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罚模糊裁量的弊病与对策研究

我国刑罚模糊裁量方法(即传统的综合估量的量刑方法)导致我国刑事审判长期存在着"重定罪轻量刑、重经验判断轻理性决策、重定性分析轻定量分析"的弱点,导致相同案件因法官不同而量刑轻重悬殊的形式上"合法而不合理"以及在量刑的过程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现象,从而引发量刑擅断、司法腐败。在刑罚模糊裁量引入模糊集合中隶属度函数的方法,可结合具体案件,把模糊的量刑情节和法定刑幅度数值化,从而为法官断案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相对客观的量刑参考,减少由于个人因素对断案带来的偏差。     

量刑辩论与量刑公正

量刑公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追求与标志。如何规范量刑、减少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各国都在积极探索规范量刑的新模式和新方法。笔者认为,近来出现的量刑辩论可以有效地制约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不失为一个追求量刑公正的好选择。     

抚州市职务犯罪案件判决情况实证分析

职务犯罪案件判决存在明显轻刑化的趋势.量刑的失衡与司法中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依法治国的现代司法理念和时代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有违刑罚公正的要求.因此必须采取完善立法、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加大审判监督的力度等相应的措施加以完善.     

单一抑或多元——控制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路径选择及体系构建

刑事审判中如何有效规制量刑的自由裁量权，使其在追求刑罚个人化的同时仍然实现量刑的规范化，从而避免随意和不公，这；黾一个长期备受关注的问题。应该综合运用事前的规则控制、事中的程序控制以及事后的监督控制等手段，通过路径选择多元化、控制机制综合化的措施在正确的方向上继续深入推行量刑规范化T作，给被告人、被害人和社会提供一种更高质量的、更为个性化的正义。     

法官自由裁量权定义及存在基础探析

法官自由裁量权在审判过程中不仅是现实存在而且是客观需要.界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解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分析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然性,建立适当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制度,对审判制度的改革,限制法官权力和保障法官权力行使意义重大.     

量刑方法改革研究

对综合分析式量刑方法的改革已经从学术上的探讨进入了司法实践的试验阶段,这一阶段的实验多数采取的是基准刑量刑法而这种方法在一些方面却有着不可弥补的缺陷,压缩量刑幅度的方法较之其有着更为出众的合理性,作为改革的起点,在初始之时变选用更为正确的方法无疑会带来巨大的利益。     

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司法权行使的基本内容,最大限度的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是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本文结合我国现状,分析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并从司法独立、引入判例、程序控制,法律监督四个方面对法官自由裁量进行完善,力求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论民商事审判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为了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各国法律都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这也是实现司法正义的需要.但是法官自由裁量权易被滥用,有必要加以规制.本文主要介绍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在民商事审判中的体现,以及对于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如何进行控制.     

谁来保护法官的履职权益——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案件责任的冲突与协调

民事法律规范及民事审判的特点给民事法官处理案件时留下了更多自由栽量的空间,民事审判自由裁量权的发挥能够克服法律滞后并提升审判效率,但也容易造成民事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导致司法腐败.案件责任追究机制在规制民事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实践操作中往往偏离正常的轨道,导致民事法官无端被追究案件责任,严重挫伤了民事法官的工作积极性.为了解决民事法官后顾之忧,保障民事审判自由裁量权功能的正常发挥,我们要在明确错案标准及范围的前提下,界定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下案件责任豁免的情形,并以立法形式赋予法官自由裁量限度内的豁免权,严格限定法官案件责任追究启动条件.     

模糊数学理论在刑事审判中的应用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模糊数学理论，解决了经典数学追求绝对精确性的局限性，在社会、经济、管理等诸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与应用。在刑事审判中，宣告刑要想做到绝对精确是不可能的，因此，引入模糊数学理论定量分析的优点，对量刑情节借助于隶属度函数进行定量分析，有助于提高个案中宣告刑的科学性，使其趋向于统一。     

借鉴与反思：我国相对独立量刑程序之确立

我国传统刑事审判没有明确区分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量刑的公开透明性以及量刑调查与辩论的充分性,难以保证量刑的公正性和裁判的说服力。囚此,在立足我国现行刑事司法政策、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借鉴英美等国量刑程序制度的合理内核,确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在全国的试行,标志着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我国正式确立。该司法解释对刑事庭审案件有区别地设置量刑审理程序;确立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被告方和被害方量刑意见制度、裁判方说明理由制度等等,但这一改革方案仍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其重点体现在“宽”上,即“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因此,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宽严相济是我国现阶段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政策,而且该政策主要是从司法中刑罚适用（即量刑）层面着眼,鲜明地强调宽严相济是刑事司法政策。文章正是以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为视角论述其与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的关系。     

论犯罪情节与量刑

本文通过对我国刑事审判关于量刑情节适用的论述，指出了我国现行刑法中量刑情节规定存在的问题，并从立法的角度，就完善我国量刑情节的刑事法律制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犯罪情节是犯罪构成共同要件以外的，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反社会属性程度，并影响定罪量刑和行刑的各种主客观的事实总和。犯罪情节虽然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但它对量刑幅度、刑种选择有重要的影响，公正的量刑幅度的取舍，恰当的刑种选择，离不开对犯罪情节的全面正确把握。探讨犯罪情节与量刑的有关问题，对于健全我国刑事法制，对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论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控制制度的完善

税收自由裁量权是税务机关最为重要的执法权力之一,其行使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到纳税人的利益。由于税务行政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税收制度又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国家赋予了税务机关较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从我国当前的税收执法来看,税务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滥用自由裁量权,不能合理、公正和公平地运用自由裁量权,扰乱了税收征管秩序,损害了税法的权威。因此,应从建立规定裁量基准的内部行政规则、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健全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等方面加强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

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存在"重定罪,轻量刑"观念以及定罪与量刑程序不相分离的模式,导致刑事案件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较好得完成定罪的任务而无法合理量刑。由于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目的、任务等的不同,决定了量刑事实的证据种类、证明方式等与定罪事实的证明有很大的区别,本文首先说明构建量刑事实证明制度应具有的证明对象以及证明责任,进而对为更好地构建量刑事实的证明制度的相关的配套措施提出了一些立法上的建议。     

论法官的依法裁判——兼论法教义学方法对法官裁判的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裁判工作屡屡遭遇社会舆论、民意导向和政策要求的严重干扰,影响了司法公正。法教义学强调法律文本的权威,强调对现有法律的执行,是法官裁判过程中摆脱困境的一条根本出路。法教义学方法并不否定法官自由裁量权,而是对其进行合理的控制与规范。为达到以法教义学方法进行依法裁判的目的,必须在法官思维的养成、促使法官严格依法解释上下功夫,同时为法官创造良好的适用法教义学方法裁判的外部环境。     

浅析道德对民事法律漏洞的填补

民事法律漏洞的客观存在性,决定了法官在对案件审理和裁判时,要发挥自由裁量权,填补漏洞。道德作为民事法律的主要渊源和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的规范,与民事法律所追求的正义和公正不谋而合,成为填补民事法律漏洞的重要方法。泸州遗赠案,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运用道德原则填补民事法律漏洞的典范。     

浅谈量刑问题

量刑是对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的确定。刑事审判活动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环节,定罪准确和量刑适当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讲,量刑公正比定罪准确更重要。因为司法实践中个案之间量刑不均衡,会导致涉案被告人及其亲属、被害人及其亲属的不满和对立,继而引起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乃至法治的怀疑和动摇。     

比较法视野下刑事鉴定意见的审查认定

我国一方面借鉴了英美法系专家证言的可采性规则，确立了鉴定意见的排除规则，以规范法官在审查认定鉴定意见时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移植了大陆法系国家的专家辅助人制度，旨在专家的辅助下，使控辩双方能对鉴定意见进行有效的质证。但是，我国法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实际上停留在对鉴定报告书的书面审查层面，非庭前或庭上的实质审查。鉴定意见的实质审查和鉴定意见排除规则的有效适用，有赖于“审判中心主义”的裁判模式改革的推进。     

论受害人谅解在量刑情节中的地位

“恢复性司法”是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在阐述受害人、量刑情节和受害人谅解与中国刑事诉讼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受害人谅解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时应注意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