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壁垒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与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出口贸易壁垒和进口贸易壁垒的实施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在归纳贸易壁垒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基础上,利用2000—2015年中国制造业25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出口边际扩张和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传导机制实现的;进口贸易壁垒则阻碍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这种影响主要源于对研发投入和中间品进口规模的抑制。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贸易壁垒对不同技术特征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明确了出口贸易壁垒和进口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利与弊,对推进中国制造业提质升级或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出口市场份额、FDI流入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为了考察外部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影响,本文从双边贸易的视角构造"中国—贸易伙伴"双边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并将出口市场因素纳入考虑,分析中国在贸易伙伴的出口市场份额与贸易伙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57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出口技术复杂度顺贸易伙伴出口技术复杂度梯度增长;贸易伙伴市场份额的提升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体作用为负,该结论存在出口市场与行业的异质性; OECD经济体和非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的提升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非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的提升有利于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升级; 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     

互联网能否提升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北大核心CSSCI

文章探讨互联网发展对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通过一个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的简单模型,指出互联网发展可以通过两个机制——信息成本节约效应和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促进一国制造业出口;由于信息和人力资本密集度差异,这种作用对较高复杂度制造业的影响大于较低复杂度制造业,因而会整体提升一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利用39个国家1995~2011年互联网用户数和附加值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结果显示:一国制造业出口及出口复杂度都与互联网发展水平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分组回归发现,互联网发展对高、中复杂度制造业出口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作用大于后者,对低复杂度制造业出口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经济韧性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制造业出口过程中面临更多贸易风险,其所依托的传统低成本优势正逐步丧失,粗放式出口增长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如何有效改善当前贸易现状以及如何快速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已成为当前理论和实践部门重视的课题。同时,我国各地区正努力应对来自全球的冲击与挑战,而这些阻碍也使地区经济韧性愈发受到重视。经济韧性关乎地区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但是其对于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却未有定论。本文梳理了经济韧性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基于各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来揭示经济韧性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并根据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FDI、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研究了FDI、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揭示FDI、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交互作用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6—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FDI、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并且二者的交互项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FDI与基础设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主要表现为:(1)FDI对于东部地区省份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最大,其次分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基础设施建设中,中部地区省份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最大,其次分别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技术创新对台湾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1-2012年台湾制造业中21个行业为研究样本，运用系统及差分GMM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台湾制造业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行业出口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1）R＆D投入增加将促进出I：1增长。（2）行业出口受其技术购买及技术销售情况影响：行业出口与技术购买额呈倒U型关系，而与技术销售额呈U型关系。（3）研发人力与出口为负相关关系，政府应转变创新鼓励机制，提高研发人力资本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互联网、进口贸易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分析

互联网促进进口贸易发展,制造业进口状况与其技术复杂度关系密切。 文章基于进口贸易视角,厘清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互联网建设能够扩大进口规模、增加进口产品种类、提高进口产品质量,进而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正向促进效应。     

进口中间品、进口资本品与企业出口复杂度

本文利用迭代法测算了企业出口复杂度,并考察了资本品和中间品等不同类型进口产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进口资本品可以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而进口中间品则抑制其出口复杂度;进口中间品对外资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程度要强于本土企业,这印证了加工贸易低端锁定效应的存在;进口中间品提升了高技术制造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抑制非高技术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进口资本品只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在影响机制检验中,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企业研发投入被抑制、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被挤出而引致的。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进口中间品异质性的研究

中国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技术溢出与"低端锁定"等效应往往相伴而生。本文以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在使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不同来源的进口中间品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异质影响。结论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地提高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而中间品进口中的中间制造品以及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中间品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中间制造品的促进作用最强。本文认为,不同来源的中间品实际上暗含了不同的嵌入方式,研究结论从调整中间品进口结构的角度为中国实现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构建"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方向。     

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经济集聚水平、银行业竞争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实现。进一步研究显示：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越大,而失信环境则会阻碍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对于大城市或东部地区城市,数字经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入了解数字经济的作用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对外贸易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全球价值链和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将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剔除,构建了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指数,有效地将一国国内创造的技术含量从整个产品的技术含量中分离出来。接着,利用1998-2011年中国1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没有提高国内技术复杂度,但是研发投入和良好的商业及制度环境会在全球价值链对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偏效应中产生正向作用;对国外附加值区分来源国进行分组的实证结果表明,来自东亚3国和地区的国外附加值率对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而来自美国的国外附加值率对国内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正向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环节偏好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来自34国1997-2011年投入产出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修正Antràs et al.(2012)模型,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环节偏好的新测度工具,在测度出1997-2011年34国8类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上游度的基础上,就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的环节偏好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生产环节时,兼备"量增"和"质升"两种功能,且多数生产性服务业的"质升"功能具有"最优环节",该环节多位于各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上游度的"中值"区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以远离"最优环节"的形式支持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生产性服务业资源呈现一定的粗放型使用特征;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和资本市场并未完全发挥其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功能,"冰山成本"引致的"华盛顿苹果效应"和FDI使得贸易地理优势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差异。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基于我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变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和出口结构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大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引起出口结构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占优势比重逐步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占优势比重演进,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出口结构的升级。     

中间品贸易对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中间品贸易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已引起学者广泛关注,文章以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作为出发点分析中间品贸易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全文基于WIOD数据库中的贸易数据,采用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模型,构建中间品与出口产品质量的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2004—2014年中间品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不同细分行业中间品贸易带来的产品质量影响不同,同样,进口不同品质的中间品对于产品质量的加成也不同,实证表明我国高端制造业对于中间品依赖较大。     

技术进步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测算了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实证分析技术进步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发现技术模仿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具有正向影响。利用我国目前研发投入的整体力度,确实可以提高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的出口技术水平与结构,但为提高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需加强人力资本的培育,加强研发投入的针对性。     

区域产业分工、生产性服务进口投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1-2012年间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分别测度"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整体以及异质性出口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引入产业分工地位和进口技术溢出等变量考察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产业分工地位能够调节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并且该调节作用主要存在于制造业出口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主要对处于产业链分工下游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该效应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出口部门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跨国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的估计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用多国多产业李嘉图比较优势模型估计了跨国制造业在1995-2009年期间的相对技术水平系数,并从劳动投入占比、高技能人才占比、研发支出和人力资本外流占比等方面对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相对技术水平整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部分中高技术制造业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实证检验的结果发现:高技能人才和研发支出对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投入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的相对技术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外流对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最后结合中国制造业在劳动投入、高技能人才、研发支出以及人力资本外流方面的现状和跨国比较分析,本文为中国提高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弱势群体就业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新型测度方法,结合地理优势异质性特征,首次从跨国面板层面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细致检验。得到的结论主要有: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弱势群体就业率的作用机制呈现倒U型,适度赶超能有效促进弱势群体就业,偏离"比较优势零值"较远的赶超会抑制弱势群体就业,中国的赶超已经处于抑制弱势群体就业的负效应区间;"契约型地理优势"有助于弱势群体就业率提升,加快与其他经济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和消除国内市场分割,是使得"契约型地理优势"在中国发挥正向效应的重要手段;释放企业经营环境红利和弱势群体社会地位红利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实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与弱势群体就业率提升;我国政府当前大力推行的碳减排和能源效率提升计划,可能会对弱势群体就业产生一定冲击,但可以通过"以总量补效率"的形式淡化上述冲击。     

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升级的内源动力：人力资本的结构演进视角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高质量型创新要素，对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升级发挥着内源动力作用。基于人力资本的结构性问题和动态演进特性，建立一个理论模型论证人力资本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动态演进对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作用，利用2002—2017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考察。结果表明：第一，在考虑了人力资本的结构性和动态演进性之后，人力资本的结构演进对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是人力资本存量的2倍之余。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第二，人力资本的结构演进更有利于东部地区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升级；第三，门槛效应检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市场竞争达到一定程度后，人力资本的结构演进对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升级才会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1—2007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外商直接投资（FDI）、工业产出和环境污染相关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制造业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污染的关系,并检验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CK）的形状。研究表明：FDI对促进中国制造业快速增长起积极作用,且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其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能有效减少其所流入行业的污染排放。进一步扩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并提高引资质量对改善制造业环境质量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