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家庭风险资产投资

儒家文化内生于降低家庭内部交易成本和提高家庭内部治理效率的需要,其家庭主义观念及伦理秩序可能不仅影响了人际信任的半径,而且有助于强化家庭组织的风险分担功能。因此,儒家文化可能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使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儒家文化,并采用流行病学方法回归发现,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家庭投资风险资产的概率。对影响机制的检验发现,强化了家庭组织的风险分担功能可能是儒家文化促进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行为的最主要机制,但并未发现有儒家文化显著影响一般信任的经验证据。这一研究发现增进了对儒家文化与家庭金融之间关系的理论和经验认知,意味着弘扬传统文化对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和现代经济体系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刍论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信任是影响经济和社会的重要变量.在微观层面,信任由人际信任演进为组织信任,推动经济形态由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演进;在宏观层面,信任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三大机制之一.同时相关研究表明,信用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并未明显体现.     

探索“绿色+普惠+科技”金融融合发展路径

深耕绿色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科技赋能是绿色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推动金融体系转型的引擎。基于“绿色+普惠+科技”金融发展现状,文章深入分析三者融合发展的协同效应,搭建了“绿色+普惠+科技”融合发展新型金融业务框架,并就融合发展瓶颈提出优化路径：明确“绿色+普惠+科技”金融界定与评价标准、构建完备的金融制度体系、完善全方位、多重预警模式的风控体系以及提高科研能力四点建议。     

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的要素及效应分析

普惠金融早在2005年在我国首次被提出,旨在为更多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可负担成本的综合金融服务。2012年以来国家提出要进行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战略,并于2016年明确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意义,即为更多低收入人群、中小微企业以及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提供更公平、多元、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促使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优化,促进共同富裕。但在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发现,普惠的“政策性”与金融的“商业性”矛盾依然存在,发展中的区域异质性等问题凸显。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商业银行数据及2011—2020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数字科技的应用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地区之间差异,而金融科技的应用可以有效促进普惠金融的均衡发展、弱化内在矛盾,在助力数字化转型的同时,降低普惠金融服务成本,提高服务的广度和深度,降低金融风险,丰富金融产品。作为核心技术支撑,金融科技是普惠金融业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普惠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内生动力吗?——基于宁夏575位农户的调研数据

农户内生动力不足是当前制约我国“三农”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基于制度逻辑视角,以希望作为农户内生动力的代理变量,利用宁夏575位农户的调研数据,证实普惠金融参与能显著提升农户的希望,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具体表现为：参与普惠金融业务类型越多,农户希望提升越多;普惠金融参与主要通过社会比较和社会互动影响农户希望;相对于低收入家庭和男性,普惠金融参与对高收入家庭和女性的希望影响更大;贷款能显著提升农户希望,存款、保险和理财对农户希望的影响不显著或不稳定。由此,从推动更多农户参与普惠金融业务,积极拓展金融服务边界、帮助农户搭建社会网络和社交平台,以及有针对性地创新乡村振兴专属产品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互联网金融对普惠金融推动作用探究——基于成本角度下

互联网金融和普惠金融都是当今金融领域的新兴模式,也均是完善市场体系、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变革方向。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互联网金融和以全方位服务整个社会群体为宗旨的普惠金融之间存在着诸多契合,互联网金融能够为普惠金融带来众多创新模式与平台,普惠金融所拓展的新服务群体又能成为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沃土。基于成本角度,探究互联网金融行业对普惠金融的推动作用,目的在于鼓励互联网金融继续创新,为普惠金融发展注入更大活力,进而造福社会。     

黑龙江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研究

“乡村振兴”是我国实现农业强国的重要发展战略。黑龙江作为我国农业大省、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应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数字普惠金融是“乡村振兴”实现的重要支撑,分析黑龙江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提出加快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和数字素养、完善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创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加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人才建设、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黑龙江省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对策和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传统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县域经济增长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持，农村普惠金融对破解县域经济发展困局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15—2020年我国县域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协同效应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传统金融效率低，会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和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为有效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应进一步加强县域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平衡发展；着力提升传统金融效率、发展水平与便捷程度，更好地发挥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和投入产出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助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     

普惠金融对金融扶贫的作用探析

多年来,我国实施的普惠金融项目使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同时为扶贫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为金融扶贫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普惠金融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推动作用越发显著,世界各国对普惠金融的重视程度与认可度逐渐提高。为深化普惠金融对金融扶贫的积极作用,从普惠金融与金融扶贫的概念入手,分析普惠金融对金融扶贫开发的作用及意义,并提出政府市场协同发力,共创普惠金融扶贫体系、整合扶贫资源与力量,增加普惠金融有效供给、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完善相关政策体系,推进金融监管变革、健全风险分散补偿机制,积极发挥保险保障功能等利用普惠金融实现金融扶贫的建议。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空间相关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财经大学2015“千村调查”

基于上海财经大学2015年“千村调查”的微观数据,运用信息熵法衡量我国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普惠金融在村庄之间的空间传染效应,以空间的视角分析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普遍偏低,东部相对较好,中部最差;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传染效应,地理矩阵下的空间传染效应尤其突出;东部地区显著的HH型村庄较多,中部地区显著的LL型村庄较多;空间滞后模型是分析地理矩阵空间特征下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的最佳模型,经济发展水平、基层民主、科学技术和快递点均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