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全球气候变暖,国内外学者开展了许多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但有关湖南省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仍相对匮乏。文章依据IPCC2006碳排放测算模型、投入产出法对湖南省贸易隐含碳进行了实证评估及结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湖南省2007-2017年进出口贸易隐含碳呈上升趋势,从2007年的41.63亿吨上升到2017年的95.00亿吨;分部门看,2012年和2017年,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部门、化学产品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稳定在前列,进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较多的有金属矿、煤炭采选产品与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部门。(2)影响湖南省贸易隐含碳的因素依据影响力大小依次为直接碳排放系数因素、出口（进口）向量因素和中间投入系数因素。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法研究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及其驱动因素。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数量巨大,在中国碳排放总额中占比很高,且在行业分布和国别流向方面表现出较高的集中度;出口总量增长是导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而直接排放系数降低和中间生产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出口结构改善对抑制碳排放增加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某些年份和个别出口贸易伙伴中,由于结构恶化反而导致碳排放增加。因此,我国在采取措施降低出口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亟需进一步加大出口商品升级换代的力度。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动特征及驱动因素分解

本文建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01－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及其部门分布,采用LMDI 分解法将2001－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3种因素的贡献。实证结果表明,2001－2013年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年均增长8.98％,农业部门、食品加工业部门是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最多的部门,规模效应是导致农产品出口的CO2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抑制农产品出口的CO2排放量增长贡献的最重要因素,而结构效应较微弱。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度研究——基于碳排放责任界定的视角

贸易自由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考虑进口中间投入产品的影响后,建立经济模型,分析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其中特别注重对再出口贸易和部门分解的分析。结果表明：2007年,我国生产隐含碳比消费隐含碳高4.53%,净出口隐含碳达2.98亿吨。我国的CO2排放贸易条件是0.93,这说明我国单位出口的碳排放强度小于单位进口的碳排放强度,国际贸易总体上来说有利于中国的节能减排。＂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出口隐含碳最多的部门,进口隐含碳最多的部门是＂化学工业＂。隐含碳贸易顺差最大的部门是＂纺织业＂,逆差最大的部门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再出口隐含碳最多的三个部门,说明这些部门有很大一部分产品属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对我国进出口隐含碳有较大的影响。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环境投入产出研究方法测算我国出口各部门的碳排放强度和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利用SDA与LMDI分解法相结合的方法将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分解为四个影响因素,分别分析直接排放系数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提出要优化出口贸易产业结构,避免出口资源类产品,限制高能耗产品出口,维持大宗贸易产品出口,支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通过建立合理的碳排放机制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特征及影响因素

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一碳排放强度指标和Tobit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地级以上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特征及影响机制展开深入剖析。结果显示,2011-2023年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城市之间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差异不断缩小;除北京市外,京津冀多数城市的全社会电力消费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相对较高,对其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相对较大;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程度的“脱钩”态势;能源消耗规模与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一致性特征;技术创新、环境规制、能源消费结构、外贸依存度与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能源消费结构升级、外贸依存度提升显著促进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性。     

中国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MDI),分别基于不同分解层次(3个产业、8个主要部门、43个子部门)以及短期(1994-2008年)、长期(1980-2008年)两个时间段来考察产出效应,技术效应、结构变化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对于碳排放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产出效应和结构变化效应是碳排放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则是有效降低碳排放的重要手段;部门结构细分程度越高,产出效应、技术效应、结构变化效应的解释力越弱,而能源结构效应的解释力却显著增强;长期内产出效应、技术效应对于碳排放的解释力均下降,结构变化效应、能源结构效应的解释力却大幅度提高;此外,我们发现能源结构效应、能源价格与GDP和碳排放之间的去耦指数正相关.     

家庭碳排放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次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各类家庭能源消耗数据,再通过样本数据以碳排放系数法计算出疫情前后的户碳排放总量以及人均碳排放总量,通过SPSS分析各影响因素与各家庭能源消耗行为的相关性,再利用SPSS建立了以能源消耗碳排放为因变量,以影响因素为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具体分析影响因素对于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大小。     

数字全球价值链对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逐渐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在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全球价值链成为实现减排目标的新动力。本文聚焦数字全球价值链的碳减排效应,从增加值视角出发,考察数字全球价值链对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全球价值链能够显著降低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且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行业和高出口依赖度行业以及来源于非数字化行业的间接参与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规模效应削弱了数字全球价值链对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而技术进步效应和能源结构转型效应增强了这种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技术赋能全球价值链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及减排政策研究

本文将碳排放因素分解为能源强度、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以及能源结构等六大因素。并采用LMDI的加和方法分析1994——2009年期间的各个碳排放因素对碳排放的深层影响。研究表明,经济规模对碳排放起到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能源强度起到显著负向作用,其他因素作用较微弱。最后,提出了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对高碳行业的整合引导监督、开发新能源、提高天然气使用比例等政策建议。     

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影响之研究

结合计量分析方法与因素分解法,选取我国198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及1998年和2007年两个时间点的数据进行分析,检验了我国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并定量测算了出口贸易通过三种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出口贸易是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出口贸易对碳排放影响的规模效应为正,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为负,由于规模效应大大超过了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之和,总效应为正,出口贸易的扩大会对我国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论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选择

全球变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寻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共赢之路,如何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新课题。现阶段,碳交易作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暖的主要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节能减排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旨在探讨构建适合我国国情与低碳经济发展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总体把握碳交易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的基本现状,对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出建议。     

碳税对我国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

近年来,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二氧化碳的减排也随之备受瞩目。碳税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直接有效的经济手段,在我国也提到了议事日程。本文使用引力模型,利用2000年-2010年我国对9个样本国家的贸易数据,对碳税征收对我国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碳税对我国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存在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其他国家征收碳税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征收碳税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建立进出口商品碳核查技术体系的前景分析

介绍了目前国内碳排放交易及碳核查市场的试行规则,初步探讨了对进出口商品进行碳核查的可能性以及检验检疫技术机构适时介入碳交易活动的机遇。     

国外关于贸易碳排放责任划分问题的研究评述

出口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是为满足进口国消费而引起的。近年来,这部分碳排放的责任划分问题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并先后提出了生产责任原则、消费责任原则及共担责任原则三种划分原则。文章对国外已有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对这三种原则依次进行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总结对比,分析不同原则对我国的影响,并提出应对建议。     

基于CGE模型定量分析国际贸易绿色壁垒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以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品征收碳关税为例

美、欧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绿色产业发展,以"碳关税"为突破口,在国际贸易中试图设置绿色壁垒。本文以剖析碳关税的潜在影响为例,建立了国际贸易壁垒对我国经济影响的系统分析框架,并利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SIC-GE)定量测算了各方面经济影响。结果表明,碳关税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要小于对名义价格水平的影响;对高耗能产品出口抑制作用明显,而对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影响很小,甚至会有刺激作用。     

基于CGE模型定量探析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碳关税是发达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为保持本国经济对其他国家设置的绿色壁垒。文章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在生产模块、对外贸易模块、收入支出模块、碳关税模块等模型相互嵌入式的构建,定量探析碳关税对我国对外贸易、总体经济、生态环境、不同省区经济的影响,进而得出碳关税政策对我国外贸、经济生产等方面造成较大负面影响,而在生态环境改善下影响甚微,其实质是一种保护本国经济、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贸易壁垒。     

黑龙江省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碳排放的基本公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结合黑龙江省碳排放相关数据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及测度,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在2000-2011年期间经济发展对人均碳排放水平的拉动贡献率与能源效率对人均碳排放水平的抑制贡献率间差距在逐年拉大,而能源结构的现状也对人均碳排放起到拉动作用,这致使其抑制作用难易抵消其他因素对人均碳排放水平拉动作用的影响,全省人均碳排放水平没有减缓增长的迹象,依然面临巨大的碳减排压力与挑战。而调整能源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则是黑龙江省实现碳减排的必由之路。     

技术创新、最优碳税与国际减排合作

本文基于两国减排博弈拓展了Weber和Neuhoff(2010)的一国环境经济模型,进而探讨了非合作和合作两种情形下,具有不同技术创新水平时各国最优碳税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结论表明,技术创新削弱了碳税之于减排的重要性,同时增强了国际合作减排的动力,而技术差距越大,合作意愿越小。当两国减排责任接近或者存在合作补偿的情况下,容易形成福利增进、达成减排合作。这为我国进一步加快低碳技术创新、充实南南减排合作,从而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