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企的民营化途径

政府规模和支出的不断增长,政府企业的低效率是当代政府民营化浪潮的主要推动力,通过民营化改革,引入竞争和市场力量,以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和政府企业、政府资产的营运效率,从而达到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我国长期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90％以上。可以说,在这次政府民营化浪潮中,对中国而言,在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民营化的同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与路径选择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有企业改革的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不否认在局部地区的少数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私有化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是在西方产权理论误导下才出现的,而民营化改制恰恰又成为国企私有化的隐蔽形式。因此,必须揭示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的实质,解释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发生的真正原因,从而反思符合中国国情的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思想与路径选择。     

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

本文是来自于中国近年来实行民营化改制实践的一个理论结晶。该研究在中国特定的渐进改革基础上 ,讨论了民营化发生的原因和阻力 ,以及国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在改制过程中的利益权衡行为 ,并根据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目标行为建立了民营化的均衡模型。模型的核心是企业家的最优目标函数 ,这是关系到企业能否实现成功改制的关键。模型的约束条件反映了利益相关者的基本利益保障 ,不会由于改制而受到损害。因此 ,均衡条件的满足表明了最优化改制的实现。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发现 ,能够满足民营化最优均衡的退出条件 ,就是国有企业退出的最佳时机选择。企业净资本价值、企业家对股权的收购值与职工补偿值之间的合理比例的区间 ,是形成民营化均衡模型的最优解的取值范围。模型的政策含义在于纠偏作用 ,尤其是政府实际的退出时机与改制均衡的最佳退出时机的不一致 ,对于职工利益的损害或缺乏企业家最优目标行为的改制 ,都是脱离了最优轨道的结果 ,需要进行纠正     

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的理论和实践约束

民营化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制的主要方式不能动摇,但必须重点研究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约束机制.其中,产权理论难有实质性突破和企业内部利益均衡模型难以真正形成构成了国企民营化的理论约束;部门间就业转移阻滞、分级所有的国资管理体制、利益集团行为刚性、财政资源紧张与补偿制度缺失形成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实践约束.摆脱这些约束,国有企业民营化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化解国有中小企业民营化改造问题的方略

对国有中小企业实施民营化改革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按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国有企业改革已全面铺开,并已进入攻坚阶段。对国有中小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已摸索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从目前情况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1、关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问题。一是有些地方、部门和企业对中小企业民营化改造在认识上存在偏差,错误地认为民营化改造就是将国有资产瓜分为私人所有。二是进行不规范的产权交易,将国有资产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集体和个人。三是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不作股,以个人股参与国有资产分红。四是在租赁中,因     

论我国国有企业的公有民营化改革

国有制并非公有制唯一的实现形式, 更不是公有制永恒的存在方式, 而只是国家存在时期内的公有制的一种存在形式。所以, 如何找到一种既能保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又能体现民营化优点、吸收私有制长处、克服国有制的弊端的适合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乃是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正是从这一考虑出发, 笔者在肯定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方向的同时, 提出了适合于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公有民营的概念, 并把它视为具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特色的国有企业民营化。     

国有企业民营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倍差法的倾向评分匹配(DID-PSM)估计

使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运用基于倍差法的倾向评分匹配估计方法对国有企业转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首先,国有企业民营化提高了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改善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并且大部分改善在企业改制的当年幅度较小,在后续年度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对企业规模、流动性以及长期债务比率的影响在改制的第二年才开始显现;其次,规模大、生产率高、长期债务水平和流动性高的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更大;最后,民营化促进企业出口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其它渠道对企业出口的作用虽然也为正,但从数量上看并不明显。     

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约束机制研究

民营化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制的主要方式不能动摇,但必须重点研究国企民营化的约束机制。其中,产权理论难有实质性突破构成国企民营化的理论约束;部门间就业专移阻滞、分级所有的国资管理体制、利益集团行为刚性、财政资源紧张与补偿制度缺失形成国企民营化的实践约束。摆脱这些约束,国企民营化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漫谈韩国的国有企业民营化

韩国的国有企业民营化于1968年、1980年、1987年、1993年先后进行了4次。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按照国有企业民营化政策，完成了民营化的转型，但与计划相比却相距甚远，实际上的评价只是“低潮”。1987年曾推进了将韩国电力公司与浦项制铁的股票以国民股形式出售的计划，但由于股市低迷等原因，实际结果并不令人满意。1993年，以有主经营转换为重点，实施了将58家国有企业民营化和10家国有企业兼并、合并的计划，但这一计划也由于当事人(既得利益者)和经济力集中等原因，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1996年至1997年引入了管理民营化的概念，虽然根据这一概念制订了与国有企业经营改造及民营化相关的法律制度，但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西方国家民营化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民营化改革是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政改革的主要趋势之一。本文从民营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入手，在对西方民营化改革原因、条件和特点以及我国的民营化改革实践及其障碍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西方民营化改革对于我国的启示。     

政府为什么会放弃国有企业的产权

作为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代表 ,政府为什么会放弃国有企业的产权 ?已有的经济学文献有两个基本的解释 :一种认为政府放弃国有企业产权的目的在于提高效率 (简称“效率论”) ;而另一种认为政府是出自财政的压力 ,即停止对亏损国有企业的补贴 ,或出售国有资产增加财政收入 (简称“收入论”)。我们的实证研究否定了“效率论” ,而给“收入论”提供了支持。此外 ,我们的研究还为以下结论提供了依据 :政府对失业和降低控制权收益 (来自对国有企业直接的控制权 )的担心是国有企业民营化或破产清算的重大障碍。因此 ,一个简单的含义是 :采用一个将政府目标函数考虑在内的次优民营化或破产清算方案是明智的 ;同时 ,对政府来说 ,这也许比一个无法实施的最优方案更为可行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路径分析——以广东省交通建设领域企业改制为例

文章首先从政策层面对我国尤其是广东省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做了简要回顾.其次结合作者的切身体会,探讨了省属大型企业从事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实际困难.再次从广东省交通行业的4个改制案例出发,对已成功实施企业股份制、民营化改制的三类模式进行归纳.系统分析了如何根据改制企业所处行业状况、企业自身经营和财务情况、企业干部职工对改制的认识和接受程度的差异等方面因素,因企制宜地设计相应的改制模式.文章分析了不同模式的特点、适用范围,以及存在的利弊.在当前环境下,这种分析为探索如何更有效地推进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区域开放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区域开放强化了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推进了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一方面 ,区域开放使国有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 ,增加民营化的净收益 ,促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另一方面 ,区域开放将吸引更多的跨区域并购主体来参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造。入世后 ,民营化将可能进一步向一些垄断行业和大中型企业扩展 ,同时 ,外资并购也会增多。     

非关税壁垒降低、市场竞争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本文采用非关税壁垒作为对外开放水平的一个指标,以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作为经济改革的指标,在一个两阶段的古诺数量竞争分析框架下,探讨了非关税壁垒变动与国有企业民营化之间的关系.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一定会促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这也验证了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经济改革的促进作用.     

自然垄断产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分析

文章通过自然垄断产业国有企业民营化前后的比较静态均衡分析,得出结论:自然垄断产业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出售生产能力)的最优比例取决于政府追求的社会总福利函数中政府收入与消费者剩余的权重和国企与民企的成本差异.如果抓住了民营化时机,随着政府赋予收入权重的减小,同时国企在外部市场竞争压力下与民企成本差异的缩小,则国企出售的生产能力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应持续扩大.但是,如果自然垄断产业民营化的改革错过前两个阶段,直接进入最后阶段,而成本差异又达不到临界值,理性的政府可能就错过了民营化改革的时机,将保持国有企业的垄断状况.这正是为什么我国的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民营化较早,则进展顺利,而某些自然垄断性产业改革较晚,则难以启动,往往要依靠强行的政策推进的原因.     

浅谈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民营企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因此很多人为民营企业的优势进行了剖析，认为民营化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中外比较

一、国外国有企业的制度模式 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世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浪潮之后，西方各国政府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     

经济转轨、跨国公司进入与国有企业改革

在经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跨国公司与转轨国家之间经济的紧密联系,建立跨国公司、转轨国家政府、国内企业三者之间的混合寡占博弈模型,并以市场开放、自由化、私有化等政策变量作为影响转轨进程的外生变量,剖析开放程度和经济调控手段以及垮国企业的投资策略等对转轨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和转轨国家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影响,表明对国有企业完全民营化并非是改革的最优方案,而对国有企业的部分民营化效果反而会更好,也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     

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结构变化与国有经济改革

产权改革和外部竞争环境的培育一直是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被关注的焦点。但是,从其中任何单一方面对转轨问题展开分析,都可能会影响对转轨问题的认识,从而缺乏对转轨问题的普遍解释力。考虑到产业组织理论对竞争和产权问题都有比较好的融合与解释能力,作者把产权和竞争放在产业组织的统一理论框架下,对转轨中的国有企业民营化、转轨方式选择和社会福利状况展开分析,发现市场结构对转轨中国有经济民营比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把国外企业的进入加进我们的分析框架后发现,其对转轨国家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和社会福利状况的影响则比较复杂,因此,市场结构与开放程度对转轨国家的改革路径选择就会产生重要影响。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对转轨中国有企业民营化问题展开分析,可以从“微观”的经济学视角对转轨问题给出新的解释。     

补偿、政府目标与民营化障碍--对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障碍的思考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一个竞争性市场,在这个竞争性市场上,民营企业具有较国有企业更高的效率,那么,在实践中民营化改革何以依旧争议不断,阻碍重重?改革是一个利益博弈过程,处理好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从直观上看,只要效率提高了,就可以实现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使各利益相关者都能从中受益,共同利益空间越大,改革的阻力就越小。但是,帕累托改进要求原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得到完全补偿,这抬高了新所有者收购价格的下限,而政府的多重目标又使改制的利益空间收缩。文章从补偿和政府职能目标对改制的利益空间产生影响这一角度,来分析民营化的障碍,指出补偿要求和多重政府职能会影响改制的利益空间,从而阻碍了国企民营化的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