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品内分工视角的我国贸易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经历了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作为发展中贸易大国,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也由传统的水平分工向垂直专业化分工演变,并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切入了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本文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测度中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水平,针对中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各个环节,采用贸易余额贡献率(CTB)指数衡量我国各个生产环节的贸易份额和贸易余额贡献率,并以电器设备、机械器具和纺织品为例,分析这三个部门产品内贸易各环节的情况和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下我国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     

国内研发及外溢、中间品进口研发外溢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阶段,经济发展动力由以资源和初级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和知识等高级要素。研发作为获得技术和知识等高级要素以及进行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途径,研发及外溢能否有效改善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体的影响机制如何?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国内研发及外溢和中间产品进口研发外溢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当期研发及外溢并不能带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国内研发及中间产品进口研发外溢的一阶滞后项对当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即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国内研发。从影响机制来看,科技机构数量所代表的制造业获得的科技中介服务程度是国内研发及中间产品进口行业内研发外溢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制,专利申请量所代表的科技创新水平是国内研发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制。     

区域产业分工、生产性服务进口投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1-2012年间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分别测度"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整体以及异质性出口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引入产业分工地位和进口技术溢出等变量考察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产业分工地位能够调节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并且该调节作用主要存在于制造业出口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主要对处于产业链分工下游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该效应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出口部门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国内中间产品创新、人力资本配置与出口国内增加值

基于中国双边-部门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国内中间产品创新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中间产品创新显著提升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中间产品内向化程度和引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实现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国内中间产品创新的提升效应存在显著的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趋势;国内中间产品创新的提升效应存在空间、技术密集度以及分工层次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错配弱化了国内中间产品创新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效果,且这种弱化效应主要源于人力资本过度配置.这一研究对于协调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平衡、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价值.     

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贸易利益——基于20个工业部门净附加值的分析

本文结合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现状,采用反映进口中间产品在国内的产业循环效应或产业波及效果的净附加值指标来衡量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后归属于中国的直接的贸易利益。基于1992-2007年期间中国20个工业部门从东亚进口的中间产品在国内产业循环后所创造的净附加值分析表明:从净附加值的绝对量来看,中国工业部门从东亚进口中间产品所创造的净附加值增长迅猛,且在从世界进口的中间产品所创造的总的净附加值中平均占了42%左右的份额,但该净附加值占中国工业部门总出口的比重总体上不高且年均增长幅度有限。细分行业的考察发现,来自东亚的中间产品创造的净附加值比重较高的部门主要是技术、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但在大多数工业部门中这一比重增长不显著。因此,应在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增强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来提升本土企业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以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     

论价值链国际分工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了国际分工由产业之间、产品之间向价值链分工发展。这种以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要素合作、中间产品贸易增大、外包的迅猛发展等。在这种分工格局下,一国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产业、产品上,更多体现在价值链上。各国在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它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中国目前在国际价值链上处于不利地位,自主创新是改变这种不利地位的根本出路。     

全球价值链下中美两国出口品技术含量的动态研究

后危机时代,国际生产与贸易的格局正经历着深刻的调整,中美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不考虑进口的中间产品值,高估了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本文试图建立一套有效测度出口品技术含量的分析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中美两国若干年份出口产品的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结果显示: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和美国出口品技术含量明显提高,但中国产业结构仍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低端,而美国处于价值链分工的高端,且上升趋势明显。中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产业升级,最后提出中国产业升级的对策。     

中美产品内分工中存在污染生产环节转移吗?

利用1995-2009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本文测算了中美间产品内分工的两种表现,即中国出口中包含的美国中间投入价值比重以及美国出口中包含的中国中间投入价值比重,并考察了以上两种产品内分工对中国污染强度的影响。基于混合组平均估计的实证结果表明,两种形式的产品内分工均能显著促进污染强度降低,这说明中国并没有在对美产品内分工中大量承担污染密集型生产环节,融入国际生产价值链有助于中国的清洁化生产。     

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国际分工方式演变和发展方式变化的考察,本文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当前全球失衡形成的重要原因。基于我国在分工中的弱势地位及所获贸易利益的对比,研究参与产品内分工的影响因素对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与中国分工地位发展趋势北大核心CSSCISSCI

当前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呈现出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并重、产业内和产品内垂直分工快速发展和发达国家主导的特点。中国已经是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但仍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未来五到十年,国际垂直产业分工的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服务贸易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将会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将会继续提升,有望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并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新趋势及我国应对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背景下，国际分工与专业协作将进入更高阶段。当前，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呈现出服务业与制造业并重、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垂直分工扩展、多极化等新趋势。在未来十年内，随着服务贸易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将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演变——基于完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研判

本文建立了四部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据此得到完全国内增加值系数和完全就业系数,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全比较劳动生产率指标,定位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同时以18个国家1995-2007年和我国1995-2011年的高技术产业完全比较劳动生产率为样本,进行跨国、行业间的动态比较,得出我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以及动态演变特点。     

垂直专业化分工及我国的分工地位

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国际分工的深化,是同一产业或行业内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之间的国际分工。基于比较优势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其表现形式是包含中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其分工和贸易模式是可预测的。我国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地位是进口半制成品并加工装配成消费品,然后出口,其主要形式是加工贸易。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基于区分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的 国际投入产出表

本文利用OECD-WTO最新国际投入产出表,通过测算1995~2011年中国不同贸易方式制造业部门的GVC地位指数,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结果发现:不同贸易方式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存在明显差异,加工贸易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较低但大体呈上升趋势,而非加工贸易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较高但大体呈下降趋势;制造业不同细分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悬殊很大,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及皮革制鞋业等出口主导产业国际分工地位较低,而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较高。     

全球化、要素分工与中国的战略

二次大战后,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特点是各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产业间的国际分工。随着国际分工、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特别是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与国际合作方式日益融为一体,并表现为贸易投资一体化。我们应利用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在WTO的框架内,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并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不断开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机遇与挑战

新科技革命诱发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促使国际生产的微笑曲线趋平、缩短全球生产供应链、引发研发创新的全球化,影响着国际分工的格局.新科技革命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带来了机遇:为平台产业进化提供丰富数据资源积累;为制造产业升级提供"换道超车"机会;为研发产业提升提供全球资源整合空间;为营销产业发展提供广阔多样实践渠道.同时,中国也面临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缩水,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空间缩小,发达国家对新兴产业发展设置障碍等挑战.为此,中国应采取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壮大中国平台产业、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抓手发展中国实体产业、培养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型人才等措施,积极应对,努力提升国际分工地位.     

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国际分工地位与贸易收益——基于主要出口国家的行业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国际分工地位及贸易收益的理论分析及跨国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一国的行业贸易收益由该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决定,国际分工参与度及行业生产效率对贸易收益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国际分工地位,随着部门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两者的影响逐步增强。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的部门应加快提升其国际分工地位,同时着重加强中间品本地配套;而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部门应进一步推动部门开放,同时加快提升行业生产效率,以获得更大的贸易收益。     

国际产品内分工对中国工业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经济全球化及国际分工深化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对中国工业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采用基于DEA技术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对此开展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以中间品进口和中间品出口两种方式参与GVC分工都会对行业环境技术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证明了中国进出口贸易高速增长及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是促进国内工业转型升级和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这种正向影响主要源于对技术效率的改进,而不是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推动。GVC分工地位对环境效率的提升具有调节作用,处于GVC高端环节的行业将获得更大的环境技术效率提升。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分工地位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而抑制了其后向参与,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零售、电信、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部门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助力制造业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价值链跃升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中美制造业服务投入率的比较分析——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1992-2007年以及美国1972-2009年间相关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制造业、服务业、居民消费、政府消费的服务投入率总体呈稳定增长态势,而中国1992年以来服务业的服务投入率稳定不变,制造业的服务投入率甚至有所下降。这意味着中国服务业增长仍缺少来自于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中间需求的强力拉动,这是制约中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生产服务业的发展政策不仅要扩大供给,更应充分释放和激活国内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对中间服务的需求,以扭转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不利地位,推进服务业的体制改革以及营造更为良好的市场环境,这应该成为政策制订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