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预算管理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和政府债务危机等问题。为了控制可能出现的财政风险,各国都开展了中期预算改革。文章介绍了部分实施中期预算管理国家的经验方法,对其实施的政策进行分析和总结,以期为我国实施中期预算管理提供借鉴。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债务——基于中国西部D省的县级面板数据分析

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分析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并利用中国西部D省的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产生源于分权体制下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以及分权激励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但二者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存在差异:对欠发达地区的县级政府而言,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支出压力是驱动地方政府举债的重要因素。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承担的支出责任越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越大。在财政收入有限性和支出刚性的综合约束下,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相对较小。     

债务期限结构与公司过度投资关系理论分析

过度投资是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典型表现之一。导致投资过度的公司治理因素有很多。之前中外不少学者在研究公司投资行为时均发现:公司治理因素中的债务期限结构、成长性与公司投资行为存在相关关系,然而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导致中外研究结论不一致的根源可能是我国特殊制度环境下依然存在的预算软约束。而预算软约束的强弱程度与公司的性质密切相关,公司的国有性质将导致公司有更强的预算软约束。鉴于此,在区分公司性质的前提下分析我国的债务期限结构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作用。     

我国债务可持续性研究

时变参数模型和结构突变模型结果显示债务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度的限制,12％的债务负担率可以看成是债务“增长规模”的下限;政府资产负债框架下情景模拟不同债务负担率下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发现当债务负担率高于55％,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将高于10％,由此探知了债务“安全规模”的上限;从而得到债务规模的“最优规模”区间,即12％-55％。     

预算软约束与我国上市企业代理问题

本文利用2007-2011年我国36个行业的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预算软约束对企业代理问题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将显著提高代理成本;预算软约束的存在还对债务融资与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作用产生了影响。在加入预算软约束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交互项后,发现企业的债务治理效用的大小与预算软约束程度紧密相关;在将样本按是否存在预算软约束划分后,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用只存在于没有预算软约束的样本组中。     

财政分权、政府会计制度和政府债务风险: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近年来,政府债务问题持续引起各界关注.本文从财政分权、政府会计制度与政府债务风险的关系出发,结合"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和"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主要观点,通过31个样本国家2000-201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记账基础改革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的影响,并分别检验了不同综合治理水平国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一国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其政府债务风险增长水平越高;(2)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记账基础改革在与财政分权体制的共同作用下,对控制政府债务风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落实并细化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加快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进程,确保政府财务数据的客观性和可比性;构建债务管理和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衔接机制,全面反映政府财力结构和科学核算财政来源,完善财政资金约束制度体系;结合国际通用债务负担指标,科学设计政府财政纪律标准,积极推进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披露公开工作.     

偿债能力与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基于KMV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流量和存量双重维度的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框架,建立KMV修正模型来开展债务管理新政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研究.研究发现:如果不考虑地方政府债务存量置换问题,2015年和2016年各省(市、区)在偿债能力保守的情形下取值时,债务违约风险较高,中、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债务违约风险要普遍高于东部地区,并且相比一般债务,各省(市、区)专项债务的违约概率要更低;如果考虑地方政府债务存量置换问题,从短期来看,债务置换的确能够大幅降低各省(市、区)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但从长期来看,这种置换并不会从根本上消除各省(市、区)债务的偿还责任和可能存在的违约风险;2017-2022年期间,不同偿债能力增长率变化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有着不同的动态影响,可流动国有资产变现和财政可担保收入的影响较大,基金可偿债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在基于政府预算计划的既定偿债能力增长情景下,相对于债务平均偿还期限为3年的情况,债务平均偿还期限为6年时,现有政府偿债能力能够大致覆盖当期预算设定的实际债务余额限额,由此测算的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安全规模有较明显提升,债务偏离率与违约风险则显著降低.     

上市公司无形资产与债务融资相关性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的无形资产和土地使用权作为资产担保价值(CVOA),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两者之间有明显正相关关系,说明资产担保价值越大,企业取得债务资金的能力(融资能力)也越强.同时,金融机构等也乐意接受以土地形式的资产担保抵押.     

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债务税盾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2—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市场化进程对样本企业债务税盾的跨期效应及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在不考虑市场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税盾效应显著存在;第二,企业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越高,债务税盾效果越显著;第三,市场化进程有助于抑制由于"预算软约束"带来的企业债务风险;第四,中国上市公司债务税盾存在行业效应,表现为除房地产、原材料等行业外,对绝大多数行业效果明显。由此本文建议: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以有利于企业降低财务风险,发挥债务税盾效用;运用行业优惠为主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促进特定行业发展。     

预算软约束理论视角下乡镇债务的制度成因探讨

预算软约束是科尔奈在分析社会主义企业行为时提出的概念,本文从预算软约束的视角来探讨乡镇债务的成因,并从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方面对我国乡镇债务的制度成因进行理论分析,从而发现乡镇债务实际上是上级政府、金融机构与乡镇干部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浅析阿根廷债务危机及对我国的启示

分析阿根廷债务危机爆发原因,虽然阿根廷公债显性指标在警戒线以内,但是国家调控经济政策的单一,隐形债务和公债低效率使用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的发生。以此为戒,我国已处在经济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技改项目、产业结构升级等都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这无疑加大了国债的需求。尽管我国公债的使用是审慎和稳健的,但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以扩大财政赤字为代价的,因此,国债的规模要谨慎,且要有效利用国债资金,使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在对影响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一般因素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选取西部H市1994—2010年的经验统计数据，运用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模型的拟合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相关影响因素。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债务期末余额和城乡居民储蓄都是影响西部H市地方政府性债务举借规模的最主要因素，并且它们对债务举借规模的影响在长期和短期是不相同的。     

政治关系、预算软约束与过度投资——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在政治关系影响下民营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过度投资问题。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民营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以及由此引发过度投资问题;在考察政治关系强度对预算软约束和过度投资的影响时,研究还发现,不同层级的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预算软约束和过度投资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拥有省级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预算软约束和过度投资问题更为严重。本文对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市场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财政风险两大警戒线的测算研究

在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的条件下,我国于2008年重启的积极财政政策将持续较长时间,但由此导致的财政风险将对积极财政政策能走多远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模型推导基础上,对我国财政风险两大警戒线进行实证测算,认为运用<马约>中所谓的"国际警戒线"来判断中国财政风险状况并不科学合理.主要研究发现:(1)我国财政赤字率和公债负担率的警戒线分别约为4.05%、49.05%,这与<马约>中的财政标准有较大差异.(3)以测算出的财政风险两大警戒线为评判基准,发现目前我国财政风险状况尚处于可控的、安全的区间,如2008年我国实际的财政赤字率和公债负担率尚与警戒线值分别相差约3.68%和31.33%,即具有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间.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竞争:基于省级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迅速膨胀,风险不断累积.地方政府债务是否可持续以及如何对其有效地进行治理已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理论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家庭和地方政府三部门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地方政府间存在债务竞争的策略性互动行为;同时,在给定地方政府间存在债务竞争的情况下,财政分权会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竞争程度.在实证研究上,基于2009-2013年29个省级面板数据,本文使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本地政府选择举债融资时会充分地考虑相邻地区的举债融资策略行为,即相邻地区的人均政府债务规模每增加1％,本地区的人均政府债务就会相应地增加0.264％.此外,进一步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竞争行为的关系,结果与理论发现保持一致.本文的研究对合理地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速扩张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     

最优债务条件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经验数据

债务曾在中国过去长期高速经济增长中被奉为“神明”,又在当前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而被斥为“魔鬼”,事实上,债务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也不存在各地区普适的最优债务安排,合理的债务规模和结构应该适于经济体所处发展阶段。为探究经济增长目标下的最优债务条件,本文基于1978－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关系,债务总规模与公共性债务“双重增长”存在“最优解”,在此“最优解”之前无论是债务规模的增长或是公共性债务的增长均会带来经济增长,而在达到这一上限后,要实现经济增长,唯有在降低债务规模或是债务结构调整之间做出权衡。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的“最优解”以区域金融结构、财政收支、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城镇化率等为条件,稳健性检验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研究

本运用波兰克瓦（Polackova)的政府隐含性债务（Contingent Government Liabilities)概念，结合“马约”中一国公共债务余额占GDP不超过60%规定，对我国政府隐性债务的特征作了道义丽任性，偶发性和未纳入预算最终由政府承担的兜底性等概括，并指出我国存在着的巨额政府隐性债务的风险性以及防范化解这些风险对实施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迫切重要性。     

中国地方债务的债券化与发行市政债券的挑战

中国现行<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举债,但事实上地方债务规模之大,种类之多,增长之快,已不容小视.基于这种状况,本文认为,虽然发行市政债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但是,通过地方债务的债券化,有利于减轻和化解地方债务问题,并充分发挥债券市场操作规范、信息透明以及监督有力的优势,对加强地方财政的约束和监督,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市政债券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成熟的市政债券市场所具有的特征,恰恰是中国发展市政债券市场所面临的挑战.     

以地融资与债务增长——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城投债增长为例,考察了土地融资功能及其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城投债发行通常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担保,土地出让能够影响债券投资者对城投债务偿还能力的预期,进而通过抵押品机制影响债务发行,这种抵押品效应也会随城市特征的变化而不同.通过匹配2004-2013年地级市土地出让与城投债发行数据,我们发现:(1)土地出让对城投债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上一年城市土地出让价格或者土地出让收入越高,本年度越有可能发行城投债,且发行规模越大.(2)土地出让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当地方政府官员未发生变更时,土地出让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更加显著.(3)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与土地抵押价值变化有关,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该关注土地出让波动对地方政府债务产生的影响.     

政府或有债务控制:国外经验与启示

国内外实践已经揭示了政府或有债务正日益成为影响一国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由于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OECD成员国在或有债务管理制度和技术方面的先进性,其处理债务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强。总结其做法,主要经验如下:一是加强立法机关对政府或有债务的制约;二是加大外部审计机构对其的控制;三是对政府的或有补助成本进行预算;四是设立或有债务基金;五是强化对或有债务相关信息的披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