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政策与关系型贷款——基于国有企业的视角

基于国有企业的视角，选取2005—2021年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以政府推行的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实施准自然实验，考察科技金融政策对关系型贷款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科技金融政策促进了国有企业关系型贷款的增长，且短期内较明显；政策效果存在地区和企业的异质性，中西部地区以及缺乏竞争优势的国有企业对政策反应较为显著，东部地区和拥有竞争优势的国有企业不显著；政府干预、商业信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抵御系统性风险能力的提升在科技金融政策刺激关系型贷款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

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创新驱动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科技金融是驱动微观主体创新的重要动力。本文聚焦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事实,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07-2021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与非试点地区相比,科技金融结合政策对试点地区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对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促进作用较强。     

新型创新治理政策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基于创新型试点城市政策的分析

政府政策如何有效引导企业创新一直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理论层面上,基于对政府创新政策历史演变的详细梳理,探讨了创新型试点城市政策与传统创新治理政策之间的差异,分析了试点政策如何通过优势互补和产学研合作途径影响企业创新活动。实证层面上,将发明专利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接,构建更为全面的微观样本,系统检验了创新试点政策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创新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微观企业的创新能力,表现为促进专利数量的增长和推动企业技术领域的扩展。与传统创新治理政策的主要差别在于,创新试点政策对于企业技术多样性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2)创新试点政策特有的治理理念在政策传导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中,优势互补的创新格局促进企业专利数量的增长,产学研合作的创新模式从专利数量增长和技术领域扩展两个层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3)各地区政策执行能力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政策效力最强,提升了企业的专利数量和技术多样性;中部地区的政策只能提升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西部地区的政策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没有显著影响。(4)不同类型企业的政策收益不同,国有企业受政策影响最为明显,其专利数量和技术多样性均出...     

科技金融政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果及异质性分析——基于"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以我国2011年实施的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8年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该科技金融政策对试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了探究.结论 表明:第一,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质量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作用效果.第二,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效果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第三,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实施会提高一线和二线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效率,会促进三线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质量的提升,还会推动二线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程.第四,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和提高地方金融发展水平来引导金融市场支持科技创新,是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实现路径.     

财政协同金融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模式的效果差异研究

本文通过筛选出科创板的573家科技型企业,并选取了2011～2021年的企业财务、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宏观经济等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多期DID模型,不仅对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分析,还比较了财政协同金融两种模式对处不同成长时期企业和不同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协同金融的信贷模式和投资模式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投资模式对促进处于成长初期的企业创新效果更好,信贷模式对促进处于成长稳定期的企业创新效果更好。投资模式和信贷模式对东部地区的企业创新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更多依赖于投资模式,西部地区则更多依赖于信贷模式。为此,一方面应提高财政协同金融两种模式的相互配合;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应发展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提升投资模式的促进作用。     

基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科技金融活动研究

采用Moran's I指数和Lisa指数来考察中国科技金融产业活动的空间互动以及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科技金融产业存在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扩张性政策刺激能够显著促进长三角地区的科技金融产业集聚效应;扩张性政策刺激对广东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各地政府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时,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优化科技金融体系,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促进省域科技金融产业的集聚与发展.     

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区域经济拥有强大的金融资本市场不仅可以助力实体经济高效、快速发展,同时也是经济系统遭遇冲击时的缓冲垫,帮助企业抵御外部冲击,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并最终走向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构建了金融集聚促进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并基于2003—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集聚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本地经济韧性的提升,同时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东、中部地区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但西部地区由于金融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其空间溢出效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科技与金融“联姻”如何影响企业研发决策?

金融创新是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对搭建资本向科创企业流动的“通道”和引导资本“输血”科创企业至关重要。以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实验,从研发二元边际视角,重点讨论科技与金融“联姻”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在二元边际层面具有丰富异质性,呈现出广延边际不显著而集约边际显著的非对称特征,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融资约束作用机制,相比于低融资约束企业,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更有助于促进高融资约束企业的研发投入。拓展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数量,而且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激发企业探索性创新行为。研究结论对企业在转型时期更好地把握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政策红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金融集群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金融集群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下中国金融集聚水平在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更明显,而中西部地区金融集聚程度较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低于东部。本文利用2017-2020年中国31个省域（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考察金融集聚程度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金融集聚程度能够显著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通过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之后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金融集聚程度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资本集中程度更高、金融体系更加完善、区域创新能力更强,因此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最后,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思路。     

中国创新政策试点能有效驱动企业创新吗?——基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经验证据

创新政策试点是增强微观企业创新活力、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对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及地级市数据的匹配,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创新政策试点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增加;区分专利类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创新政策试点提高了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对策略性创新产出影响不显著,即创新质量显著提升.进一步地,创新政策试点可通过加强政策激励、促进良性市场竞争、增加企业管理交易成本、降低资本市场交易成本等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提高创新产出.异质性检验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的城市,创新政策试点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越明显;相比于国有企业,创新政策试点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来看,创新政策试点对成长期与成熟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研究结论对于转变创新政策试点未来发展定位,提升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质量,激励企业创新,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大湘西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培育研究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培育对大湘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目前大湘西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够,产业结构不优;缺乏区域性科技法律制度保障,现有科技政策落实不到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必须进一步完善促进科技创新能力培育的法治体系,落实促进科技创新能力培育的优惠政策,构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体系,强化企业科技创新意识,激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引导、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协同创新,推进大湘西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吗？——基于中国276个城市准自然实验数据

智慧城市作为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技术创新环境下城市发展的更高级形态，那么智慧城市是否能够推进绿色城镇化发展？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分析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较高创新能力的试点城市中，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提升作用较为明显，但在其他试点城市中这种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通过提升城市环境基础设施运行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本文为推进智慧城市的国家战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绿色城镇化道路以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鱼和熊掌可否得兼?——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产业集聚的影响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通过政策引致创新要素投入增加的方式,提升了试点城市的要素资源禀赋水平,进而实现了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结合其对创新企业的培育以及对创新载体的完善,共同推动了试点城市的产业集聚发展.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分析方法,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这一外生冲击为准自然实验,对上述理论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具有"重服务,轻制造"的阶段性特征,由此对城市产业协同集聚表现为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后仍然显著.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较高的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表现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二者得兼的政策导向,这表明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试点政策最终对城市制造业集聚产生了积极影响.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的研究——基于空间溢出的视角

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与集聚带来了金融的规模效应,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促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资本的逐利驱动也进一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随着区域间经济交易活动往来的日趋频繁,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溢出效应越发明显。通过收集我国30个地区市（2006—2015）的截面数据,展开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的研究,从而优化金融在区域间的配置效率。为如何协调区域金融、经济均衡发展提供政策的建议和参考。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驱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的准自然试验

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空间网络的"中枢节点"和"传输纽带",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激发城市创新动力、构建数字网络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提升,该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时空效应来看:试点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具有动态可持续性,随着年份的推移,效果不断增大;且试点政策加速推动了地理相邻城市的信息和创新要素流动,产生了较强的示范效应,并加剧了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洼地效应,对经济相似地区创新资源和要素产生了一定的虹吸效应.从影响机制来看,试点政策通过集聚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促进城市创新,数字金融助推效应相对较小.从异质性来看,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城市和行政等级较高的直辖市、省会及副省级等城市的创新驱动效应相对更强.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政府研发支持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再审视——基于“脱实向虚”背景下的融资激励视角

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在实体部门“脱实向虚”态势形成的背景下,从融资激励视角重新审视政府研发支持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经验结果表明,政府研发支持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激励效应,且该效应在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更加凸显。内外部融资激励效应分析表明,政府研发支持释放了审查认证和技术认证的双重信号,前者发挥“引导效应”,弱化了企业“脱实向虚”倾向,从内源融资上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后者通过带动外部资金产生“杠杆效应”,从外源融资上激励企业提升创新能力。进一步的联合中介效应检验验证了政府研发支持的信号传递机制。此外,经过PSM+DID估计、多期DID估计以及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文章结论验证了政府研发支持在企业内外部融资渠道拓展中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创新政策的设计应以市场机制为基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     

金融科技与银行信贷配置效率——我国143家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全文替换

金融科技催生的新的金融服务模式能否有效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通过将地区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后,使用2011—2020年我国143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显著促进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使用工具变量、GMM估计及DID缓解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的作用在规模、上市、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合资银行以及东部、西部和经济发达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从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降低贷款集中度等方面能促进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因此,在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应持续推进金融科技发展,大力实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战略,助力信贷配置优化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动态演进、区域差异与收敛性研究

基于金融科技内涵,借助文本挖掘构建中国省际金融科技指标体系,通过全局主成分分析对金融科技指数进行测度,并利用Kernel密度估计、Theil指数及分解、变异系数与空间收敛模型刻画金融科技发展的动态演进、区域差异与时空收敛性特征。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可分为2011—2015年与2016—2020年两个阶段,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绝对差异逐步扩大,存在轻微的极化现象;各地区金融科技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且差异不断扩大,区域内差异是造成金融科技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贡献率呈上升态势,区域内差异呈现东、西、中部递减趋势;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层面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与其均值的差距均未呈现下降趋势,但考虑空间效应后发现,金融科技落后地区对先进地区存在一定的“追赶效应”,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发展水平是助力金融科技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金融科技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呈现出“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分布特征。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会引致企业“漂绿”吗?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已被证实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碳减排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其也可能通过压力传导引致企业“漂绿”,进而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漂绿”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漂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试点政策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市场竞争两个渠道引致企业“漂绿”;进一步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对未获得环境补贴的企业、低创新能力企业及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漂绿”水平有更明显的提升效应,媒体关注负向调节试点政策对企业“漂绿”的影响,且负面型报道的调节效应更强。     

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

金融是促进创新的重要因素。采用2011—2019年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不仅能有效助推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还对邻近区域创新产生了空间正外溢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集聚对实质性创新、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存在显著的空间正溢出效应，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虹吸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金融集聚能通过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两条渠道促进区域创新。基于此，当前应优化金融空间布局，充分发挥金融集聚的空间正溢出效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创新发展策略，同时应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区域协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