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居民杠杆率吗? ——来自2011—2018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随着数字技术更迭推新,数字普惠金融迎来了跨越式发展,其零距离接触长尾客户群体、提供低价便捷的服务,延伸了金融服务半径,满足了中低收入家庭的借贷需求,对居民杠杆率的传导效应不容忽视.本文利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经济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杠杆率产生正向影响.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居民杠杆率产生正向影响.(2)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随着杠杆率分位数水平的上升而下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中高收入群体影响程度较大.本研究的发现为认识居民杠杆率成因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有关部门分类施策管控居民杠杆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杠杆率的差异及政策建议

一国经济的总杠杆率是指该国各部门的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其中的总债务即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和家庭、金融企业四个部门的债务总额。因此,本文把总杠杆率分解为四个部门的杠杆率,分别指各部门总债务与GDP的比值。由于各国的产业结构、金融政策、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不仅各国的总杠杆率各不相同,而且一国内各部门的杠杆率同样存在很大差异。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企业杠杆率相对较高,政府     

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使用货币信贷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偿债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各省住户贷款数据计算各省的居民杠杆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住房销售的增长都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价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少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负向影响。     

稳增长和防风险双重目标下最优居民部门杠杆率测度

居民部门杠杆率是宏观杠杆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都有显著影响，在我国稳增长、防风险的背景下，测度其最优杠杆率水平十分必要。本文对居民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以及金融风险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我国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居民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与金融风险呈“U”型关系；我国最优居民部门杠杆率阈值区间为[44.99%,61.51%]。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已超过最优区间；从区域层面来看，不同省份差异较大，总体呈现出东部地区较高、中部地区较低、西部地区几种情况并存的特征。因此，我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政策需因地制宜，并在保持总体杠杆率稳中有降的政策下，辅以其他手段来激发消费潜力。     

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使用货币信贷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偿债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各省住户贷款数据计算各省的居民杠杆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住房销售的增长都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价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少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负向影响。     

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房地产价格与金融风险联动研究

本文首先从资产负债表关联的视角,对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和金融风险的联动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利用或有权益分析法和预期损失法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基于门限结构向量自回归(T-SVAR)模型,刻画了在不同房价区制下杠杆率和金融风险的相互影响.研究表明:(1)房地产价格与各部门杠杆率互相推动;(2)总体上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府和企业的债务风险,并推高了金融风险;(3)低房价阶段,各部门杠杆率和金融风险互相降低,说明银行信贷此时投放比较理性,有加杠杆的空间;(4)在高房价阶段,政府杠杆率上升导致企业杠杆率和金融风险提高,金融风险则降低了政府杠杆率,说明此时应该侧重控制政府债务积累;(5)各部门杠杆率增速上升也会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对居民杠杆率增速过快、政府债务和高房价的联动需格外关注;同时,应该稳定房价,促进金融稳定.     

我国居民杠杆率适度性与稳杠杆的调控路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居民部门经历了三轮加杠杆,目前居民杠杆率虽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但其提升速度较快,且过度集中于房地产领域,给经济平稳运行和金融稳定带来风险隐患。为此,文章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结合国际比较和实证检验,分析我国居民杠杆率适度性和我国居民杠杆率的影响因素,并在明确以稳杠杆为主的调控方向的基础上,提出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优化居民杠杆结构、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等居民部门稳杠杆的调控路径。     

居民杠杆率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省级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门槛模型、面板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杠杆率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存在门槛值,适当的居民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过度的居民杠杆率将抑制经济增长;在促进作用中,相比经营杠杆率,消费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结合实证分析结论,本文提出应当控制个别地区居民杠杆率水平过高,并采取相机抉择的住户部门信贷资源配给政策,适当将信贷资源向消费贷款倾斜,并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引导金融业适度发展。     

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形成、风险与防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提高受到各界的关注。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高于新兴经济体国家,杠杆率的结构性特点突出。本文在对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进行纵向、横向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居民加杠杆买房是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主要因素。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增加了家庭部门的偿债压力,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金融健康稳定发展。为解决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问题,本文认为需要充分发挥消费对去杠杆的积极作用,统筹做好家庭部门和其他部门去杠杆,解决相关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     

中国宏观杠杆率的适配性研究

本文将宏观杠杆率按照部门分为政府部门杠杆率、住户部门杠杆率和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以中国2007年1季度至2020年4季度的分部门杠杆率和GDP增长率为研究对象,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发现,非金融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贡献度最高,为34%;住户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由正转负,贡献度为9%;政府部门杠杆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据此,本文提出适度提高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降低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以维持我国宏观杠杆率适度性的政策建议。     

我国居民杠杆率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及传导路径

2008年以来我国居民杠杆率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由此所产生的风险效应已较为突出。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西藏及港澳台除外）2005～2021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居民杠杆率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了其风险传导路径。研究发现,居民杠杆率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呈“U”型关系,拐点为53%;房地产和企业债务是主要传导渠道。最后,提出健全居民部门杠杆率监管制度、优化调整居民杠杆结构等对策建议。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和风险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杠杆率增长在扩大内需支撑经济的同时也使得居民偿债压力进一步加大,对金融体系稳定造成一定的风险。本文分析居民债务的构成、杠杆率的现状以及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原因,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居民杠杆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提出遏止炒房、控制杠杆率增速、强化社会保障、加强金融监管、加强预警等建议。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基于MS-VAR模型的居民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动态关联研究

居民杠杆率过快攀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已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本文基于货币、股票、债券、外汇市场数据测度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建立非线性MS-VAR模型探究我国居民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间是否存在时变动态关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后我国居民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存在明显的两区制"棘轮效应";居民杠杆率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都对自身具有粘性;居民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间存在由负转正的时变动态关联,并且风险释放期的关联程度显著大于风险累积期;居民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显著,而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甚微。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居民部门作为企业、金融部门转移杠杆的对象,需警惕居民杠杆飙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诱发影响。     

居民杠杆率快速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天津等1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本文从全国居民杠杆率排名前20的主要城市中,经过分层随机抽样,选取天津、重庆、郑州、杭州、广州、成都、贵阳、上海、宁波、厦门、昆明和兰州作为研究样本,从房产价格、住宅开发投资、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和常住人口增长等六个方面,对上述12个城市的居民杠杆率进行测算,并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其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原因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房地产(住宅)价格的快速上涨和房地产(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的增长均对居民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业发展和宏观经济发展也对居民杠杆率有显著的影响;居民消费倾向对居民杠杆率存在不稳健的挤出效应。     

我国居民房贷杠杆测算及未来趋势研判

本文比较了我国与美日居民部门房贷总杠杆率和边际杠杆率,重新测算了我国居民名义购房交易杠杆,并在不同情景下,对我国居民实际购房交易杠杆进行估算。此外,从房贷偿付能力、房贷偿还压力、居民部门贷存比等角度,对我国居民部门房贷加杠杆的空间进行探讨。研究表明,虽然房贷总杠杆率仍略低于日本,但边际杠杆率远超美国和日本当前水平,并已与美国的峰值水平相当。此外,我国名义购房交易杠杆倍数已从2012年的0.5倍上升至2016年的1.5倍,而实际购房交易杠杆倍数应已在2倍以上。综合各项指标,我国居民房贷偿付能力正经受巨大考验,已超过美日房地产泡沫前期,与此同时,我国居民部门已从年度资金净融出部门转变为资金净融入部门,未来房贷加杠杆的空间已越来越小,房地产加杠杆带来的泡沫风险应引起高度警惕。     

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构差异和时变特征——基于居民、政府、企业三部门的国别比较研究

采用TVP-VAR模型考察了我国总杠杆率及非金融企业、居民和政府三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和时变特征,并在对比分析其他国家杠杆率影响经济增长不同情况的基础上,讨论了去杠杆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变化对于稳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总杠杆率及各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明显,但中长期效果有限;目前总杠杆率和各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冲击的长期影响虽然仍为正,但长期影响均已处于或接近零左右水平。从波动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长对总杠杆率、企业和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冲击响应以金融危机前为顶点,基本呈"倒U形"。从时点上看,经济增长对居民和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冲击响应在金融危机前、中、后期表现出大体一致的趋势,而对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冲击响应则表现出结构性改变特征。与中国相比,美国经济增长对各杠杆率冲击的长期响应也保持在零左右水平,但除金融危机时期外其整体波动较为平稳。对全球39个国家样本的进一步延伸考察发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能够较为稳定地降低杠杆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且这种影响在金融危机前表现更加显著。     

多维视角下我国居民杠杆率的国际对比研究

本文基于BIS公布的39个国家的居民杠杆率数据,从债务覆盖度、经济社会基本面、长期发展动力等多维视角对我国居民杠杆率水平的高低进行综合评价。我国居民杠杆率从2008年的低位一直高速增长,至今已经处于偏高水平,但仍为监管部门"控制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留有一定的政策空间。为控制我国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要保持稳房价政策的连续性,抑制高房价与居民杠杆率的正反馈效应,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扩大服务业供给以及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杠杆率的互动关系——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分析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杠杆率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表明,房地产价格上升1%大约使居民杠杆率提高0.54%-1.14%,居民杠杆率上升1%,大约使房地产价格提高0.06%-0.1%,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杠杆率之间具有相互的正向影响,但房地产价格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程度大于居民杠杆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程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金融发展程度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显著为正,收入水平和资本收入份额对房价的助推作用显著。此外,本文研究还发现,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杠杆率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区域异质性。由此,本文提出了关于如何改进房地产价格调控和保持居民杠杆率在合理水平的相关政策建议。     

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的溢出效应及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研究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关注之一。在"结构性去杠杆"的背景下,明晰我国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和结构现状,探求实体经济部门之间杠杆的溢出效应,挖掘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测度,随后使用TVP-VAR模型建立实体经济部门杠杆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联,进一步研究各部门杠杆间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实体经济杠杆上升对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正向效应;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的上升不会直接推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但会推动实体经济杠杆的上升;政府部门杠杆上升会对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据此,在对我国实体经济部门去杠杆的进程中,应注重各部门杠杆间的联动反应和其内在的杠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