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主义与社会危害性的冲突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1997年3月新刑法颁布时正式以法条明文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法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精神。而作为犯罪基本特征之说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在确定罪与非罪面前与刑法明文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具体运作过程中存在冲突之处,法官由此在追求社会的一般公正还是个案公正中产生争议。本文即在论述罪刑法定主义与社会危害性的前提下,对这两大刑法的核心问题的冲突之处提以拙见。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当代使命

随着国际刑法理论和实践的迅猛发展,罪刑法定原则成了国际刑法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通过了解国际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概况、存在的不足,可以进一步深化罪刑法定原则。据此,探究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重要指导作用,便于我国刑法更快与世界接轨。     

试论走私犯罪立法问题三则

1997年刑法及其随后刑法修正案、司法解释关于走私犯罪的立法违反了刑法谦抑性原则,导致犯罪圈不断扩大。以犯罪对象作为走私犯罪定罪标准也不符合类型化刑事立法原则,逃避海关监管的走私行为才应是类型化的标准。在个罪罪刑配置上也存在诸如刑法规定指向不明导致罚无适当罪、走私行为入刑化明显严苛等问题。     

新论罪刑法定原则

新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贯彻实施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而且是一次深刻的刑法观念大变革,是刑法价值观念的重塑过程。笔者先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接着分析了其在我国的实践缺陷,最后提出了完善该原则的几点司法建议。     

恐怖活动犯罪界定问题思考

针对《刑法修正案(八)》对特殊累犯的规定中有关恐怖活动犯罪含义不明的问题,提出应从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出发,采用规范分析法为主,结合背景分析的方法,试图对其中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界定问题作分析思考,并提出认定的设想和建议。     

罪刑法定原则在新刑法中的不足与完善

笔者从分析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新刑法中贯彻的不足之处入手,并对此提出一些予以完善的意见,以达到罪刑法定原则与我国刑法的完美结合,从而推动我国刑法进入一个罪刑法定原则的黄金时代。     

罪刑法定原则的误解与正读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理论及实践中具有全局性和基础性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误解,罪刑设置模式不完整,确定性原则、立法合理性原则、立法明确性原则在刑法典中的贯彻还存在问题等。应尽快转变司法的观念,明确划定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范围界线,全面正确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绑架罪若干问题探析

刑法对绑架罪的规定较为原则、抽象,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绑架罪时,对该罪的构成要件及有关量刑情节的认定不尽一致,影响到刑法"罪刑法定"与"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贯彻。本文拟对绑架罪进行具体探讨。     

罪刑法定与中国古代刑法

罪刑法定思想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成文法的公布,罪刑法禁、事断于法、缘法而治、明德慎罚等思想都是罪刑法定思想在我国古代刑法中的体现,隋朝以后各朝的律法中都包含了罪刑法定思想,尤其以唐朝的律法最为典范。但我国古代刑法中确实存在罪刑法定的思想,但是始终未上升为最高刑罚原则,这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性质所决定的。     

论单位犯罪的法定主体

1997年<刑法>规定了单位犯罪,但何谓单位犯罪,并没有明确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主体的认定产生困惑.应在立法层面对单位犯罪的含义予以明确界定,同时修改使用法人犯罪名称.对1997年<刑法>列举的单位犯罪主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也应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予以明确范围,从而真正体现罪行法定的原则.     

连累犯问题之我见

连累犯即犯罪的牵连行为。它不同于复杂的共同犯罪，也与简单犯罪有别，是一种有着特殊内涵的单独犯罪。现行刑法中连累犯的规定呈现增加的态势，实践中困扰司法人员的连累犯现象也在增加，这就要求刑法学者应对连累犯给予更多的关注。     

单位盗窃的司法困惑与应然认定

关于单位盗窃,目前存在刑事惩罚不力、罪刑不均,司法解释越权且界定不明的问题;对于单位盗窃应当以自然人盗窃论处,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应当统一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构成标准;设立单位盗窃罪应当慎行。     

金融犯罪新罪名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与理性反思

近年来,金融刑事立法活动呈十分积极的态势,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法实务部门对金融犯罪新罪名的适用却相当谨慎。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导致法律虚置现象;犯罪构成要件不甚明确,立法技术有待提高;刑事政策宽容,司法非犯罪化;金融刑事司法人员专业素质的局限性等等。推进金融刑事司法工作,保障金融市场健康发展需要做到:协调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注重立法效绩,加强司法人员专业素质培养,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探索金融刑事司法制度创新。     

金融犯罪新罪名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与理性反思

近年金融刑事立法活动十分积极,而司法实务部门对金融犯罪新罪名的适用却相当谨慎,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导致法律虚置现象;犯罪构成要件不甚明确,立法技术有待提高;刑事政策宽容,司法非犯罪化;金融刑事司法人员专业素质的局融陛等等。因此需要做到：协调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注重立法效绩,加强司法人员专业素质培养,探索金融刑事司法制度创新。     

挪用公款罪若干争议问题的再探讨

在刑法学界和司法界,对挪用公款罪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尚处在一个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之中。一方面是该罪的犯罪构成理论中尚有为数不少的观点需要澄清,另一方面是该罪的立法本身也存在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浅析“犯罪预备”立法的合理性

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现行刑法中对“犯罪预备”规定的弊端,然后提出了对我国现行有关“犯 罪预备”立法的修订建议。     

保险诈骗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规定采用的是结果犯模式,只有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保险诈骗行为,并取得或控制了数额较大的保险金,才构成本罪的既遂。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的行为为保险诈骗罪的实行犯创造条件的,可构成共犯中的帮助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实质上只是各行为人共同利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而实施的骗取保险公司财产的职务侵占或者贪污行为,只可能构成贪污或者职务侵占罪。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规定的思考

根据我国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情况,并参考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认为我国《刑法》等法律中对于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应予以修改,即降低未成年人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标准,将刑事最低责任年龄降低至12周岁,将行政法规当中有关未成年人的适用年龄与《刑法》中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挂钩。     

论危险犯的积极中止

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危险犯不存在积极中止,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危险犯存在积极中止。危险犯可分为抽象的危险犯和具体的危险犯。抽象的危险犯不存在积极中止,具体的危险犯则存在积极中止。     

论竞业禁止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本文通过比照国外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关于竞业禁止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分析了我国刑法中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立法宗旨和现实意义，并结合公司法中关于竞业禁止制度的有关规定，指出刑法与公司法中有关竞业禁止的规定是互为补充的。同时，本文也指出了我国在竞业禁止制度上应当完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