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城市公共支出关系研究

基于1994-2008年的数据,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公共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是城市公共支出的Granger原因,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公共支出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是城市公共支出却不是城市化的Grang-er原因;城市政府在安排公共支出的规模、结构、城区分布,以及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等政策选择时应考虑城市化的水平。     

辖区间竞争与策略性环境公共支出

基于环境公共支出视角,检验中国大陆地市一级环境公共支出的策略性互动行为。研究显示:分权框架下,经济增长绩效考核压力使得辖区间环境公共支出竞争效应十分显著,相邻地区环境公共支出水平是决定当地环境公共支出的重要因素。同一省份内地市间环境公共支出的竞争效应明显小于跨省环境公共支出的竞争效应。从动态跨期效应和分位间异质性支出行为来看,环境公共支出的竞争效应存在界点。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逐步改变以经济增长为重的政治晋升考评机制,地方在加大环境财政支出预算的同时适当多元化环境管理手段,中央政府建立起跨省域统一的生态管理补偿机制,并推进环境科研、环境教育等公共管理手段对环境污染治理的积极作用。     

我国地方财政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具有显著地外部正效应,它对预防社会人群疾病流行,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提高社会人口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将地方的财政收入、地方的人口数、地方医疗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及地方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作为地方财政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依据2015统计年鉴中各项研究指标的数据,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运用最小二乘法,研究这几个因素与地方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关系,检验它们对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是否显著。最后进行计量分析检验,证实了地方的财政收入、地方的人口数和医疗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有显著正相关影响。最后也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建议。     

公共支出与人类发展指数——对中国的实证分析：1990-2002

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要求我们的工作重心由GDP扩展到HDI,公共支出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公共支出是否影响人类发展呢?公共支出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有多大呢?公共支出中的哪些项目对促进人类发展的贡献最大呢?本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回答上述问题,分析发现,公共支出与人类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贡献明显大于其它公共支出.     

公共支出对我国农村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家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因此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支持非常必要。"三农问题"是我国当前以至今后较长时期内的社会热点问题,文章从政府对农业的公共支出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和评价,从多方面对公共支出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构造公共支出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分析两者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结论显示,我国应加大对农村经济的公共支出,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有关政府对农业支持的政策法规。     

政府公共支出及其最优规模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Barro(1990)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采用Karras(1996)所提出的方法,对广西1978-2006年间的政府公共支出规模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广西公共支出规模相对较低,广西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尚有较大上升空间.因此,扩大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是广西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我国31个省域1997-2012年的相关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政府公共支出对人口迁移的生产率效应和税收效应、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规模对净迁移人口的影响单调为正,生产率效应显著为正,税收效应不显著。人口迁移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地区之间呈现区域竞争性,地理位置相邻地区之间呈现区域协同性,且这种竞争和协同关系具有滞后性。公共支出规模等因素不仅对本地区的净迁移人口有显著影响(直接效应),而且对其相邻地区产生溢出效应(间接效应)。短期看,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长期看,两者的差距缩小,间接效应逐步显现。     

政府公共支出与FDI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西南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GMM估计,考察了政府公共支出、FDI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和FDI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都呈现显著为正,但FDI并不是主要因素,长期以来政府公共支出成为拉动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竞争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为正,其中地理相邻的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相邻的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     

政府公共支出与低收入群体安全网建设框架与演进

目前,很多研究者对政府公共支出的减贫作用给予关注。特别地,关于公共支出作为低收入群体安全网的效果,大量的实证研究不断涌现,丰富了对政府公共支出与减贫、收入分配等关系的认识。不过,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框架、方法及其演进的探讨则显得相对薄弱。文章主要从公共支出作为低收入群体安全网的研究框架和方法着手,从六个方面进行介绍和评述,试图揭示出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脉络、框架演进和最新进展。结果表明,理清框架与演进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有助于研究方法的拓展。     

公共支出最优规模：1978-2003的样本数据求解

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变动走出了一条“先降再升”的U型曲线,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尚有继续扩大的空间。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实证测算出我国公共消费支出的最优规模是22.97%,得出了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以后,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应该稳健扩大的政策结论。     

异质性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门槛效应: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

现阶段劳动力迁移与地方政府公共品的提供密切联系.本文基于一般均衡理论框架,考察了异质性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净影响机制.理论模型揭示了生产型和消费型公共支出影响劳动力迁移的不同机制:生产型公共支出的净效应取决于“生产率效应”与“拥挤效应”“税负效应”的平衡,消费型公共支出的净效应取决于“消费性效应”与“税负效应”的平衡;两类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均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且净效应方向相反.进一步,本文运用283个城市面板数据及非线性门槛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生产型公共支出、消费型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净影响分别呈现出倒“U”型和“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且门槛值分别为766和167(人/平方公里).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迁移,除了调整公共支出规模,还可以根据劳动力迁移对不同类型公共支出的异质性反应,来实施差别化的公共财政政策.     

政府公共支出与农村减贫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大陆1991—2010年的统计数据,在特定的政府公共支出的背景下,对农村居民的行为反应特征如何反映其受益情况和减贫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政府医疗卫生支出能有效增加农村居民支出,达到减贫目的;政府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支出的影响则相反;其他支出项目对农村居民支出的影响显著不同。     

福利性公共支出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分布滞后模型和动态广义矩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间1997~201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估计和分布滞后模型,将就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经验评估了福利性公共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机制。分析发现,福利性公共支出通过促进就业和投资的间接作用机制增进了长期经济增长;就直接作用机制而言,福利性公共支出增加了税收筹资,造成居民和企业形成税后报酬率下降的预期,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政府在扩大福利性公共支出规模的同时,要借助结构性税收调整和支出政策激励企业扩大就业,通过公共品供给机制效应外溢引导产业间投资要素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福利性公共支出的就业增长和投资增长功能,才能有效促进均衡的长期经济增长。     

腐败、经济寻租与公共支出结构——基于2007-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结合政治选举、私人部门经济活动主体行为特征和财政管理体制框架,采用二阶段寻租模型考察腐败影响公共支出结构的作用机制,发现腐败易于诱发降低公共服务性支出、增加公共购买和公共投资支出的财政资源配置倾向.基于2007-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系统GMM估计方法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腐败显著增加一般公共服务、城乡社区事务和教育的决算支出比重,反腐预期的提高将使这些领域的预算支出比重降低,这意味着上述领域已成为近年来财政腐败的易发领域.为避免腐败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应在加大反腐力度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程度,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提高中央政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农村公共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因果检验

本文运用1978--2006年的数据,对农村公共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城乡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支出的运用效率还十分低下,影响了农村公共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绩效的发挥.同时公共支出和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不公,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和谐社会的政府公共支出研究

本文将政府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划分为投入产品生产部门和技术生产部门两部分,通过两部门增长模型讨论了生产性公共支出比例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结论:为促进经济增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对生产性公共支出在不同部门投入比例的选择应取决于其在不同部门产出弹性的比较。本文的结论为通过改变政府公共支出比例促进我国建立和谐社会、创新型社会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对家庭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

政府在促进文化消费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的家庭经济数据,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对家庭文化消费的影响,以及该影响在城镇和农村家庭、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表现出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增加有助于提高家庭文娱支出占比,且在缩尾处理和更换关键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中,核心结论仍然成立;但是,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对文化消费的挤入效应主要局限于城镇家庭及中低收入家庭,对农村家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的刺激作用不显著。应继续扩大文化事业财政支出规模,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重点扶持农村文化娱乐消费,同时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     

公共支出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一般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论发现:(1)增加公共支出有利于促进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公共支出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增加农民的消费来实现,在控制了消费之后,公共支出的作用显著下降;(2)对公共支出进行分解发现,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等社会性支出是促进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支出,其他支出对农民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3)公共支出对不同收入等级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它对低收入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穷人的消费水平较低,他们更加依赖于政府的公共支出,这进一步证实了公共支出确实是通过促进消费来影响农民幸福感的。鉴于此,扩大公共支出,尤其是社会性支出,是增强农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而且公共支出应该更加向穷人倾斜。     

幸福悖论、公共支出与国民幸福

本文基于2001-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数据的中国部分,采用有序概率模型,考察我国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对于国民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我国经济增长水平与国民幸福之间关联并不明显,存在“幸福悖论”现象。公共支出以倒U型曲线的方式影响国民幸福,其规模并非越大越好。第二,从结构上来看,保障支出对国民幸福产生的影响最为积极,管理支出也起到了间接的正向作用,而建设支出由于其效益的显现需经历较为漫长的时间段,故其对居民当期幸福感的影响为负。鉴于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基础作用,适度扩大公共支出规模,优化公共支出结构,以更好的促进国民幸福感的提升。     

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目前似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支出都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关于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经济学界也是争论不休,有的对公共支出持支出态度,认为其对经济增长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有的持反对观点,认为其造成了市场生产效率低下。本文选取了湖南省1978——2012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人力资本、固定资本以及政府公共支出4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