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分析

股市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已经在世界金融理论界及业界引起重视,本文主要对股市发展和自由化改革两者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一国的股市规模扩大,受到门槛效应影响,其收入的分配状况也会趋于恶化,而流动性提升则会改善国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态;国家股市发展对不同的收入阶层也会产生不同影响;自由化改革后,股市流动性提升会进一步改善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同时在股市自由化后,股市规模扩大及股市流动性提升都会改善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     

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贫困关系的经验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的广义矩(GMM)估计方法,研究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的金融发展更有利于贫困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困家庭的收入增长大约有31%可以归因于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而剩下的69%是由于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所致。另外,没有证据表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关系。在非农产业比重高的省份,金融发展会加剧贫富差距。     

股市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

股市发展与收入分配状况的关系是金融理论界和业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构造全球33个国家从1988年至2013年有关股市发展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各国股市发展及自由化改革对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首先,一国股市规模越大,由于门槛效应的存在,其收入分配状况趋于恶化,而流动性的提升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收入分配状况。其次,一国股市的发展对不同收入阶层存在不同的影响。最后,股市自由化前后,股市对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股市自由化之后,股市规模的扩大和股市流动性的提升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金融多样性与财产性收入——基于增长和分配双重视角的审视

金融多样性不仅决定了金融部门的效率,而且还界定了金融规模扩张的受益边际,因此,它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和分配具有重要影响。使用2005-2011年中国省际经验数据的研究发现,金融多样性的上升显著地促进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并降低了财产性收入在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居民间分配的不平等。同时,金融多样性也是金融规模扩张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和分配的门槛条件,只有当金融多样性超过一定的门槛值之后,金融规模的扩张才可能显著地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及平等分配。研究表明,金融结构的优化可能远比金融规模的扩张更为重要。因此,增加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并促进财产性收入的平等分配,可能需要进一步消除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一些歧视性准入壁垒,特别是针对非国有金融和民间金融的歧视性准入壁垒,以此构建一个机构种类多样的金融体系,并培育各类金融机构享有公平竞争机会的市场环境,以促进各类金融机构的充分竞争。     

马克思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理论

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存在收入分配效应,金融发展主要通过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就业效应"和"财富集聚效益"机制,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如何利用金融发展作用于收入分配的机制,以减少金融发展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是本文探讨的内容。     

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效应:一个文献研究

各国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通用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运用财政政策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具有局限性,学者们开始关注货币政策对于解决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和效应。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效应的文献,发现货币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效应主要有四种:财富变动效应、金融市场效应、资本形成效应、就业效应。这些效应相互作用,并通过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总产出来间接影响收入分配。     

对外开放与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基于国际收支视角的研究

对外开放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格兰杰原因,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就经常项目而言,出口贸易有利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改善,而进口贸易则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二者的净效应表现为对外贸易恶化了我国的收入分配。就资本金融项目而言,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减轻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不利于本国的收入分配平等,两者的净效应为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有益于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改善。人民币汇率上升导致了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大。     

金融多样性与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发展的受益边际是由金融结构而非金融规模来界定的。因此,金融多样性的上升将有助于扩展金融发展的受益边际,促进经济增长成果的包容性分享。本文采用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考察了金融多样性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多样性的上升显著地降低了收入不平等,这主要源于金融多样性的上升降低了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间的工薪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因此,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需要放宽当前金融市场上存在的某些歧视性的准入门槛,以此提升金融机构种类的丰富性,同时促进各类金融机构规模分布的均匀性。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回到G-Z假说

在充分揭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运用我国宏观数据对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在长期,经济增长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产生了负面效应;而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这与国内已有研究结论恰好相反,却验证了Galor和Zeira(1993)提出的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线性负相关假说。这一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并不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其真正原因可能在于现行经济增长模式。该研究结论将对我国下一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及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理论和经验解释

本文通过借鉴霍姆斯特姆-梯若尔(Holmstrom和Tirole,1997)模型,构建了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模型,并在克拉克、许和周(Clark、Xu和Zou,2003)的分析框架基础上,运用我国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金融规模扩大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负面效应,而金融效率提高却有效缓解了城乡收入不平等;从短期看,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都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对促进金融发展、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在于其促进机会平等和收入分配公平.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匹配数据,从城乡差异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更大,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发现,激发农村居民创业是数字普惠金融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小微或劳动密集型创业.本文的结果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益贫性"特征,即无论是收入效应还是创业活动,农村居民均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红利.     

收入不平等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论证了收入不平等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数量关 系.首先构建了收入不平等和经常账户关系的两期模型,研究表明:低收入人群的跨期消费决策受到参照群体(高消费群体)消费外部性的影响,且这种影响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同时,收入不平等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与金融发展程度相关.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经常账户越容易产生赤字;当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低收入人群获得自由借贷的范围和水平受到限制,普遍推迟当前消费,进而导致经常账户盈余.文章还基于中国1980-2012年的统计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对收入不平等和经常账户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是造成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重要影响因素;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影响还受制于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研究进展

近20年来,金融开放对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金融开放的定义和测度、资本账户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金融开放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渠道以及汇率和汇率改革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四个方面梳理了金融开放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文献。通过对近20年来上述四个方面研究的系统梳理和归纳,本文立足中国现实,进一步对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展望。未来应着力加强中国的案例研究、外汇市场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的研究以及中国的制度特征和双循环格局下金融开放对我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金融结构转型与收入分配优化*

本文阐释了金融结构(包括银行业结构)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机制，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金融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依赖于金融资源在数量规模和结构层次上的匹配程度，金融要素之间根据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形成相互分工协作，在促进金融结构转型过程中实现收入分配优化；(2)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银行业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逐级递减的正向影响效应，大型商业银行市场融资份额占比过高将不利于优化收入分配；(3)在经济增长进程中，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影响效应，金融结构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将有利于优化收入分配。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金融结构转型与收入分配优化*

本文阐释了金融结构(包括银行业结构)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机制，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金融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依赖于金融资源在数量规模和结构层次上的匹配程度，金融要素之间根据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形成相互分工协作，在促进金融结构转型过程中实现收入分配优化；(2)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银行业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逐级递减的正向影响效应，大型商业银行市场融资份额占比过高将不利于优化收入分配；(3)在经济增长进程中，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影响效应，金融结构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将有利于优化收入分配。     

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78-2003年的时序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与全国、城镇、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实证探讨。研究表明:(1)我国金融发展与全国、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显著;(2)我国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全国、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这与我国金融发展滞后密切相关;(3)金融发展与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结果具有鲁棒性,金融发展显著且稳定地扩大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宏观金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有借鉴意义。     

职业隔离: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因素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之一,而户籍制度通常被认为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通过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06)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尽管经历了市场化改革,户籍制度仍是产生初次分配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户籍产生初次分配不平等的机制主要为持农业户口的居民难以进入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体制内单位。不过,户籍只是在入职时产生门槛效应,一旦能够进入这些单位,户籍状况对于岗位隔离并不产生影响。     

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的公平性研究——以威海为例

本文评估了中国医疗保险改革中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威海模式的公平性。首先 ,通过计算基尼系数、集中系数、Atkinson度量以及自定义的Iloss度量对卫生服务利用的不平等和筹资不平等进行总体描述。然后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 ,对影响卫生服务利用的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 ,通过直接标准化方法 ,探讨收入所影响的卫生服务利用的不平等。最后 ,本文对筹资制度对再分配造成的冲击进行了分析。本研究发现 ,威海模式改善了收入影响的不平等 ,但其它因素影响变化各异。改革后筹资不平等有所改善 ,但筹资系统的再分配效应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改革前后这种效应的变化大小依赖于风险厌恶程度。     

中国式财政分权、公共支出结构与收入分配

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公共经济学文献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理论上厘清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从而真正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再分配政策失灵的根源,以公共支出结构作为门槛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1995—2012年中国式财政分权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从总体上,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基尼系数呈正相关,即分权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会导致基尼系数增加1.24个百分点。第二,财政分权对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非线性作用,即存在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公共支出结构下影响效应明显不同。第三,公共支出结构的门槛效应并没有保持连续一致的积极影响,而是不稳定地分布在不同地区,并由西部地区逐渐向东部地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