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如何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基于CH模型，测算2003—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采用可以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市场分割以及其他因素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显著提高绿色技术创新，但市场分割通过扭曲本地市场的交易成本间接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二，考虑市场分割调节作用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于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第三，从区域角度看，下游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中上游则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市场分割（即地方保护）；且在存有区际差别市场分割程度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吸收逆向溢出技术的作用具有"倒U型"的特征。     

中国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如何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基于CH模型,测算2003—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采用可以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市场分割以及其他因素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显著提高绿色技术创新,但市场分割通过扭曲本地市场的交易成本间接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二,考虑市场分割调节作用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于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第三,从区域角度看,下游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中上游则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市场分割（即地方保护）;且在存有区际差别市场分割程度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吸收逆向溢出技术的作用具有"倒U型"的特征。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按东道国研发资本密集程度划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和机理,并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都能够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人力资本消化吸收;虽然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     

OFDI逆向技术溢出是否存在“门槛条件”——基于区域及行业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首先从区域和行业两个层面出发,测算了在环境约束下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19个行业2004～201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以及技术进步的Malmquist指数,然后基于我国省级层面数据,利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对"门槛效应"的存在性进行考察与验证,并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的行业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发现:在区域层面,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和市场规模这3个因素均构成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变量,只有当这3个影响因素都处于适度值区间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表现为积极而显著;当不处于适度值区间时,上述3个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效果则表现为负或者不显著。在行业层面,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各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特征,并从行业发展水平、行业人力资本和行业研发投入这3个方面测算了引发积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     

论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FDI的模式选择

近年来,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接连不断,其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因在于融入全球供应链,获取逆向技术溢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会作用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而企业通过模仿效应、嵌入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平台效应四个途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中国企业应立足自身,合理选择技术获取型FDI的进入模式以有效获得逆向技术外溢。     

FDI与我国出口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制成品出口和总出口的平稳性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制成品出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总出口之间分别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接着建立起了两个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结论：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导致制成品出口,制成品出口的增加不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原因;对外直接投资不是我国出口增加的原因,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制成品出口的计量模型进一步度量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基于技术寻求型FDI的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研究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程度日益提高,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代表的国际化经营战略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逐渐成为具有后发优势和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来源地.通过对国际化经营战略、对外直接投资等相关理论的回顾,系统分析了基于技术寻求型的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的重要性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技术寻求型对国际化经营战略相应的对策措施.     

基于劳动投入生产率视角的中国ODI动因与逆向溢出效果

近年来在多种因素作用下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逆向溢出效果尚待考察.中国作为传统劳动力成本优势国,但正在面临日益严峻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可能迫使国内企业投资的跨国转移.当以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相结合的指标——劳动投入生产率作为分析视角时,能够发现部分海外直接投资是因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而被动流出的结果,并且未对本国劳动生产率产生逆向溢出效果.为此,需要警惕过度鼓励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行为,防止由此产生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东道国禀赋、本地创新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以30个省份为样本地区、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东道国,采用2008—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技术差异和技术吸收能力角度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制造业GTFP（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相比对自然资源充裕型东道国OFDI,对技术充裕型东道国OFDI能够产生更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市场充裕型东道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地区制造业GTFP负相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依次增强的趋势,表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减弱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而传统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技术差异的扩大会增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地区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地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可以强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国际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得出,垄断优势论、邓宁的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说、规避贸易摩擦的动机理论能够解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优势理论和拉奥的技术地方化优势理论并不能够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同时,由于假外资的存在,策略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在我国并不存在。     

服务业FDI与东道国服务经济增长研究——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服务业的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服务业利用外资能够促进东道国服务经济的发展。利用1993-2012年中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的数据,来检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服务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服务业FDI与服务业增加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要利用服务业FDI带动东道国服务业经济的增长,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引进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FDI的产品内贸易效应研究——理论及对中国的经验分析

在Helpman（1984）关于垂直一体化跨国公司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构建了旨在解释FDI与产品内贸易关系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之后以中国为例,利用中国与其七大外资来源国的双边总贸易、产品内贸易以及FDI等数据,对流入中国的FDI所产生的产品内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流入中国的FDI对双边总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均有显著影响,但前者的影响要甚于后者。据此认为,如何抓住产品内分工下的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的历史机遇,通过利用FDI进一步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实现向产品价值链高端攀升、提升国际分工地位、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应是中国今后进一步大力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向。     

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效应分析——基于东道国政府之间FDI竞争的角度

本文首先对东道国政府之间的FDI竞争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东道国政府之间对FDI的争夺主要在相邻的国家之间进行,且竞争主要集中于效率寻求型FDI中的低技术制成品及中技术和高技术中的简单终端产品。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FDI竞争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文章指出,短期内,我国外资政策的调整不会对我国的引资数量产生大的影响;长期内,将有助于我国利用外资质量的提升和外资目标的实现。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近期发展评述

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地位十分重要.学术界的主要研究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跨国公司为何进行海外投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会造成哪些影响.本文回顾了近期的理论研究,分别对FDI选择、区位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及母国的影响加以阐述,以期为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研究参考.     

FDI与拉美金融危机——以墨西哥为例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FDI成为拉美国家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拉美地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虽然FDI没有直接引起金融危机的爆发,但它确实对危机国家经济脆弱性的形成发挥了作用.FDI给东道国带来的金融风险往往是潜在的,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管理,这种潜在金融风险就有转化成现实金融风险的可能.一味提高FDI的引资比重并不能使发展中国家摆脱金融危机的侵扰.     

服务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与影响

近年来,全球国际投资越来越多地向服务业倾斜,全球服务业FDI在流入量、内部结构和输入输出国的分布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非股权安排的普遍性等成为服务业FDI的主要特点。服务业FDI的发展对东道国的服务能力、出口竞争力等方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模式选择及对策分析

本世纪初,以服务业转移为标志的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浪潮正逐步兴起,服务业外包和服务业FDI是服务业国际转移中最重要的两种模式。通过建立发达国家服务业国际转移模式的选择模型,分析比较了发达国家在服务业国际转移过程中面临的外包模式、FDI模式和本国生产模式的成本差异,并且根据最小成本原则,确定了发达国家在不同情况下国际转移模式的不同选择。同时,分析了服务业外包和服务业FDI之间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据此提出承接国相应的承接对策。     

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的影响

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是影响一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其影响效果会因国家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采用“一带一路”沿线61个样本国1984—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而言,一国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的上升确实会导致其FDI的下降,且用不同的方法以及不同的征用风险衡量指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产权保护质量的提高有助于高收入国家FDI的增加,但对低收入国家没有显著影响;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汇率波动都对FDI 具有负向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不断提高产权保护质量,并积极签署双（多）边贸易投资合作协定,以有效降低征用风险;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积极应对汇率风险。     

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

2006年10月16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了<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该报告指出: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开始蓬勃兴起.2005年,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特别是中国在吸收外资保持世界第三的同时,自身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而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此,文章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分析上海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对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区域差异研究

采用全国1990~2005年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国别与地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不同国别和地区影响程度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在长期和短期具有差异,短期内的影响程度较小,长期内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