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三个一”现象透视

所谓“三个一”现象,就是“一哄而上”、“一刀切”、“一个怪圈”(即“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这是我国证券市场上的一个痼疾。“一哄而上”,首先体现在股票发行上。股票发行的审批缺乏一个严格的标准,因此一些不合乎要求的企业千方百计地混进股票发行的队伍。如一家经营汽车的企业,获得发行股票的批准后,毫无节制     

论宏观控制系统中的硬件组合

本文作者认为,要实行有效的宏观控制,必须对我国现行的控制机制中的硬件(地方政府、银行、企业)进行改组,进行利益分解——分解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扩张投资方面的联盟,把地方政府从扩大再生产活动中分离出去;分解企业和企业职工在扩大消费基金方面的合力,使企业具有独立的利益和“人格”——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利益结构,这样才能根治“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顽症。     

发达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

发达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陆广文如何强化国有企业的管理，尽快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使国有企业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成为国际市场的生力军，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其途径之一。为此，我们搜集整理出英、法、美、意四国对国有企业进行管理的方法和经验...     

宏观控制·行业管理·微观放活——关于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探讨

<正> 最近,国务院决定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和流通。它反映了企业要“松绑”的迫切要求。我认为,放权的关键在于简政。只有简政才能放权,只有简经济管理之政,才能放经济管理之权。而能不能简经济管理之政,又决定于我国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模式。几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步伐不快。原因在于;我们的改革多属微观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展开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因此,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从全局上触动五十年代初从苏联搬来的“上繁、下死、中间乱”的那套体制模式。上繁,是指经济行政管理过繁;下死,是指企业被管死了;中间乱,     

宏观改革再次陷入收放循环的根源

<正> 在我国经济改革初期的理论讨论中,早已深刻地揭示了以往改革中所出现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现象,并且在总结东欧改革和我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跳出以往在中央和地方权力划分上兜圈子、把改革的重点放在调整国家与企业关系上的正确思路。然而客观现实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又一次步入了“收放循环”。其深刻背景值得深入分析。     

论央地关系的实践性平衡——结合两项土地制度的分析

央地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实践中的央地关系既存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非理想状态,也存在“乱了就收、死了就放”的纠偏机制,中央与地方通过权力的动态调整而达到实践性平衡状态。中央对地方放权是为了促使治理目标更好地实现,保持政治统一是放权的底线,政治统摄行政是维系央地关系运转的轴心。合理有序的央地关系既不是单向度的权力下放,也不是单向度的权力上收,而是部分权力下放与部分权力上收同时发生的双向过程。本文结合两项土地制度实践展开论述。土地管理作为国家合法权力的行使,包含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民三层关系。土地征收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两项制度实践显示,确保国家与农民关系平衡是实现央地关系平衡的前提条件之一;保护农民权利和增进群众利益是锚定央地关系的重要基石。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改革——江西省吉安地区农村区域经济考察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一方面我们必须在改革中求生存、求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又难以在短期内摆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研究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对缓解这一矛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区域经济既有局部性的特征,又有综合性的特征。研究区域问题,既有利于把复杂的大系统分解开来,又能够为全面改革提供较丰富的信息。     

房市调控为何难逃怪圈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有政府参与争利的产品,容易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般商品如钢材、水泥、家用电器、汽车等紧俏商品,只要是凭证购买或者进口需要批文,就一定存在黑市,在"倒爷"参与炒作的情况下,此类商品的价格就可以被绝对地扭曲,而在1992年以后,当金融、土地等要素产品市场逐步开放,同时又存在审批制度时,也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矛盾而导致价格扭曲的现象.     

粮食流通体制:探求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的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 ,粮食流通体制曾经“几收几放”。收和放就是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博弈的结果。不管是收 ,还是放 ,都有一点矫枉过正 ,以致经常出现“一收就死 ,一放就乱”的局面。这也说明收和放都缺乏一定的理性 ,缺少经验 ,其实质是粮食流通体制在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的分工上 ,还不十分明确和具体。特别是目前对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还存在着主张完全市场化和完全政府主导的两种极端思路。其实 ,对于粮食问题 ,市场不能完全解决 ,政府也不能最有效率的解决。最好的方式就是交替运用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 ,取对方之长 ,补己之短 ,求双方搏弈的均…     

试论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

国有企业政企分离后的主要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国有企业的发展。而实践证明,国有企业无论采取怎样的组织形式,都不可能彻底斩断其与政府的联系。国有企业管理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一对深层次的矛盾。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科学的管理,实现管理与发展之间的协调,成为国有企业制度建设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文章认为,只要政府勤勉尽责、职工积极参与,随着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完善,这一问题是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     

解决供销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几点对策

<正>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供销工作在治理整顿和改革开放中稳步发展?我认为首先应当解决好当前供销工作中面临的一些思想认识和实际问题。一、正确认识当前治理整顿中的“管”和“放”。我们有些供销人员,面对当前经济活动中强调计划性和适当集中感到困惑不解,怀疑“开放搞活”方针是不是又变了。其实我们说的“管”和“放”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按照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总要求,把开放搞活和监督管理、发展生产资料市场和建立调控与监督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改革经济体制所应坚持的原则。在当前治理整顿期间,顾全大局适当集中,适当强调计划指导和     

企业转制了,政府做什么?

“企业转制了,政府做什么?”,要回答这一热点问题,首先要分析这一问题的两点实质。 问题的根本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是什么?企业转制后,政府工作如何体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过去,我们在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中存在一些误差,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政府要直接抓企业、抓项目、抓投入,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自己的职能岗位,充当了企业的总公司,干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其结果是造成“政府乱管、企业乱亏”的被动局面。 实际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所以“企业转制了,政府做什么?”的问题可演绎成这样:     

“企业办机关”之忧

<正>目前,不少党政机关正热热闹闹办实体(企业),然而许多企业却又在沸沸扬扬办机关,某县一个只有500余人的县属集体企业,科室机关人员就占了200多。一个企业竟有这么多“机关干部”,实在令人担忧。 企业办机关,大多并非出于自愿,实在是事不由衷。一是,“说情风”、“照顾风”吹得厂长(经理)乏力焚心。一些领导机关和有权部门不是打电话,就是写条子,要求厂长(经理),把自己的三亲六友安排在企业科室机关里工作,这些纨裤子弟大多不学无术,法人代表虽极为反感,但不敢得罪,只好忍气吞声;二是,不少政府机关开始精简机构,减少冗员,于是一批人从政府机关裁减到企业机关;三是,政府机关和     

国营大中型企业活与死的辩证观

<正> 小引对于有生命的事物来说,活与死都是生命存在的表现形态。活是生命存在的过程,死是生命的终结。无活亦无死,无死亦无活,两者相依、相反又相成。这不仅是抽象的哲学推理,更为自然界和社会中一切有生命的事物所证实。国营大中型企业是有生命的存在。其活与死的关系,同样可以用这个道理加以分析。当前,举国上下都在讨论如何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既然需要“搞”而后才能“活”,那也就意味着存在某些“死”的现象。政府对企业统与管得太多为死;在市场风云面前无能为力为死;破产倒闭更是名副其实的     

切实启动有效需求 促进经济健康复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表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活,一活就胀”的势态。在20世纪80年代短缺经济的大背景下,政府治理经济过热,抑制通胀的紧缩措施取得成效后,一旦采取适度扩张的宏观政策,经济就迅速地启动和走向快速增长。1988年10月实行严峻的急刹车式的紧缩,1989年出现生产负增长,1990年生产进入低谷,在及时采取调整紧缩力度措施后,1991年出现复苏,1992年至1993年经济进入超高速增长,两年GDP增长接近14％。这样地“一放就活”的运行,表现出宏观短缺势态下,政策松动启动经济的有效性。     

数据善用与数据安全共治机制研究

数据要素的价值化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价值的同时也伴随风险。数据使用存在隐蔽性,开发和使用数据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并不容易在短期被明确识别,这滋生了数字经济企业滥用数据以寻求更高收益的动机,此时更大规模的数据使用反而损害了数据安全甚至降低社会福利。通过在不完全信息的数据环境中构建监管者对数字经济企业使用数据的范围和规模的规制机制,寻找数据价值化和数据安全的平衡点以及相应的均衡条件。监管者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激励相容机制通过调整数字经济企业使用数据的规模弱化和消除后者滥用数据的道德风险动机,激发数据善用,实现数据安全;但防范数据滥用的机制的实施将同时降低企业使用数据的规模,不利于数据要素的价值溢出。因此,为统筹数据安全与数据价值的共存、推动数据善用与数据安全的共治机制有效运行,监管者应通过调整滥用行为识别力度来改善信息结构,以及通过调整滥用行为的处罚力度来实现监管前置,帮助数据治理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     

政府要角色到位

现在许多政府机关,忘了政府机关是干什么的。过去我们讲,政府是裁判员,就别当运动员;你是政府,就别办企业。现在政府虽然不直接办企业了,但有的对企业仍然非常“关怀”,关照得“无微不至”。这就容易丧失政府机关公平、公正的执法地位。你的职能应该是创造一个法制的环境,让企业去公平竞争。 实际上,政府该干的事情很多。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地方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发不出工资?当然省政府不会有这种事情,但在县、乡一级还不在少数。有一     

论“挂牌保护企业”

<正> 1992年10月,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合署后,各市、县纪检监察机关随即推出了一项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具体措施:为本区域内一部分效益好的企业挂上“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不允许任何单位及个人到这些企业乱检查、评比,乱收费、罚款、摊派,以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一时形成了“挂牌现象”。     

转变政府机关职能是破“三铁”的关键

<正> 打破“三铁”作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头“戏”,已在全国陆续展开,成为搞活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必解课题。 “三块铁”如何打,企业经营机制怎样转,这是摆在每个企业面前必答的一份考卷。而政府机关职能的转变是解答好这份考卷的先决条件和关键所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改革事实证明,政府机关职能不转变,企业经营机制难转换。 企业的发展要走向市场,达到优胜劣汰,就必须     

实物收税抵贷──金融界一匹“黑马”

随着关停破产企业和经济效益不佳的企业及个体户增加，税务部门和银行不得不采取用实物来抵缴税款和贷款的措施，于是“拍卖”公告不断，“拍卖”锤声不绝，对此，有人形容说，这是近年来我国金融界冲出的一匹“黑马”。实物收税抵贷案件剧增市场经济的规律告诉人们，一个企业或某项产品不可能“一生’都如日中天，银行在贷款时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十分精确地断定“生死”，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难题，即：投贷容易还贷难，尤其是许多贷款是在行政干预下贷给的，这就造成了银行月累年积的数额惊人的呆帐和死帐，同样，由于少数地方长官胡目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