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新层次：区域间主义理论与实证北大核心CSSCISSCI

区域间主义是指不同国际区域或次区域之间制度化的关系。它是国家和区域组织等行为体对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一种积极反应,其主要功能包括权力平衡、认同强化、制度建设、利益共享等。区域间主义实践既有综合性、多元性、开放性、多轨性等共性,也有由"欧盟模式"、"东盟模式"、"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等表现出的个性。理论与实证结合的综合研究将是区域间主义研究的基本方向。     

我国资本流动与区域间经济差距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我国改变传统的利用计划经济来协调区域问资本配置的手段,采取了梯度推移、向东部倾斜的非均衡发展策略。一方面,这让有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起来,并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持续扩大,而且这一现象在逐步恶化,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区域经济差异较大的国家之一。     

试析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证问题

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着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两类研究取向孰是孰非的争论。从实证主义的含义及其遭受的质疑出发,作者深入阐述了用实证主义研究国际关系和其他社会事实的可能性,认为用实证主义研究国际关系是可能的、必需的,也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就是必须将其限于特定的适用领域——研究活动的观察和描述阶段,从而初步解决了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的对实证研究的误解或滥用等问题。     

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

外交决策分析旨在通过对决策者言语和行为的分析来研究政府对外决策的过程和政策输出。它既不是国际关系学的具体问题领域,也不是它的方法论,而是一个成长中的范式。从本体论上看,外交决策分析把国家关系设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把人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从而克服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人的忽视和同质化处理。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外交决策分析批判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推崇科斯式实在论,强调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以及理论的前提必须真实,从而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外交决策分析鼓励跨层次分析,通过对外交决策精英尤其是政治领袖在具体事件中的言语和行为,来归纳和检验各层次变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实现理论整合。尽管前途远大,但外交决策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严重受制于高昂的研究成本、学者们历史学训练的缺乏、主流学派的打压以及普遍的工具主义信念等因素。外交决策分析既符合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的研究偏好,因此是发展国际关系学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的最优路径之一。     

大数据革命与国际关系研究——一种研究方法视角

本文认为,大数据是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对全体数据的关联分析,可处理复杂巨系统,在方法论层次实现系统论和还原论的结合,在研究法层次建立数据驱动型范式,在研究技术层次快速得出可靠结果.     

关于俄中区域间合作向创新模式转型问题研究

东北亚地区凭借自然地理因素在俄中对外政治、经济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单单是自然地理因素。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东北亚地区。而近几年,亚太地区被称之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中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研究—来自广东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关于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劳动保护及权益维护等已有较多的讨论。本文以农民工职业培训为主题,通过对广东的实证分析,从经济学、社会学、劳动力跨区流动等角度来探讨农民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农民工职业素质问题,并提出了建立公共财政服务框架,遵循培训规律,整合资源,构建农民工职业培训新体系等思路。     

区域间公共物品供给差距和地方政府能力分析

一、我国三大区域公共物品供给状况分析 无论是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离不开良好的公共物品。本文将全国内陆（不合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中部地区有8个，分别是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在此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对我国三大区域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进行分析比较，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国外新区域主义研究综述

"新区域主义"不同于"旧区域主义",有它独特的成因、特征,所以不能用原有分析"旧区域主义"的方法来分析"新区域主义"。运用新增长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是现今两个重要的方法,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的热点问题。运用新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在福利效果还是在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关系等方面,都与以往有所差异。文章最后是对现有新区域主义研究的简要评述。     

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上升与回落

层次分析一直是困扰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难题。当前,结构理论遭遇发展"瓶颈",进程、单元等其他分析层次的作用得到了重视。如何正确处理研究层次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作者从学科史出发,立足当前的理论回落,追溯结构理论的兴起,探析研究层次的属性,认为研究层次服务于不同的理论目标,呈现出多元互补的态势,并在此基础上倡导研究层次选择的自觉性。     

国际关系研究与诠释学方法

国际关系研究离不开对文本的研究。研究文本,最基本的途径之一就是运用诠释学方法理解其意义并做出适当的解释。作为一种解释文本的技艺学,诠释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该成为一种得到认可的方法。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尽管多数研究者的路径属于这种方法,但通常并没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从研究旨趣来说,进行意义的诠释不是要提出解释客观规律的理论,也不是要提出假设进行论证与验证,而是要得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由于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方法的运用比较随意,缺乏严谨的路径和步骤,因此容易造成难以创新和低水平重复的情况。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不能没有理解与解释,因此对诠释方法的完善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和可能的。     

基于因子分析的新基建综合竞争力实证研究

为研究新基建发展水平,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剖析新基建的内涵、特点和发展现状。通过构建新基建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基于因子分析法,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对2021年我国的新基建综合竞争力进行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新基建存在“东强西弱”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新基建发展水平整体强于中西部地区;在各区域内部新基建发展水平也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最后针对新基建发展态势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地区主义”: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要素

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 (EastAsianDevelop mentModel,EADM)面临着巨大挑战 ,东亚经济体的长远发展要求推动EADM的变革 ,提升国际竞争力 ,实现均衡的增长 ,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兴起正是东亚经济体对此变革要求的积极回应。     

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增进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一般性和整体性的领悟能力,但在国际关系的复杂多样性方面却缺乏深入的分析。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努力,我们主张关注地区政治,到地区体系和地区内的互动关系之中去考察和研究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作者将地区政治界定为一个有着独特性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在强调其反映国际关系深刻性的基础上,从体系结构、进程和秩序三个方面分析了它的基本特征,并讨论了进行地区政治研究需要思考的某些理论问题。地区政治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较为确切地回答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国际合作或者国际冲突最为可能的问题,因此需要赋予国际关系研究以更鲜明的地区空间色彩。     

新区域主义影响下我国区域人才开发战略研究

本文把新区域主义理解为一种研究区域问题的新视角和新型的区域组织形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新区域主义影响下我国区域人才战略呈现的新特点,并提出了新区域主义时期推进我国区域人才战略的若干建议。     

区域贸易结构与区域贸易安全——基于广东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广东的外贸确实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也不能因此而忽略贸易安全的问题.文章通过结构风险系数和国内贸易比重等指标对广东的对外贸易安全进行了分析,发现广东的对外贸易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中国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联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20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三大地带为基本地缘格局的区域差距也丰不断的扩大与升级。并且，这种差距表现为多层次和全方位的。从三大地带来看，不仅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而且三大地带内部的差距也有不断扩张的趋势。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区域差距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现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区域差距会自行缩小。但是，现实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和相关的实证研究都已表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市场力量不仅无法使区域经济差距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迹象。那么，区域差距与经济增长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以及区域差距－区域增长－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联动关系，就成为了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国外新区域主义研究综述

本文在介绍新区域主义内涵、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分析了新区域主义的相关理论,并着重介绍了轮轴-辐条理论、新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关系.文章同时也介绍了新区域主义在各地区的实践.     

东中部煤炭企业跨区域进入模式选择研究

文章以调查问卷的有效数据为依据,采用两分Logit模型对东中部煤炭企业的跨区域进入模式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计算结果表明：东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西部当地政府支持力度及资本密集度是进入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东道地煤炭行业市场竞争程度、跨区域投资企业的综合实力两个因素与进入模式的控制程度呈现并不显著的正向关系;市场规模与进入模式的控制程度为负相关。由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采矿权的市场化,煤炭资源开发的配套设施建设,购并与高附加值项目融资机制的完善对于高控制模式选择尤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