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破解“生产率悖论”之谜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     

服务业开放、生产率异质性与制造业就业动态

在扩大服务业开放和就业优先的背景下,本文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构建了服务业开放通过国内市场竞争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出口扩张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就业的理论模型,继而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与理论预期一致,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生产率异质性,其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净增长,同时还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退出.对四类典型垄断性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分析表明,通信业和金融业开放能够显著影响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动态,而铁路和航空运输业开放的影响效应较弱.最后,本文还发现服务业开放通过其引发的企业间就业再配置改善提升了制造业整体生产率水平.总的来说,本文肯定了服务业开放可以作为中国制造业就业有效配置和质量升级的开放新动力.     

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服务业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以及全球最大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检验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服务业领域的适用性。结果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适用于对服务企业的研究,同时不同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不存在"生产率悖论";服务业跨国公司存在与制造业跨国公司相同的特征,企业规模越大,跨国经验越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越大。并进一步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对中国服务企业OFDI的借鉴意义。     

区域产业分工、生产性服务进口投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1-2012年间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分别测度"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整体以及异质性出口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引入产业分工地位和进口技术溢出等变量考察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产业分工地位能够调节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并且该调节作用主要存在于制造业出口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主要对处于产业链分工下游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该效应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出口部门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企业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与技能工资差距

文章提出研究假设,构建理论模型,揭示了企业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机理;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企业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与技能工资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异质性对技能工资差距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企业绩效越好、创新能力越强、生产率水平越高、外资参与度越高,则技能工资差距越大。出口企业与体制内企业存在明显的技能工资溢价。(2)劳动力异质性对技能工资差距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男性占比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技能型员工占比与技术型员工占比越高,则技能工资差距越大;人力资本异质性进一步扩大了性别技能工资差距。(3)劳动力异质性与企业异质性交互项对技能工资差距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技能型员工占比扩大了狭义技能工资差距,技术型员工占比进一步扩大了广义技能工资差距,广义技能工资差距大于狭义技能工资差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制造业转型升级差异化路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调节效应和空间效应视角

基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背景，本文利用200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Super-SBM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偏微分分解效应考察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并利用调节效应和面板分位数模型解释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可以优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和影响机制存在区域差异性；以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水平为主导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特征，以绿色技术进步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主导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特征。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并构建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强劲驱动力,这一结论在进行了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及降低成本的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等企业微观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对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作用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经验证据.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调节机制检验

本文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基于资本有机构成、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与制造业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1999-2008年制造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调节效应的存在性,并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和不同要素类型制造业进行相应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上主要通过直接作用提升制造业生产率,调节效应不显著,但细分行业存在差别;生产性服务业调节效应的方向和程度受到制造业类型的影响。     

FDI流入、要素再配置效应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对2004-2012年间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进行测算和分析。发现服务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且资本、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贡献效应偏低。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FDI通过资本要素再配置效应对中国服务业产生显著的正向生产率溢出;而劳动力要素在服务部门间配置的扭曲使得服务业FDI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并不显著。此外,研发创新并没有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人力资本也没有起到其应有的强化吸收能力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了吗——基于277个城市微观企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和中国城市数据库,探讨了277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均能有效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且多样化集聚的作用效果更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攀升的影响效应在企业贸易类型、所在地区、所有制类型方面存在差异;影响机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均能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弱化企业成本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负向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放大企业生产率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与全球价值链发展脉络分析——基于CNKI文献知识图谱视角

为了进一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价值链领域的研究热点、趋势和前沿,采取了Citespace软件作文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分别从文章年份发文量、关键词、研究趋势、研究前沿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价值链相关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发展起步期、深入发展期和成熟稳定期。热点包括出口导向、生产性服务、装备制造业、新发展格局等。研究趋势由“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制造业”等单一研究过渡到“产业结构”“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地位”等多样化研究,再到对于“行业异质性”“区域异质性”“技术创新”等热点演进。近五年研究前沿为制造业服务化。因此,当前对制造业服务化的研究将有助于厘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攀升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机制。     

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评估了政府补贴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微观效应,在不同全要素生产率区间中存在着政府补贴的最优实施范围,适度额度的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最优额度之外的补贴却抑制了企业的发展。     

企业异质性、贸易自由化与就业变动——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企业就业的二元边际视角,利用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中国制造业最终品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水平,并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实证分析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最终品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变动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会引起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损失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同时导致低生产率企业死亡率上升以及高生产率企业死亡率下降;相较于投入品贸易自由化,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更大。     

服务业内部结构异质性演化与行业发展差距研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分析

基于1990—2017年行业面板数据，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服务业各细分行业TFP增长率进行分解和测度，揭示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生产率演化进程及其异质性现象，并采用可导性对数方差分解法、VAR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VECM）考察TFP及其构成部分对服务业行业发展差距的贡献度，评估其异质性作用于行业发展差距的长短期效应。研究发现，在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过程中，TFP、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呈逐步下降趋势，其中技术进步是推动TFP增长的核心，规模效率改进发展水平一直滞后，配置效率改进在服务业发展初期较为滞后，但水平逐步提升；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行业间TFP及构成部分异质性在演化过程中呈下降趋势，且生活性服务业行业间异质性程度要小于生产性服务业，行业间异质性变化幅度最大的是规模效率改进，技术效率改进异质性波动程度最小；TFP异质性是造成行业间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其中技术效率改进是主导因素，且该效应的发挥只有在长期具有显著性。     

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我国是装备制造大国,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由大变强的必然途径。本文利用全局参比的DEA-Malmquist模型和耦合评价模型,采用2007-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间的产业融合水平,并构建面板Tobit模型分析产业融合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不断上升,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大于东部及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总体上呈现"金字塔"型分布特点,区域上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分布特点;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主要通过制度变革和技术变革双重机制,对装备制造业的纯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促进了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业融合之初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随着装备制造业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熟练以及两大产业间制度、管理水平上的深度融合,当期的技术进步效逐渐消退,纯技术效率增长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     

服务业“引进来”是否促进了制造业“走出去”——基于上下游产业关联视角的分析

服务业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为培育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提供了新契机。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通过构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指数，从上下游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上游服务业“引进来”对下游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游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通过产业关联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的提升和投资规模的增长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结合服务业所具备的知识密集与信息沟通特性进行的机制分析显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不仅能通过引进与创新相关的高级生产要素促进下游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技术优势，还能凭借外资服务部门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天然网络联系有效缓解下游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信息摩擦，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信息优势。异质性分析显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的投资促进效应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结论揭示了我国扩大服务业开放进程中的国际投资效应，对促进中国双向投资协调发展和优化国际化战略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启示。     

互联网、产品差异化与企业出口定价

本文将互联网引入垄断竞争模型，纳入产品质量和生产率双重异质性，从微观角度研究了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影响。总体上，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具有正向影响。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后，发现当产品具有同质性时，互联网与出口价格负相关；当产品具有异质性时，互联网与出口价格正相关。机制检验发现，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成本节约效应”显著，而对“质量升级效应”的发挥存在门槛值；对低质量样本，互联网的质量升级效应表现显著，这可能与互联网指标的选取有关。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积极影响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对国有企业、西部地区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高行业集中度和高产品集中度企业。本文指出，应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提升企业互联网应用水平，以实现我国制造业升级和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下的“服务业成本病”:中国的演绎逻辑

基于“价格效应”逻辑，选用2011—2019年中国各省份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中国是否存在“服务业成本病”以及数字经济对“成本病”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目前中国存在“服务业成本病”,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减缓“成本病”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弱化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对数字化投入依赖度较高行业的“成本病”,但在住宿和餐饮业等对数字化投入依赖度较低的行业中，这种效应暂未显现；数字经济缓解“成本病”的效应在“胡焕庸线”东南地区更为显著，西北地区并不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缓解“成本病”的原因在于其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大于制造业。     

信息化对服务业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鲍莫尔模型假说认为服务业具有所谓的"成本病".近年来随着电子信息业的发展,出现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超过制造业发展速度的现象,从而说明其生产率改进的机会与制造业同样广阔.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信息化对服务业的增长作用,提出应时服务业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其生产率.     

北京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研究

在现代分工条件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两者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分工关系,而是更多地表现为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一种动态的内在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制造业的发展会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需求,从而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又要依靠制造业中间投入需求的增加,并促进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