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视角下的经济增长

该文以闲暇促进效用(幸福感)的提升为线索、以闲暇对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为基础,建立内生增长模型。模型分析显示,长期经济增长率可以由闲暇的跨期替代弹性和边际效率增长率决定,如果闲暇能强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经济体就可能保持稳定持续增长。因此,我国在制定和指导国民休息、休闲和休假等政策时,一是要努力促使国民的闲暇活动具有积极健康的内涵,发挥出闲暇对生产的积极互补效应,二是要保证这些政策具有连续有效性、政策效果被不断强化。     

收入税和闲暇时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笔者通过构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基于1994年~2012年中国和丹麦的经济数据探讨了收入税、闲暇时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税和闲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对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的中国,收入税和闲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增长,而对处于后工业发展阶段的丹麦,较高的收入税水平和闲暇时间对经济增长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于经济收敛的一个新寓言——引入闲暇后增长性质的改变

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争论之一在于经济是否会收敛,后者通过将技术进步率内生进而证明经济可以持续增长。本文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的性质不但和生产及技术有关,而且会越来越受到闲暇选择的影响。当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向稳态逼近时,闲暇的互补效应和正边际效应引致个体选择更多的闲暇,这会使闲暇的替代效应最终抵消并超过闲暇的互补效应,导致经济收敛。     

教育、闲暇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把消费者时间分为工作时间、教育时间、闲暇时间,重点扩展了闲暇时间对人力资本积累作用和技术进步的外部性,将闲暇时间和教育时间同时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分析了两种时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最优平衡增长路径.随后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时间(即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同时,积极健康的闲暇活动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我国处于工业化阶段,对闲暇的偏好还很低,总体上闲暇时间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微弱的抑制作用.因此,合理安排闲暇活动和正规教育活动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     

金融自由化的增长效应——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证据

1984年中国开始逐渐放松金融规制.1993年确定市场化改革目标之后,以取消信贷规模控制与贷款利率市场化等为标志,银行部门实现从部分自由到基本自由的转变.理论研究表明,金融自由化通过水平效应、效率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实证分析表明,在1984～2006年间,自由化降低了居民贴现率,提高了私人储蓄率;自由化对宏观投资率的影响为正但随时间推移而趋于下降.金融自由化的效率效应则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效率的决定框架:技术、资本与闲暇——兼对日本和丹麦的实证检验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在考察增长时主要关注其规模与速度,本文认为随着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日益重视,经济效率问题同样需要关注.本文注意到,传统增长模型主要涉及工作时间内的生产,但闲暇时间不但对工作时间形成替代,其中的活动还对个体素质及其工作效率有互补作用.为此,本文将闲暇时间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并用"时人均GDP"来衡量经济效率,建立经济效率模型,模型显示:受教育时间和闲暇时间是影响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作用是非线性的.随后,通过引用跨国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效率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技术因素,其次是受教育时间,闲暇时间最初对经济效率有负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加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国外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述评

文章综述了国外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指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人力资本理论建立之处的草创阶段,新增长理论阶段,和后新增长理论阶段。草创阶段发现了人力资本(教育)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新增长理论阶段,着重研究人力资本和研发(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并建立了内生增长模型;后新增长理论阶段,主要是对新增长理论的检验和修订,并试图建立新的增长模型。最后,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作了评价。     

闲暇时间与经济增长--兼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放宽了国外对闲暇研究的假设条件,突出考虑闲暇时间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和对技术进步的外部性,将闲暇时间引入增长模型研究了闲暇与增长的动态关系,并对中国1981～2003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健康的闲暇活动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工业化阶段居民较低的闲暇偏好会拉低经济增长率,因此总体上闲暇时间对我国经济增长展现出微小的负作用.为此文章提出,应在加大精神文明建设力度的同时,合理安排契合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公休假制度.     

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学说。毫无疑问，技术的扩散和学习以及资本的引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梳理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之后，着重从内生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角度讨论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     

考虑价格结构效应的经济增长理论探讨

文章提出了一个包含价格结构效应的两部门的总量模型,认为价格结构效应在模型中不仅仅是一种外部性影响的代表,同时也可看作为制度因素影响的代表。通过价格结构效应的引入使得要素之间的联系和互相作用关系具体化了,体现了经济系统的整体性。在这个总量模型中,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存在初值依赖性问题,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陷阱问题,发达国家劳动时间下降问题以及条件收敛。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寻求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

论文运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论述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内生机制，金融中介能够通过改变储蓄率和部分投资渠道或投资的社会边际生产力来影响经济增长，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模糊性，要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将金融市场加以区分。     

投资规模、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

投资规模扩大和投资效率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中国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发现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提高均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高度依赖投资规模的扩张,投资效率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挑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投资规模驱动型增长方式向投资效率提高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公平双目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研究

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使收入差距得以缩小,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目标,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在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关系内在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同时考察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联立方程模型。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教育和非国有化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且该结果对于模型的不同设定具有稳健性。因此,增加教育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进一步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公平双目标的有效途径。     

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丽方面。     

略论我国自然灾害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视角

自然灾害具有偶发性,就我国全国范围看,自然灾害又是必然发生事件。把自然灾害损失内生化以度量其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自然灾害直接损失对当年经济增长起到负面影响,灾后2～3年的时间里对经济有拉动作用;而在灾后4～5年内表现出对经济的负面作用。总的来说,相对于投资和劳动投入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对GDP增长的影响比较小,长期影响表现出负弹性。自然灾害损失主要通过损失社会财富和拉动内需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灾害当期主要是社会财富损失的负面影响,灾后2～3年则体现内需拉动的正面影响;从长期看,社会财富损失的负面影响要高于内需拉动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