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及其减值状况分析

近年来,我国A股上市公司计提大幅商誉减值问题凸显。2018年三季报中,A股上市公司商誉高达1.45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多家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额度远超这些公司近些年净利润之和。本文选取2015—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首先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及商誉减值总体状况,进而结合数据比较分析商誉占净资产的比重、商誉减值对净利润的影响,进行多维度分析,期望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商誉减值、经济因素与盈余管理——基于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5—2017年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建立OLS模型,实证检验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对上市公司确认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总资产收益率与商誉减值计提比例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经济因素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确认商誉减值。利润平滑、CEO变更动机与商誉减值计提比例显著正相关,微利动机与商誉减值计提比例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存在盈余管理动机。与现有盈余管理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文章发现上市公司并不存在利用商誉减值进行"大清洗"的动机。     

浅析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成因及应对对策——基于深圳地区上市公司2016—2019年数据分析

2018年受经济下行和并购业绩承诺集中到期影响,部分上市公司计提巨额商誉减值,引发业绩暴雷,股票价格随之出现大幅震荡,商誉减值频发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本文主要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成因进行剖析并找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来应对商誉风险。     

商誉减值内涵及减值因素分析

本文综合运用了资产定价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整合管理理论,并采用对比分析法和描述分析法对商誉进行了规范研究和统计性分析。通过对商誉减值的会计规范进行横向比较,综合比较了中国、国际和美国三个不同准则体系对商誉实质的理解,并对商誉减值的最重要步骤减值测试进行比较。笔者认为在商誉减值处理上,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已实现了实质性趋同。其次,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统计性分析研究,并对企业的商誉减值动机进行分析后,笔者发现商誉减值的因素主要为合并范围的变化和计提减值准备。最后对商誉减值的处理和商誉理论的完善提出建议。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管理内控现状与改进

中国A股上市公司集中在2018年年报中大幅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文章讨论了上市公司对于商誉减值管理的相关内部控制现状,并对如何改变这样的现状提出了建议。     

并购商誉减值原因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A股市场商誉频频爆雷,计提了巨额的商誉减值,本文首先回顾商誉减值经济后果相关结论;其次按照商誉的确认到后续计量过程的时间顺序,逐步对各环节可能导致减值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分别从上市公司、会计准则、评估行业和监管机构等维度提出改进建议,以期能为相关各方和投资者提供参考。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问题的影响因素及防范策略

当前我国市场上的并购浪潮仍在继续,再加上监管部门对商誉减值的特别关注,使得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已经成为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商誉减值的计提不但直接关系到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好坏,也会对外部投资者、监管机构乃至整个市场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立足于当前市场情况,以华谊兄弟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分析法分析该企业商誉减值问题的影响因素,同时将研究结果扩大至整个市场,基于企业、监管层及投资者三方给出建议,以降低我国市场上的商誉减值风险。     

蓝帆医疗并购柏盛国际的合并商誉减值问题探析

近年来，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趋势导致各种经济失调，由此刺激国内并购交易数量不断上升。而企业合并往往伴随着“高估值+高业绩承诺”现象，导致上市公司的账面商誉大幅增加，商誉减值问题日益严重，大额商誉计提减值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的利润。本文介绍了蓝帆医疗并购柏盛国际的过程、商誉以及商誉减值的形成，剖析了相关合并商誉减值的原因，解析了商誉减值对蓝帆医疗经营的影响，最终形成了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     

基于CIV角度的信息技术行业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分析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在无形资产出现减值迹象时计提减值准备,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有减值迹象,每年都应进行减值测试。然而,有关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计提减值准备的主要依据市场现状和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测具有滞后性和主观性,我国各行业普遍存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整体计提不足的现象。本文以CIV法作为减值迹象的判定标准,以2005-2008年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该行业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进行了分析。     

商誉减值测试应关注的若干问题

资本市场并购形成的高商誉引起了各方广泛讨论,尤其是经济下行下商誉减值问题已经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本文针对实务中商誉减值测试不规范行为,从价值类型、资产组划分、折现率选用、减值信息披露等十个方面进行了探析,以期引导市场主体正确进行减值测试,降低商誉减值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从产业投资企业管理角度论商誉减值风险

资本市场并购热潮带来的高商誉受到包括监管机构在内的越来越多报表使用者的关注,2019年许多上市公司因商誉减值导致的业绩暴雷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商誉减值已经成为很多上市公司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文章站在产业投资企业的角度,对商誉的内涵、后续计量方法进行了探讨,以此为出发点分析归纳了商誉减值的成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企业管理建议,对企业防范商誉减值风险有一定的意义。     

跃进式并购下企业商誉的减值与应对——以S公司为例

商誉作为一项单独的资产,是由不受同一控制的企业合并产生的。其巨额减值往往会对公司业绩利润带来影响。而巨额商誉的减值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外界的影响因素是否是商誉暴雷的唯一理由？对于商誉减值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减小其影响？本文以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S公司作为分析主体,分析其巨额商誉的成因及减值因素有哪些,分析商誉减值如何影响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以期为公司高管和相关利益相关者提供合理的应对商誉减值的建议。     

上市公司商誉演变“伤誉”的防范对策

2018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资本市场风险事件频频发生,很多企业陷入经营与财务困境,商誉减值会引发业绩爆雷,尤其是处于传媒、医药、计算机、机械、汽车等12个产业板块的上市公司,更要防止并购商誉演变为"伤誉",谨防业绩变脸。近日,证监会发布了《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对商誉减值的会计监管风险进行提示。针对上市公司商誉的现状,从商誉的确认与计量、财务影响及对策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浅谈商誉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

对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我国新会计准则规定取消商誉的直线法摊销,而改用公允价值法。因此应结合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至少于每年末进行一次减值测试。若发生减值,应计提减值准备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本文拟对商誉资产会计处理进行相应分析。     

关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的商誉减值问题分析

并购重组有助于上市公司在短期内提高业绩、充实经营项目,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的商誉减值问题会提高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据此,本文立足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通过介绍商誉本质,分析商誉减值危害,主要探究了商誉减值问题,并提出了避免商誉减值问题的对策,希望对于保护利益相关人合法权益,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助益。     

我国商誉会计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完善

近年来,我国的并购热潮带来了巨量的商誉,而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影响着公司利润、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商誉确认、初始计量、后续计量和信息披露等方面,我国现有的商誉会计制度还存在着规则不健全、规定不合理、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应通过制订专门的商誉会计准则、采用系统摊销与减值相结合的后续计量方法、完善信息披露和监管措施等方式,对现有商誉会计制度体系加以完善。     

上市公司收购中的商誉减值风险与应对

文章首先对商誉的基本含义进行概述,从商誉虚高风险、评估风险、计量风险三个方面,对上市公司收购中的商誉减值风险进行解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上市公司收购中的商誉减值风险的应对措施。     

广告传媒行业合并商誉减值问题研究——以G公司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越来越活跃。2012—2016年,我国A股市场一共发生并购项目19 811起,并购总额10.8万亿元,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6年,在A股市场上拥有商誉资产的公司超过半数,并购带来的商誉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元,商誉已成为A股上市公司的重要资产。但与此同时,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严重,减值风险巨大,2012—2016年,我国商誉减值金额五年内增加10倍。上市公司如何防范并购带来的巨额商誉减值风险,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文章以GIMC公司2017年巨额商誉减值为例,通过文献分析、调查访谈、公司年报数据,以及各种渠道收集的关于GIMC公司并购信息的研究,分析了GIMC公司巨额商誉减值风险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商誉问题探究

近几年来,并购重组已经成为了上市公司的家常便饭,这固然能够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但是伴随着并购往往是高额商誉的产生,给上市公司业绩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以上市公司商誉的现状和减值情况为基础,对商誉减值存在的风险以及实行商誉摊销的影响进行分析,从不同方面提出了降低商誉风险的建议。     

公司股权结构与内外监督对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

近期商誉减值频频爆雷,商誉减值风险管控愈发重要,公司治理是其中重要一环。本文以2014—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实证分析研究公司股权结构和内外监督对于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在股权结构上,股权制衡度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内外监督上,外部审计质量与商誉减值呈显著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