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年金税惠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精算评估

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递延政策于2014年1月1日开始实施,政策调整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成本和收益。基于我国特殊的人口结构状况,本文通过建立精算模型进行模拟,具体分析税惠政策的实施在未来50年内的成本和收益,并运用成本收益比和覆盖率两个变量进行评价。模拟结果发现：若税惠政策能够促进企业年金发展,使得覆盖率增加,成本收益比会逐渐在16%~17%的水平保持稳定。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延迟退休政策和死亡率变化对税惠成本和收益的影响。     

对会计政策变更进行审计的几点建议

企业不能以提供附注或说明性材料来粉饰会计政策选用不合理性，CPA需审慎考虑未检查出来的会计政策变动金额连同已发现的累计的会计政策变动金额是否超越重要性水平，由于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可以通过冲减期初留存收益，减少了本期应计提的成本费用来改善企业当期业绩，CPA应确认企业期初留存收益是否足够供调整，即使变更是恰当的，依据国际审计准则惯例，也需在审计报告的说明段中予以坡露。     

中小企业的纳税筹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生存，就要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竞争力。税收成本是成本的主要内容，降低税收成本，就是纳税筹划的范畴。由于中小企业在资金、技术、生产规模、政策上与大企业不同，纳税筹划显得尤为重要。     

企业信用决策模型及应用

企业信用决策是企业理财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信用决策的基本目标是在发挥应收账款强化竞争、扩大销售功能的同时，尽可能降低由此带来的持有成本、坏账成本、折扣成本和管理成本，最大限度地增加应收账款投资的收益。企业应权衡应收账款的信用收益与信用成本，制定和执行合理的信用政策，取得尽可能多的信用净收益。     

特殊情况下股权投资差额的会计处理

1、被投资企业因会计政策、会计差错等原因调整前期留存收益时投资企业股权投资差额的处理。企业投资后，如果被投资企业发生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等出现在投资前，被投资企业按会计制度规定调整前期留存收益，投资企业应相应确定为股权投资差额。如果上述原因出现在投资后，被投资企业调整留存收益，投资企业不应确认为股权投资差额而应确认为损益调整。     

市场政策演变与土地绩效评价

本文从土地收益与生产成本，尤其是市场政策运行成本的角度，构建城市土地投入产出分析模型；总结了1987年至2003年间我国市场政策演变对城市土地绩效的影响，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不确定条件下环境政策的时机选择

本文建立了一个连续时间模型，用于分析不确定条件下环境政策的时机选择。模型结果显示，环境政策的采用有两种不可逆性，而且它们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第一，旨在降低生态危害的政策对社会施加了沉淀成本。它产生立即采用这一政策而不是等待有关生态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的更多信息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使等待而不是现在就采纳政策更可取；第二，环境危害可能部分或完全不可逆。这就意味着立即采用一项政策而不是等待具有沉没收益，即负的机会成本。这种负的机会成本偏离了政策采用中传统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因此，现在立即采用一项政策可能是更合适的，即使传统的分析宣称它是不经济的。文章表明，不确定性对环境政策的时机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     

缩小我国社会群体经济利益差距的政策取向

为了纠正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两极分化的经济利益格局,要继续对政策做出调整,规范高收入群体和富裕群体的收益,提高经济弱势群体的收益,建立城乡一体化政策体系,加强开发式扶贫政策,建立完整的个人收入监测体系和公共服务型财政。     

浅析重商主义贸易政策一直存在的原因——基于短期和长期成本收益比较的视角

文章以美国和中国为例，分析两国带有重商主义思想贸易政策的成本和收益，从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探讨重商主义一直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今后我国贸易政策调整方向的建议。     

资本成本约束与公司财务政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科学、合理的财务政策一定是以资本成本估算值为基准、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追求的财务政策，这种财务政策所引导的理财行为也必然是高效的。资本成本对于各种财务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约束效应是我们研究公司财务政策问题时不可绕过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关注投资者的要求报酬率，没有必要的资本成本约束，必将导致错误的、非理性的财务政策，将企业引导至低效的、混乱的发展轨道上，企业的绩效与可持续发展也将难以维持。本文研究发现：我国企业的财务政策与资本成本的正确关联度较低，资本成本对于财务政策的约束效应有待加强。这表明投资者利益保护对于我国企业理财行为的约束力较差。     

委托代征税款政策执行的成本与收益比较分析

任何一项财税政策的执行都会产生成本与收益。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在经济社会中，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政策的执行才能称得上是有效的。近两年来，笔者参加了财政部组织的对部分国税机关“三代”税款手续费管理情况的检查。检查发现，委托代征税款手续费的支付存在不少问题，不仅造成中央财政资金大量流失，而且也扭曲了税企关系,影响了税务机关的形象。[第一段]     

存货会计政策与成本流动假设的经济学分析

存货是大多数企业的重要流动资产,基于不同的成本流转假设理论,存货计价方法一般可划分为具体辨认法、平均成本法、先进先出法、基本存货法、后进先出法等。存货会计政策选择具有广泛的经济后果,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收益质量、税收成本、现金流量、经营者业绩与其报酬、公司股票价格及报表使用者理解会计信息等。本文认为,各种存货计价政策对企业净利润产生的差异均属于“时间性差异“,在若干个会计期间内,企业无论选择何种会计政策,产生的净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量都应该是相等的,企业之所以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是为了取得上述会计数据不同时间分布带来的各种可能的经济利益。     

资本成本敏感性、代理成本与增值税转型的研究

以东北地区实行增值税转型政策为制度背景，基于我国2001年－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转型政策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和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该政策对不同性质类型企业的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都有所提高，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提高更显著；市场化改革也促进了该政策对资本成本敏感性的提高的影响；增值税转型政策也使企业的代理成本显著下降，并使税务机关发挥了良好的外部治理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效应与机制

在不确定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兼具“降本增效”的功能，能够有效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本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否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高16.3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倒逼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导致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负向冲击，且效果优于金融化和现金持有等财务策略。此外，对于成本、风险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更强。相较于行业间，数字化转型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本文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企业以降成本和去风险为目的采取数字化战略的理论推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对企业价值及股东、经理人利益分配的影响

本文分别以Feltham-Ohlson模型和委托代理模型为基础,分析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对企业价值及股东、经理人利益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一般情况下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影响企业价值;增加企业收益的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可以增加经理人的收益,而股东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减少企业收益的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会减少经理人的收益,而股东可以从中获益。     

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对企业价值及股东、经理人利益分配的影响

本文分别以Feltham—Ohlsonk模型和委托代理模型为基础,分析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对企业价值及股东、经理人利益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一般情况下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影响企业价值;增加企业收益的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可以增加经理人的收益,而股东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减少企业收益的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会减少经理人的收益,而股东可以从中获益。     

试论会计政策选择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会计政策是指企业管理当局在编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及程序（国际会计准则第一号）。本文讲的会计政策选择方式是就企业一定时期的所有会计政策这个整体而言,可以分为激进、稳健、中庸三种。激进的会计政策选择会使会计收益最大,中庸的会计政策选...     

女性职业发展的七个悖论

悖论四：招聘中的收益最大化原则，置女性于就业弱势地位 人员招聘政策是人力资源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每个用人单位都希望获取和使用人才的成本这到最低，而收益则力求最高。大多数单位会优先考虑那种收益最高的人才。     

强制分红政策与公司代理成本:博弈模型与DID检验

不同于公司自觉的现金分红行为，强制分红政策在矫正公司分红行为的同时，会激起高管的消极抵制，所以它能否有效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尚难预料。为此，建立了一个混合策略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说明了强制分红政策影响代理成本的作用机制，并将2011年出台的强制分红政策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强制分红政策能否降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实证研究发现，强制分红政策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代理成本。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中小板和微股利的上市公司而言，强制分红政策可以更加显著地降低那些主板上市公司和正常发放股利的公司的代理成本。研究结果不仅支持了股利代理成本理论，而且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股利政策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收益质量分析途径

传统的盈利能力分析往往只注重对收益数量的分析，而忽略了对收益质量的分析，使投资者常常被报表上的辉煌业绩所迷惑，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而且在客观上纵容了企业的盈余操纵行为。比如，银广夏、安然、世通等上市公司的账面收益骄人，但这些巨额的收益都是会计造假的结果。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