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拓展的MRW框架的分析

本文基于同时包含物质资本、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和R&D资本的拓展的MRW框架,根据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8~2007年的数据,考察了资本投入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物质资本投资、教育投资和R&D投资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以及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健康投资对产出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估算了我国总量的生产函数以及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此外,本文还将全要素生产率内生化,进一步考察了资本投入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投资乘数、加速数与经济增长探析

本文探讨了我国投资乘数、加速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指出我国经济增长与投资乘数及加速数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双向因果关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边际生产率、投资率、消费率的提高与技术进步.结合研究结论,作者提出了一些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如建立高效的资本形成和有效机制,发展资本市场;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完善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等等,以期对理论界及实务界有所帮助.     

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

我国十一五规划已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这也是在新形势下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麦克·波特的理论,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驱动力。早期的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之后转向投资驱动,当投资边际     

物联网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研究

物联网作为新兴经济增长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测度并分析物联网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旨在为正确选择促进物联网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制度提供依据。本文在借鉴菲德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出物联网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生产函数模型。同时表明:物联网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贡献的测度值相对较低,我国物联网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物联网对我国经济贡献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较快的增长,物联网对经济增长的后劲巨大;物联网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率高于非物联网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率,体现出物联网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明显。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实时估算与贡献分解——兼论中高速阶段稳态的形成与识别

研究目标:动态测度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研究方法:构建非齐头时变混频动态因子模型估计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采用时变方差分解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贡献。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早已于2007年就步入了下行区间,而在2016年后它的主体态势开始从持续下行转向渐趋稳定;人口红利和技术红利的协同消退主导了本轮经济增长的趋势下行,而资本深化的相对稳定则为中高速增长提供了趋势动能;目前经济增长趋势已正式步入劳动投入渐趋稳定、技术增长渐趋稳定和资本深化渐趋稳定的三重稳定阶段,这说明由新冠肺炎疫情等局部冲击引致的经济增长率下行仅是短期现象,并不会轻易破坏中高速阶段稳态的趋势基础。研究创新:将时变要素和非齐头数据纳入混频动态因子模型,提高了模型处理非规则数据的能力。研究价值:充分肯定了当下的经济波动更多是源于暂时性冲击,而中高速增长具备扎实的趋势基础。     

中国经济波动与增长的福利成本分析

本文借鉴Lucas（1987）及Alvarez和Jermann（2004）的研究模型,将非平稳的消费序列分解为周期波动成分和增长趋势成分,估算中国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总福利成本和边际福利成本,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无论是经济波动还是经济增长方面,边际福利成本均为总福利成本的2倍左右。（2）中国经济波动与增长的福利成本在1952~2010年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1952~1990年间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显著大于1991~2010年间,而后一阶段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也远远大于前一阶段。结合这一发现,我们认为宏观调控应增强中国经济的稳定性,着重防范内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趋势的不确定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时空特征

基于中国1978~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检验后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利用两套资本存量核算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及其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投资政策进行了效率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属于典型的投资主导型经济,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的最主要来源,TFP贡献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本、劳动力和TFP三驾马车平衡拉动,形成了现阶段的资本投入与TFP反向角力态势;区域经济差距主要源于资本投入与TFP双重差异,但TFP差异是最重要因素;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下中国经济复苏属于典型的“投资主导型复苏”,是以牺牲中国生产率为代价的,TFP在2008年后呈现断崖式下降,平均拉低中国TFP达0.23~0.32个百分点。     

经济转型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本文对1985年-2010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总量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与国内资本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都是GDP的格兰杰原因,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小于国内资本,并且FDI与国内资本还存在相互挤入效应。     

经济增长驱动要素在空间与时间两维度的动态演变轨迹

借鉴重力模型以及LMDI指数分解模型,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模式确定后20年间经济增长的驱动强度进行动态分解.研究发现,全国范围内,资本和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力呈现动态螺旋交替状态,劳动力要素作用力有限;对于区域经济而言,越靠近沿海区域,技术要素的驱动力越强,资本次之,沿海地区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明显高于内陆地区.     

企业投资效率演进与中国总产出波动

本文将企业投资效率的变动过程引入包含名义和实际刚性等多种结构特征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并用贝叶斯极大似然方法估计了模型的结构参数。边际数据密度比较结果显示,刚性价格-工资模型能够较好的解释实际数据。同时,我们还就企业投资效率冲击对实际总产出波动的解释力和历史贡献进行了评估,波动性分解的结果说明投资效率冲击对产出波动具有30%以上的解释力,是所有冲击中贡献最大的。历史分解和反事实模拟的结果显示投资效率是动态演化的,在本届政府的两个任期内,投资效率呈现总体改善趋势,相对于十五计划时期,十一五计划时期的投资效率更稳定、效率水平也更高。投资效率改善对2006年后产出增长有显著拉动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投资效率改善所形成的产出拉动,2008年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要比实际情形严重很多倍。     

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改变了吗?

本文比较分析1980—2011年20国集团（G20）各国的资本边际产出情况,发现中低收入国家的资本积累较高收入国家往往是有效率的,资本积累的过程很有可能就相伴着技术进步,因为新资本中往往蕴含着新技术。中国的资本边际产出在这些国家中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并且表现出长期稳定向上的趋势,没有出现明显的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趋势。这意味着中国在资本快速积累的同时存在较快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中国离稳态资本水平的距离还很远,投资驱动增长仍具有很大的空间甚至是必要性,资本积累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心任务。     

公共资本生产率的比较研究——基于长三角21城市公共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近10年来长三角的政府公共投资（分配）过多地流向了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核心城市，使这些城市的人均公共资本拥有量大幅上升，从而引发了其边际生产率递减情况的发生。但它们的资本利用效率或技术创新水平没有明显提升（或下降），不足以抵消其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的趋势。对这些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来说，公共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意义已经在数量上表现得不明显，但对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期且资本边际生产率呈递增态势的长三角外缘中小城市而言，公共投资却有着积极意义。     

技术创新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通过选取2010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经济增长因素后,反映技术创新的专利授权水平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过,技术创新的作用还不及物质资本及其它经济增长因素的作用,这说明当前我国仍处于主要依靠物质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过度的政府干预会阻碍城市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及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效应。大多数城市的规模可能尚未达到规模集聚经济的门槛,因而表现为规模不经济。城市经济增长还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临近溢出效应。     

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系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8年至2008年中国30个省区的《统计年鉴》数据,选取相关指标,对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结构系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在我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结构系数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呈现下降趋势。     

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系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8年至2008年中国30个省区的《统计年鉴》数据,选取相关指标,对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结构系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在我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结构系数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呈现下降趋势。     

能源对中国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本文构建了包含能源的三要素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估算了1952~2012年及不同阶段能源等要素的产出弹性,能源等要素和技术进步对我国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能源产出弹性和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次于资本,远高于劳动力要素;两要素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中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部分应归功于能源,能源消费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技术进步的体现;包含能源要素的经济增长核算,能更好地揭示经济增长的源泉,反映不同阶段工业化程度和社会经济体制变化。     

马铃薯精制淀粉项目设备监理工作中应注意的安全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快速增长和多元化的趋势,这其中工业建设项目投资增长明显高于其它行业.     

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增长的协整关系研究——基于1978～2007年的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国投资增长的效率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在衡量投资效率的多个变量中,资本回报率无疑是最基础的。本文试图建立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增长之间的实证模型,用以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回报率是否对投资增长起到了关键解释作用。所得结果说明,中国的投资市场化程度不高,但是资本回报率在其中依然是最关键的解释变量。     

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现代社会中,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而这一过程不断强化了人力资源特殊的生产功能.根据西方理论界对人力资源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在物力、财力、信息和人力四大要素资源中,人力是惟一可以反复投资开发并转化为物质和精神产品的要素,同时人力资源又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对人力的投资增加可以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在我国促进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要求下,从政府到理论界再到企业生产经营者各层面愈益重视人力资源的研究,包括引入国外人力资本测度模型、激励机制和将人力确定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其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原来的人事科更名为人力资源部,但真正调查后会发现除少数外资、合资企业有系统正规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大多数人力资源部仍旧从事原来人事部门进行的调动升迁、婚丧嫁娶的档案管理和对员工的思想道德教育那一套,并没有采取科学的投资手段、先进的管理方法开发、使用、激励入力资本,以致出现了人才浪费、不合理配置和中国特有的"穷庙富方丈"和"59岁现象".概括起来,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基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运用哈罗德-多马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直接测算出我国的名义经济增长和实际经济增长并得出研究结论:我国的投资率增长1%,可促进实际经济增长约0.16%,我国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增加1%,可促进实际经济增长约0.093%;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最近十几年将更加依赖于高投资率.结合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了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几点政策建议,以期对理论界及实务界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