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的速度、健康的比例

1958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的大跃进,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部门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继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后所获得的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胜利。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国民经济进一步继续大跃进,形势十分良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在加速前进。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根据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已经获得的成就,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在今年内在工农业主要产品方面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1962年指标的战斗任务。这是一个十分振奋人心的伟大号召,全国人民正欢欣鼓舞,信心百倍,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奋勇前进。但是,国内外反动派和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对去年国民经济大跃进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说什么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全面紧张”,     

谈谈效益、比例和速度问题

<正>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要求我们“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历史经验已反复证明,要提高经济效益,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比例关系、增长速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论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重点和速度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起支配作用的前提之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对全社会的生产起着调节者的作用。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规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     

比例·计划·速度

<正> 比例性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不论在何种生产方式下,社会生产的各种要素之间,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以及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破坏了这种比例关系,整个社会生产就不能正常进行。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就有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科学技术愈进步,社会分工     

也谈“最终产品”

<正> 读了于光远同志写的《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一文,有很大启发。这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我同意把“在可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但在最终产品这个问题上,也来谈点肤浅的看法。     

速度和比例不是对立的统一吗?

最近有些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认为速度和比例是对立的统一。有些同志认为:速度和比例是经济生活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不是一个矛盾的两个对立面;速度和比例在客观上是一致的,比例最合适的时候,也是发展速度最高的时候;速度和比例之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矛盾的现象,是由主观安排和客观规律不一致而产生的;有的同志则认为速度和比例是既有矛盾,又有联系的,但是认为两者不能互相转化,所以也不能成为一个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这两种意见都值得研究,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前一种意见。我对速度和比例问题没有作过深入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速度和比例问题的探讨

我们党历来就主张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须坚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也是如此。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发挥人的干劲;另一方面,国民经济计划化又必须以客观的经济规律为依据。国民经济计划化,首先必须遵守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在各方面适合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第二,它必须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为此,本文准备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和按比例发展问题,以及速度和比例的关系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试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和消费、积累比例之间的内在联系(下)

三关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界限的确定及其与消费、积累比例的关系生产资料生产必须优先增长,这是在技术进步条件下扩大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客观要求。列宁根据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的总结,指出:“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的代替手工劳动(一般指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种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愈发展,手工劳动就愈受排挤而为许多愈来愈复杂的机器所代替,就是说,机器和制造机器的必需品在国家全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愈来愈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证明,列宁的这个结论也完全适用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期。     

试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和消费、积累比例之间的内在联系(上)

杨坚白同志的这篇文章包括如下五部分:(一)从两大部类比例和消费、积累比例的相互关系谈起;(二)贯彻按农、轻、重方针进行计划安排,必须考虑消费和积累的比例;(三)关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界限的确定及其与消费、积累比例的关系;(四)关于积累率限度的确定和积累的使用方向问题;(五)关于国民收入资源的确定和计划方法问题。本期发表的是这篇文章的前两部分。     

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比例和速度的数量关系的初步探讨

这篇文章探讨的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同社会产品、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之间的数量关系。全文分四节。第一方阐述第一部类比重的变化通过生产资料积累潜力的变化对再生产速度的影响。第二节考察消费资料生产对生产资料积累潜力从而对再生产速度的制约。第三节联系消费资料积累和全部积累基金的平均构成,来说明再生产比例同速度的关系。第四节分析生产资料积累在两大部类之间的投资分配比例对扩大再生产速度和劳动人民平均消费水平的长期变化趋势的影响。     

最终产品市场存在混合寡头竞争的转移定价决策

战略转移定价是在产业环境中考察转移定价和市场竞争间的相互作用.本文利用动态博弈的均衡求解方法,研究最终产品市场存在混合寡头竞争的中间产品转移定价决策.在非对称和对称两种竞争结构下,分析最终产品市场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种情形下的市场均衡.结果显示:非对称竞争结构下,完全信息情形下的转移价格大于不完全信息情形下的转移价格,均衡产量和均衡利润随成本率参数取值的不同而变化;对称竞争结构下,完全信息情形下的转移价格大于不完全信息情形下的转移价格,均衡利润小于不完全信息情形下的均衡利润.     

大股东控股比例、控制权收益与公司可持续发展

以往对大股东控制权的研究大多关注其对投资者和公司价值侵害问题,难以解释为何众多大股东控制企业能取得稳健的发展。本文以可持续增长率度量公司可持续发展水平,考察大股东控制权对公司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风险水平、规模、行业、信息公开度等变量后．大股东控制权与公司可持续发展水平间的正相关关系仍显著存在,且呈现出倒S型的非线性关系。在非ST和PT类公司中．大股东控制权与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关系更倾向于正向线性相关。实证结果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大股东控制权的提升对公司可持续发展水平确实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过份强调对中小股东的保护而忽视大股东控制权收益对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作用是不妥的,大股东控制权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     

改善投资、消费、出口的比例关系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消费是启动内需的关键,而出口是经济平稳增长的调节器.目前我国投资、消费、出口之间的关系出现失衡,若这种状况长久持续下去,将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通货紧缩、经济运行波动、高失业率、经济过度地依赖于出口等诸多不良影响.本文对我国投资、消费、出口不均衡发展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要进一步改善投资、消费、出口的比例关系,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以社会最终产品为中心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几个问题

1.以社会最终产品为中心建立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心平衡体系的理由国民经济核算是对全社会总产品(包括劳务)的核算。社会总产品包括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两部分,但对最终产品的核算应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重点和中心。以对最终产品的分析为中心,建立国民经济的平衡核算体系,这主要是由社会最终产品的特点和作用决定的。国民经济运动的主体是社会总产品,运动的过程就是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虽然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历经相同的运动过程,但是对整个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循环来说,这两种产品的运动起着显然不同的作用。就一个再生产的完整时期来看(比如一     

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比例关系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

在讨论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问题时,对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比例关系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一种是从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出发,研究再生产的比例关系;另一种是直接研究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这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农、轻、重的关系与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提法?还是性质不同的两个     

湖北经济发展速度、运行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从湖北经济发展的现状入手，在分析探讨湖北经济发展速度与运行质量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湖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对策与建议，为尽快实现湖北第三步战略目标，振兴21世纪的湖北经济作出新贡献。     

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关性研究

本文运用1986—2003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速度、结构、质量、效益四者的发展上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总体协调度不高。其中,速度不协调影响最大．质量其次,四者协调发展的关键在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升级。     

独立董事比例、产权性质与长期债务融资契约

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则长期债务融资比重越大,这一现象只在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中有稳定表现,原因在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监督能力越强,民营公司独立董事承担的监管风险相对更高,监督动力更强。监管当局应该适当提高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严格独立董事责任机制,以进一步改进独立董事制度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