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及效应分析——基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

在各级政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对绿色创新进行大量补贴的背景下,本文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出发,将绿色创新划分为策略性绿色创新与实质性绿色创新,构建政府补贴影响两类绿色创新的理论模型,考虑区域企业R&D投入的中介效应与区域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并利用2009年-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两类绿色创新均具有激励作用,且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企业R&D投入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区域制度质量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区域制度质量能够负向调节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刺激作用,正向调节企业R&D投入与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关系,负向调节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关系。     

政府引导基金、地方财政差异和区域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以2009年-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为基础,以双固定面板模型为基准回归,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对政府引导基金、地方财政差异和区域创新水平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总体上政府引导基金有效提高了区域创新水平且地方财政差异在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随着地方财政自给能力或政府创新偏好的增强,政府引导基金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力度也会增强;(2)该正向调节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财政自给能力的调节效应在东中部不显著,在西部显著,政府创新偏好在东部显著,在中西部不显著;(3)该正向调节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和政府创新偏好各自存在单门槛效应,只有二者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区域创新推动作用.同时,还发现位于引导基金高创新效用区间的省份大都集中在东部,少数在中部,政府引导基金没有改善区域创新极化发展现状.对此,本文提出要因地制宜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区域创新推动作用、完善财政科技支出转移支付及加强财政与其他部门的协同性等政策建议.     

区域创新系统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国外创新系统研究的热点从国家创新系统转到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国内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也如火如荼。但是,不少地区的创新系统建设碰到新的问题,本文结合国外区域创新研究的最新成果,认为我国区域创新系统建设需要新的思路。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文献综述

本文对区域创新系统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从区域创新系统的含义及基本内涵、基本理论和评价体系等三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勾画出当前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浅析产业集群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作用

本文在分析区域创新系统内涵、行为主体及其作用的基础上,论述了产业集群在区域创新系统构建中的作用,认为产业集群是区域创新系统的形成基础和发展动力。     

共建共治共享：创新经济视域下的区域一体化——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例

在创新经济中,创新要素和创新活动因其流动受资源和环境约束较小而在空间上高度集聚,创新中心的区域布局和创新网络结构也具有较高的可规划性;不同与传统经济中因产业集聚和扩散而形成“核心—边缘”格局下的区域一体化,创新经济中因创新的共享化扩散而形成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因此,应积极发展创新经济,由区域内所有政府、创新主体、生产主体等共建区域创新产业共同体,通过各地区协商共治、各行为主体协作共治和政府与市场协同共治优化创新生态,有效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进而充分发挥创新扩散促进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作用,实现高质量区域一体化发展。长三角应优化创新网络系统,打造高水平区域创新共同体;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共建开放性区域创新产业共同体;促进集成式制度创新,共治区域创新生态;进而实现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为其他区域的一体化发展提供示范。     

区域创新体系与创新效率——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分析

采用2000~201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各区域的创新效率,并且重点考察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创新效率在样本期内处在较低的水平,并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产学研合作和政府支持对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有稳健的正向影响,体现出创新体系内部主体要素之间网络关系的积极作用。对不同创新效率水平样本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创新主体的构成和联结关系是造成我国区域创新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论我国政府制度创新的动力和途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号召,我国政府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可以从调整权力结构,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健全决策过程,提高政府的创新能力;积极鼓励创新行为,保护有益的创新成果等方面入手。     

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引领作用：来自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证据

国家中心城市肩负着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使命,其创新引领作用将为企业合作创新搭建良好平台。以实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事件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能显著提高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企业联合申请专利的数量,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带动作用明显;异质性分析显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同一学科内的企业异地合作创新影响效应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国家中心城市通过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推进区域产业分工、增强经济关联等渠道影响企业异地合作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引领效应影响范围有限,但企业合作创新的质量较高,创新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较好。因此,地方政府应有效利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机遇,促进城市间企业合作创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区域创新系统与高新技术开发区互动研究——以川南一体化经济区为例

创新系统是进行创新的有效组织形式,高新区则是实现创新产业化的途径与基地。创新系统与高新区通过互动传递创新知识、技术和信息,支持创新产业化和再创新。区域创新系统与高新区的互动是区域内多个创新主体即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企业和产业集聚化基地——高新区之间的交叉纵横互动,具体表现为宏观面与微观面、主体与其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在互动中实现创新。       

论服务型政府体系的构建与创新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而构建服务型政府体系为此提供了一个可循路径．有较大的实践意义一本文首先分析了构建服务型政府体系的意义，其次论述了服务型政府体系的构建，提出服务型政府体系由理念体系、目标体系、组织体系、执行体系和监督体系五个子体系构成，最后探索了创新服务型政府体系的四项对策。     

中国开发区管理体制演变规律和创新路径

目前,中国很多开发区已经从最初的纯经济功能区演变为一级政府或准政府。以中国三个典型国家级开发区为例,对中国开发区管理体制演变历程进行回顾,总结出中国开发区管理体制的基本发展规律,提出要进一步发挥开发区的先导和带动作用,而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并指出了中国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中国创新型试点企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6～2010年创新型试点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中国创新型试点企业是中国各行业中创新能力建设的领头羊,其创新能力与效率是国家创新能力的基础。本文首先梳理并构建了创新型企业创新活动影响要素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考察了创新型试点企业的创新效率。研究发现,中国创新型试点企业整体创新效率偏低。从创新效率的行业分布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相比,资源密集型行业内的企业创新效率更高一些。从创新效率的影响要素看,企业的经营规模、利润支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创新激励制度都有助于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但是,企业的知识存量、产学研之间的合作、政府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等要素都发生"失灵",表明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尚面临不少的问题。     

论欠发达地区新型工业化中的政府作用

通过对工业化中政府作用的考察和分析，结合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提出欠发达地区在信息时代要实现新型工业化，必须以市场资源配置为基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走跨越式发展道路。政府必须做到“两个定位”和“四个创新”。     

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知识流动及其政策涵义

知识创造、知识流动和知识扩散是区域创新体系的几个重要环节。本文着重分析了知识流的原因和方式，对我国不同区域创新体系内知识流动的特点，以及区域间知识流动的原因和方式进行了研究分析。最后指出，知识流动越来越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政府可通过促进知识向落后地区的流动，提高落后地区的创新能力。     

制度选择中的政府行为模型分析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政府行为主体的作用进行分析,构建了一个政府行为模型,同时对政府行为的制度功能进行了说明。     

大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要素及框架

本文从国家创新体系的内涵与要素入手,针对大国的特征,突破常见的以企业为核心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创新框架,构建了以政府为中心、充分考虑各类社会组织系统及环境因素的新的大国国家创新体系框架,并对这一框架的特点作了说明。     

论我国家族企业产权制度与治理结构的创新

家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民营企业采用了这种重要组织形式.从我国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特点出发,分析产权制度和由此决定的治理模式,我国家族企业存在产权缺陷和治理失效问题,探讨我国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创新的对策.要明确界定产权,实现产权多元化、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     

社会民间组织参与基层行政民主决策研究——以嘉兴市环保市民检查团为例

嘉兴市环保市民检查团代表了新型专业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类型。环保市民检查团提高了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推动了政府决策的公开化。社会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恰当地界定政府在扶持社会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另一方面需要在行政决策中建立政府与社会民间组织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这样才能有效发挥社会民间组织在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