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及效应分析——基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

在各级政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对绿色创新进行大量补贴的背景下,本文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出发,将绿色创新划分为策略性绿色创新与实质性绿色创新,构建政府补贴影响两类绿色创新的理论模型,考虑区域企业R&D投入的中介效应与区域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并利用2009年-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两类绿色创新均具有激励作用,且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企业R&D投入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区域制度质量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区域制度质量能够负向调节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刺激作用,正向调节企业R&D投入与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关系,负向调节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关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供应链金融的值变效应

基于200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准自然实验验证供应链金融服务水平提升是否能够缓解客户压力对企业创新行为的抑制,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对上市公司创新行为会产生负面影响,但供应链金融服务水平提升能够有效抑制该现象.具体来说,上市公司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了负向影响,在应付账款比例高的企业更加突出,大致可归因于强势客户的市场地位会迫使供应商企业给予更多的商业信用,从而恶化其创新环境,导致企业创新投入减少.企业良好的现金管理能力可以缓解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建议提高供应链金融服务水平,以有效提高客户集中度高的企业的创新绩效.     

国有资本参股影响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促进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采用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2009—2022年数据的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即显著促进了实质性绿色创新，而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程度提高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环保补助和政府补贴；环保补助（政府补贴）增加可以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且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国有资本参股对环保补助（政府补贴）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国有资本参股具有资源获取效应和治理改善效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也能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进而在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同时形成实质性创新偏向。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在绿色发展意愿较弱、非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小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应在持续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重视并解决好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提高民营企业的绿色发展意愿，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质量提升。     

数字化治税与企业创新泡沫：治理效应还是阻滞效应?

产业政策滋生了大量的企业策略性创新行为,激起了创新泡沫。如何有效施策引导高质量创新成为政府面临的难题。从企业“迎合式创新”的假设出发,构建了一个嵌入地方政府税收治理行为的理论模型,发现提升税收治理能力能减少企业低质量创新产出。以“金税三期”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数字化治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治税能显著抑制企业策略性创新,但对实质性创新无明显影响,从而有效挤出了创新泡沫,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治税对创新禀赋较高、委托代理问题较严重、透明度较低、处在成长期或营商环境较好的企业作用效果更佳。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治税通过增加企业预期面临的涉税风险和强化企业内部管控能力,实现企业创新的去泡沫化,发挥了“良性引导式”的治理效应,而非通过挤占现金流或收紧融资约束产生“增负挤出式”的阻滞效应。研究结论对中国未来培育高质量研发创新企业具有启示意义。     

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近年来，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产生的争议不断，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能否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成为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问题。基于此，从企业创新的角度出发，选取200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有利于企业创新，并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都有提升。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可以通过“内部金融市场”机制、“监督效应”机制促进企业创新，而“掏空效应”机制则会抑制企业创新，三种作用机制中“监督效应”的作用最为显著。     

成本粘性与创新投入相互关系研究——基于管理层能力调节效应

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创新投入与成本粘性相互影响关系,并加入管理层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分析研究管理层能力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实证检验发现:创新投入能正向增加成本粘性,同时成本粘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正向促进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管理层能力能在组织内部发挥积极作用,能抑制成本粘性,但由于管理层谨慎性原因也会降低创新投入水平;管理层能力能负向调节创新投入对于成本粘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会负向调节成本粘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负向缓解管理层能力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促进创新投入水平的提高,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明显。     

中国创新政策试点能有效驱动企业创新吗?——基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经验证据

创新政策试点是增强微观企业创新活力、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对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及地级市数据的匹配,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创新政策试点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增加;区分专利类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创新政策试点提高了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对策略性创新产出影响不显著,即创新质量显著提升.进一步地,创新政策试点可通过加强政策激励、促进良性市场竞争、增加企业管理交易成本、降低资本市场交易成本等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提高创新产出.异质性检验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的城市,创新政策试点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越明显;相比于国有企业,创新政策试点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来看,创新政策试点对成长期与成熟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研究结论对于转变创新政策试点未来发展定位,提升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质量,激励企业创新,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2007-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造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公司治理对这一影响的不同干扰效应。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负相关,表明会计稳健性抑制企业创新投入;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结构显著影响会计稳健性与创新投入的关系。     

高管薪酬激励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吗

绿色创新是国家和企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对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探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并且引入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变量,进一步检验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在其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高管薪酬激励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该作用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实现;内部控制能够强化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融资约束会抑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此外,分样本检验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重污染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中尤为显著。     

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与创新投入——基于数字技术背景的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应用是提升经济效率、降低监督成本的有效手段,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以2014—202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数字技术背景实证研究股权质押与创新投入的关系。经过多元回归与双重差分检验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但是数字技术背景有助于削弱二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区分行业异质性后,相较于信息服务业,数字技术更能显著抑制其他行业中股权质押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质押对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会导致企业创新效率有所降低。     

促进抑或抑制：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的创新产出效应——影响机制与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会影响自身的资源配置,进而影响其创新行为。若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主要是为合理利用其闲置资金,则可以通过改善财务流动性增加创新投入,进而提高创新产出;若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主要是为短期套利,则可能挤占创新资源,进而不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由于不同的企业在资金状况及治理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的创新产出效应会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异质性。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广延边际角度（是否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和集约边际角度（非关联委托贷款发放规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样本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对其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贷款规模越大抑制效应越强;相对来讲,融资约束较低、股权集中度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样本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对其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更大;样本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或者增加非关联委托贷款规模,都不会促进其流动性供给的增加（即不存在资金储蓄效应）,反而都会减少其研发强度（即存在资源侵占效应）,进而抑制创新产出增长。上述结论警示新时代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纠正不合理的资金配置行为：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应进行科学引导和适度监管,约束企业主要为短期套利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进而挤占创新投入的短视行为;另一方面企业要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并改善资本结构、优化治理结构,促进创新投入和产出增长。     

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非对称性激励效应研究

以2010—2020年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非对称影响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一方面，研发补贴能够显著促进新能源企业的创新数量，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无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也显著降低，这说明数字技术可以驱动企业更加关注创新质量，能够有效提高补贴资源的利用效果。研究结论对政府补贴的顶层设计、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走高背景下，以2007—2021年A股非金融类出口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关系，这对于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将显著抑制出口企业创新持续性，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成长期及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的出口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出口企业的经营收益，加剧出口企业金融错配和技术人员流失，进而对出口企业创新持续性产生抑制作用；拓展性分析显示，出口企业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感知能力可以削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其创新持续性产生的不利影响。在逆全球化之风盛行的背景下，这些发现将为我国出口企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及政府制定、实施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兼议董事会规模的调节作用

系统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作用,并且检验了董事会规模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董责险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董责险作为上市公司的治理工具确实能够有助于企业创新;而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则会抑制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的激励,说明较大董事会规模的上市公司,由于存在集体决策困境,对上市公司的创新决策有着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从上市公司异质性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董责险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上市公司投保董责险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CEO与董事长两权分离的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比两职合一的公司对创新的激励效果更显著。研究结果对于上市企业投保董责险以及选择创新激励策略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创新行为的非线性检验

以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调查问卷为研究样本，对决策层、核心层及基础层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中介和调节效应进行非线性检验。研究发现，决策层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核心层和基础层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线性影响。内部支撑行为、核心管理效能提升行为和知识创造行为在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显著的非线性中介作用，进一步考虑跨层级内部支撑行为的调节作用发现，决策层给予低层创新行为的支撑作用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重要作用。     

进口中间品种类、营商环境与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和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进口中间品种类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进口中间品种类的增加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营商环境对进口中间品种类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口中间品种类的增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股权投资视角

以2013—2021年进行对外股权投资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股权投资视角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了持股方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比较了上述影响在不同投资目的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海陆邻国与非邻国)企业中的差异。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股权投资能够显著提高自身创新水平。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持股方式为间接持股时,“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显著加强。异质性分析发现,投资目的国为发展中国家和非邻国时,“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针对不同类型的专利,“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持股方式无法显著调节“一带一路”倡议对实用新型专利产出的影响。     

创业拼凑对科技型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风险承担性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科技型新创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提升科技型新创企业创新绩效对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研究以创业拼凑理论为基础,利用193家科技型新创企业问卷调研数据,探讨创业拼凑与科技型新创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风险承担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在二者关系间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问题导向型创业拼凑对科技型新创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机会导向型创业拼凑对科技型新创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内部风险承担性负向调节问题导向型创业拼凑与创新绩效的负向关系,正向调节机会导向型创业拼凑与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环境不确定性对问题导向型创业拼凑、机会导向型创业拼凑与科技型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均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创业拼凑理论在创新管理领域中的应用,并为科技型新创企业如何发掘创新机会、合理利用资源、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实践指导。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企业金融化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投入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产出之间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且该部分中介效应机制主要来源于短期交易型金融资产;在非国有企业、非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效用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