过拉动研发投入进一步拉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环境污染类型、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非重污染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为显著;(2)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创新的作用最为显著,非国有企业中绿色创新拉动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最为显著;(3)在企业成熟阶段,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强,并且影响程度在企业生命周期中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研究结论不仅为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双化协同”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探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两业融合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绿色创新是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有力支撑。为考察两业融合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首先从绿色创新意愿、绿色创新能力两视角切入,理论分析两业融合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其次,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我国2011—2020年各地区两业融合水平,并将其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两者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我国两业融合水平整体偏低,增速平缓,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第二,两业融合显著促进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后依旧成立。第三,两业融合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多种异质性。在绿色创新异质性方面,两业融合对制造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企业异质性方面,两业融合对非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南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四,提高技术整合能力、缓解融资约束是两业融合促进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主要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两业融合类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先进制造业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融合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佳,但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融合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持续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供...     

绿色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ESG表现——效应评估、机制分析与市场化条件支撑下的赋能路径

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如何影响当前企业前沿的ESG表现。实证结果发现,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驱动企业ESG表现水平提升。从异质性检验看,中央环保督察对于非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机制分析看,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主动性风险承担水平、增加企业的环境补贴强度并增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动能,从而有助于企业ESG表现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