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与产品贸易竞争力关系研究——基于行业数据对不同技术含量出口产品竞争力差异化分析

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产品竞争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和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4-2020年我国行业数据,探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技术含量出口产品贸易竞争力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利于增强研发投入对低技术产品贸易竞争力的促进作用,这也意味着通过加强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提高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产品的贸易竞争力存在正向影响。基于分析结果,建议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针对不同产业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等。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与中间产品贸易关系——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考察

文章基于Ngo Van Long等(2005)的分析框架,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贸易影响中间产品贸易的内在机理。然后,运用中国中间产品贸易1998～2009年的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的进口能促进中间产品的出口,对中间产品进口影响不显著;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低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出口的影响较为明显;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使低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的出口增加,高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的出口减少。     

区域贸易协定对成员国的贸易影响研究——以中国为例

本文采用中国与21个贸易协定成员国SITC3位码进出口数据,研究了中国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参加的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这种影响对不同技术水平的产品促进效果并不相同,其中,贸易协定显著促进了中国的资源型产品、低技术产品贸易,但是对中技术产品与高技术产品贸易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与现有的区域协定成员国缔结的贸易协定不利于中国资源型产品出口的增长,文章的结果表明,如何选择合适的区域合作伙伴既可以促进双边的贸易联系,又可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是未来中国政府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技术创新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基于技术含量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技术含量视角,将技术创新看成是融投入与产出于一体的系统,以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来衡量中国出口商品结构,选取1991～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重点考察了技术创新对不同技术含量产品出口结构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R&D经费支出促进了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抑制了低技术产品的出口;而专利授权量促进了低技术产品的出口,抑制了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不论以R&D经费支出和专利授权量来衡量的技术创新能力都不利于中技术产品的出口。人力资本和人均GDP都有利于中、高技术产品出口,FDI对不同技术含量产品出口的影响则具有"两端为正,中间为负"的特点。     

中澳FTA对中新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中澳FTA对不同产品的关税政策差异,本文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直接检验了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中新进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澳关税削减后,中新优惠商品进口相比基准期有显著提高,但削减前的中新优惠商品进口相比基准期无显著差异;中澳关税削减显著促进了中新进口贸易,但对中美、中欧和中日进口贸易均无此影响;中澳关税削减幅度越大,对中新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但对中美、中欧和中日进口贸易也无此影响。本文的结论表明,中澳关税削减对中新进口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中澳FTA对中新进口贸易有正的溢出效应。     

基于技术含量角度分析中国出口贸易结构

本文采用LALL的产品分类方法,通过核算各类产品的技术含量,并运用技术高度化指数和技术结构图对我国1995-2005年的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加以分析,同时将我国和东盟的出口贸易结构加以比较,分析两国产业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我国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显著减少,中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明显增加;（2）我国出口贸易结构有逐步升级的趋势;（3）我国与东盟相比,出口贸易结构稍占优势,并且,我国与东盟之间存在很强的产业互补性。     

深圳市贸易结构转型及其国际竞争力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市贸易结构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进口、出口前10大产品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到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1995—2009年期间,深圳市出口前10位产品的技术含量从31.3%提高到70.58%,深圳市进口前10位产品的技术含量从35.59%提高到78.27%。另外,深圳市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强,例如钟表、家具、鞋靴,深圳市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综合竞争力不强,例如电机、机械、航空器、光学设备等;深圳市进口、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明显提高,但是深圳市多数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增值率不高,呈现下降态势或者是负值,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增值率相对高一些。这说明,深圳市贸易产品结构明显转型,但是其国际竞争力并不强,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原产地规则对中国FTA利用率的影响研究

提高FTA利用率是落实形成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重要抓手，科学估算中国当前FTA的利用率以及决定因素对构建高水平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2～2018年产品层面的数据，利用新的核算方法估算了中国11个FTA的进口利用率，并利用高维固定效应OLS估计技术实证分析了原产地规则对FTA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FTA的平均利用门槛为13.08%,年均利用率为29.59%;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FTA的利用率偏低。(2)原产地规则显著抑制了FTA利用率，尤其是抑制了工业品和中间品的利用率；同时，越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对利用率的抑制作用更大，而灵活的原产地规则对利用率有促进作用。(3)随着时间的延长，企业遵循原产地规则的成本逐渐降低，第3年后原产地规则开始对利用率有促进作用。因此，制定灵活的原产地规则和降低原产地规则的执行成本，是今后中国FTA战略应该关注的重要方向。     

我国进口贸易技术结构的变迁分析与国际比较：1985—2008

本文采用进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和按技术水平分类方法,基于细分的进出口产品数据,考察了我国1985—2008年的进口技术结构的变迁。研究表明,1985—2008年间,我国进口技术复杂度不断上升,明显高于日本、印度、东盟等国家;进口结构已由进口中、低技术制成品为主转移到进口高、中技术制成品为主;相对而言,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口份额远远高于同类型的其他国家,而资源性产品和初级产品进口份额则显著低于样本中的其他国家。我国应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原材料以及资源性产品的进口,进一步优化我国进口贸易结构。     

欧盟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欧盟出口商品结构

通过运用数据分析,考察了欧盟在华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与中国对欧盟出口商品的结构特征,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通过计量进一步论证了欧盟在华直接投资可带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及低、中、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对欧盟不同出口效果,据此证明了欧盟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欧盟商品结构优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产品转换——基于中国多产品企业的微观证据

立足于中国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发展实践和多产品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客观现实,通过纳入时空双重维度,从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和产品集中度两个方面动态出发,研究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转换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总体来看,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但对出口产品集中度没有显著影响;从企业不同所有制性质看,融资约束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和国有企业的产品集中度具有抑制作用;从贸易模式看,融资约束降低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提高了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集中度;从技术密集度看,融资约束越大时,低技术和高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越低,低技术和中高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产品集中度会相应提高.这一研究结论不仅展现了企业内资源配置影响因素方面的经验证据,还为优化资金结构、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参考依据.     

集聚类型与中国出口产品演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

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是现阶段增加国家出口产品竞争力和增长动力的重要课题.本文利用2000—2011年HS4分位数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通过构建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与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标,从技术复杂度出发,研究不同类型集聚经济影响中国出口产品演化的微观机制与作用途径.本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所带来的外部性改善了城市出口产品结构,显著提高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进入的概率,降低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退出的风险,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具体来说,多样化不仅有利于提高高技术复杂度产品进入的概率,同时也显著降低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退出的风险,而专业化增加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退出的风险.进一步地,不同类型集聚经济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出口转型的关键时期,通过提升城市产业集聚水平,尤其是多样化集聚水平来助推我国出口升级,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基于产品内分工的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理论假设与实证分析

本文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构建理论模型,提出了影响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三个假说命题.利用我国制造业24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假说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制度环境对所有类型制造业价值链攀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规模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总体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总体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不显著;国际分工参与程度除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不显著外,对总体制造业及其他类型制造业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贸易模式真的实现跨越式发展了吗

文章基于出口的完全国内增加值和细分贸易数据,对我国近20年来的贸易模式变化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剔除进口中间投入品的贡献,用各部门的完全国内增加值系数对按Lall(2000)技术密集度商品分类的中国出口结构进行修整后,中国目前出口中占主导的仍是低技术产品而非高技术产品;同时,基于微观产品层面、细分贸易数据对中国进(出)口商品构成、技术含量及贸易品质的考察也表明,虽然中国的贸易模式正日益向更高层次发展,但中国的贸易模式与发达国家仍存在显著差距,中国的贸易模式并没有实现跨越式发展。     

产品内国际生产分工对中国的劳动需求效应分析——基于制造业转移承接国的视角

从国际产业转移承接国角度,借鉴Falk等提出的标准劳动需求方程模型,基于中国2002—2007年25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产品内国际生产分工对中国劳动需求的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生产分工促进了劳动需求总量的增长,但其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技术行业和出口导向型行业的产品内国际生产分工对中国劳动需求的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和进口替代型行业的产品内国际生产分工对劳动需求的增长存在负面效应。因此,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消除行业就业壁垒和促进人力资本升级是中国深化国际分工的关键所在。     

中间产品进口与工资差距——以进口关税为工具变量的实证分析

中间产品进口贸易会对我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差距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使用关税作为进口贸易额的工具变量,有效控制了进口贸易的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了中间产品进口对我国制造业行业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剔除了进口贸易额与工资之间的内生性后,中间产品进口贸易显著扩大了相对工资差距;虽然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差距大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但是中间产品进口贸易对相对工资差距的正向影响在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大。     

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基本态势与应对策略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基本态势,其次总结了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了进一步积极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以及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提出以下建议:主动加快与主要进口来源国进行磋商与合作,积极应对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对高技术产品进口关税进行结构性调整,战略性地降低部分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关税;加强基础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全力攻克“卡脖子”技术问题;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防范中国高技术产业被“低端锁定”的风险;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提升中国高技术企业对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     

进口贸易、生产率与企业创新

本文借助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与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构建了企业产品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进口价值替代变量,并从生产率的角度,对进口促进我国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进口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生产率超过中位数水平的企业中显现。同时,机制检验发现,高生产率企业在吸收进口技术溢出和应对进口竞争时更具有比较优势。异质性分析发现,来自不同研发投入国的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知识产权保护则放大了进口对高生产率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和对低生产率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即使是生产率最低的一般贸易企业,进口也对创新起到了激励作用,而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不能从进口中获益。     

对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变化的深度考察——基于技术含量角度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加速发展,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出口商品结构也呈现明显的变化,其中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所占比重不断增加。本文采用了从不同角度反映比较优势的有关指标,在产业层面对我国不同技术含量的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表明,就技术含量而言,我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结构呈优化发展趋势,高技术含量产业较之中、低技术含量产业的比较优势而言,其变化情况呈现出更快的提升速度,但我国的总体比较优势结构与达到质变水平尚有差距。     

中日韩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技术特征和演进趋势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实证研究

高技术制造业作为一国技术实力的核心,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中日韩三国均为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国,而且中日韩FTA谈判即将启动。在此背景下,本文在描述了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现状的基础上,采用Hausmann构造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按HS4位编码测算了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并据此分析了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技术特征和发展趋势。我们发现,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国家,但日本和韩国的高技术产品技术含量更高,高技术产业发展更加成熟,而且中国与日韩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差距正在扩大。最后,本文就此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