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农业税时代摆脱"黄宗羲定律"的路径选择

通过描述近二十年农民负担走势,分析农民负担结构构成,解释农民负担繁重的根源,指出免税同时还须积极转变行政管理制度、革新财政体制、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培养农村实力,多管齐下,避免农民其他费用变相增加.     

房产税改革当以“黄宗羲定律”为戒

近年来,我国房产税改革的呼声很高,但由于房产税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还停留在政府提出和理论界探讨的层面,具体的改革方案和实施时间尚在期待中,文章借鉴黄宗羲定律,认为房产税改革当以"积累莫返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田土无等第之害"为戒。     

对“黄宗羲定律”的几点认识

黄宗羲定律由秦晖教授提出,指历史上的税费改革,短期内使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无论其能否成立,但都把矛头指向农民税负过重问题。由于公权得不到有效限制,不但农民税负难以承受,商人税负同样过重。在强干弱枝政策下,即使朝廷想降低农商负担,也无济于事,地方财政不足以承担各种政务开支,加上腐败,农民负担是愈来愈重。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不一定会减轻。     

“黄宗羲定律”与农村体制改革

农村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在于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才能避免‘积累莫返之害’。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政府职能转换。     

“黄宗羲定律”为何一再重演

后人总结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在治乱循环中发现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概括这些反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冠以某某“定律”以资政当今，“黄宗羲定律”即是其一。这个定律，揭示的是历代赋税制度改革如何被扭曲、百姓负担怎样一再反弹并加重的现象，发现者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     

湘西自治州后农业税时代农民负担调查报告

中国从200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农业税等，标志着我国农村进入了“后农业税时代”。为了研究免征农业税后湘西州农民面临的负担问题，笔者特对湘西州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从农民负担的显性和隐性表现问题入手，把问题归纳出来，供决策部门参考。     

湘西自治州后农业税时代农民负担调查报告

中国从200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农业税等,标志着我国农村进入了"后农业税时代".为了研究免征农业税后湘西州农民面临的负担问题,笔者特对湘西州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从农民负担的显性和隐性表现问题入手,把问题归纳出来,供决策部门参考.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后农业税时代的农民负担问题探析——基于农民“生存伦理”的视角

我国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仍旧处在弱势地位,农民承受风险的能力有限而农民面对的经济风险却越来越大,农民的负担依旧很重。本文从农民＂生存伦理＂的视角分析了当前农民负担的主要成因,提出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对策。     

取消农业税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我国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废止了已经存在2600多年的农业税,受这一政策的影响,乡镇财政收入又面临新一轮的冲击.乡镇财政自身存在诸多问题,当取消农业税时,这些问题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乡镇是我国最基本的行政单位,7亿农民生活在农村,因此,强调解决乡镇财政的困难,就是为我国新农村建设、亿万农民幸福、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对我国未来的经济走向、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以我国乡镇财政面临的困境为出发点,重点关注取消农业税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免征农业税后的农民负担问题

该文通过典型乡村调查,对免征农业税后农民负担反弹压力作了探讨。认为乡村两级收支不平衡,当年支出缺口巨大,这是农民负担反弹的当前压力;乡村债务越来越大,基层组织正常运转所需经费严重不足,这是农民负担反弹的潜在压力;新乡村建设所需大量配套资金,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形式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是农民负担的重复压力。当前农民负担已赋予新内容、新形式。农民负担的内容已由“税”再度转化为乡村组织运转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和农村公益事业维持费;农民负担的形式主要从“征收”转变为“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通过村民自治把不合理的负担合法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民负担增加有其必然性。要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需要观念创新、制度创新。     

取消农业税对县乡财政的影响及对策

文章分析了取消农业税后存在的主要问题,就解决取消农业税后县乡财政困境提出对策,进行深入探讨。     

取消农业税——一项还富于民的制度安排

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出台是一项还富于民的制度安排 ,它不仅能消除因原有制度安排有失公允而造成的城乡居民事实上的不平等 ,而且还将以此为契机 ,加快推进县乡机构的配套改革 ,拉动农村经济增长。这是我国确立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要条件 ,是目前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 ,还富于民的一项必要措施。     

取消农业税对各级财政影响的不均衡及其对策分析

取消农业税对各级政府和各地区财政的影响是不平衡的。文章在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在中央、省、市、县和乡五级政府中,唯有县乡财政受到取消农业税的严重影响;取消农业税对某地区的影响与该地区对农业税的依赖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规范的几个方向。     

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债务问题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后,巨额的乡村债务已经影响到许多农村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行.我国乡村债务产生的根源,既有财政收支矛盾的表面原因,又有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逐步化解乡村债务应该从多方面着手.     

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取消农业税对中央财政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却造成了农村地方财政收入的锐减,使本来就不宽裕的地方政府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更是捉襟见肘.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央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财政转移支付标准,避免财政转移支付的平均主义,真正实现转移支付的目的.同时,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存的其他问题,从市场化等方面,找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性对策,切实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彻底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后农业税”时代县乡财政困难问题及对策研究

从2006年1月1日起取消农业税后，农民摆脱了历时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农民负担降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点，两年多的实践证明农业税的取消对推动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后农业税”时代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理，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本文重点讨论的就是“后农业税”时代的县乡财政问题。     

意大利自行车偷车市场的“萨伊定律”

我从今年7月至12月在意大利的比萨小城要呆上半年,是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来意大利比萨的圣安娜高等研究院做学术交流的。在比萨这座著名的文化名城,街道十分狭窄,需要骑自行车才能来去方便。于是,我也买了一辆自行车,作为代步的工具。一些意大利朋友看见我买了自行车后,就说我这样才真正是一个比萨人了,因为在比萨大家都骑自行车;     

美国经济“二元化”与“奥肯定律”的困局

当前美国经济的恢复并没有走上如奥肯定律所预示的轨迹,而是陷入高失业经济增长的泥潭,这标志奥肯定律已经陷入了某种困局。而出现奥肯困局本质原因是在于美国经济二元化的趋势,导致其就业经济与GDP创造经济的相分离。本文构造了一个分部门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模型,揭示由于劳动力吸收能力以及GDP创造能力在虚拟经济部门和低端服务部门之间的不对称性导致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弱化,该不对称性随着经济虚拟化和去工业化而得到不断强化。利用1950-2009年美国的总体和分部门数据就GDP和就业创造的非同步性及二者的不对称及其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忽视由经济二元化引起的奥肯定律已经弱化事实的经济恢复政策,只能使得美国走上高失业型经济增长的道路。     

资源型国有企业摆脱转型困境的路径选择

在资源环境与体制机制约束的双重压力下,产能过剩的屡化不解与低效企业的退出困境是阻碍国有资源型企业转型发展的主要障碍。应在决策层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明确资源型国有企业转型发展的定位与方向,这意味着以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从完善产业结构与所有制结构两个层面推进的资源型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是实现企业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在此基础上,还应从政府职能转型与完善市场机制两个层面采取措施,加快推进国有资源型企业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