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下乡如何嵌入乡村空间合作治理？ ——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

研究目的：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探究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空间合作治理机制,为提升乡村空间治理效能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验证性案例研究、访谈法。研究结果：（1）规划环节要基于“协商自治”的原则让资本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实现空间配置权的政企共享,并以“需求前置”为导向进行规划的弹性调整;（2）整治环节要以“地位平等”为前提进行空间使用权重构,厘清多元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运营环节要细化空间收益权,坚持“权责一致”的收益分配,建立信任保障机制规避资本主导运营的潜在风险,实现多方共赢。研究结论：乡村空间治理是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规划—整治—运营”一体化行动。资本基于合作治理的理念从上述三个环节嵌入乡村空间治理体系,重构乡村空间配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是借助市场力量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可行之策。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问题研究

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根基,目前村民自治存在自治意识不强、自治体系不健全、参与村庄建设的内源动力不足以及村民自治管理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对我国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加强村民自治主体意识、改善村民自治机制、优化乡村治理制度、构建自治管理保障体系等方面增强主体自治效能,使村民自治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提升乡村治理效果。     

“三治融合”视域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政策建议

乡村治理面临社会结构变迁，乡村规约权威弱化，传统乡规民约与现代文明碰撞的现实挑战，社会资本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来源，对于重构乡村自治的信任网络、秩序空间和德治观念的传播具有积极作用。基于乡村治理的实际情况，增强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要求在政策层面加强对社会资本参与的激励与引导，实现不同资本类型的有机整合，共同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服务。     

空间治理视域下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逻辑 重塑、体系解构与策略构想

研究目的：基于空间治理视域,系统检视乡村地区空间规划实践困境,厘清新时期规划转型逻辑与理性、效率、公平协同的治理思路,进而提出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策略构想,为丰富国土空间管控底层逻辑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服务于新时期空间治理需求,是重塑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时代要求,也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2）多规并行背景下乡村地区各类规划存在治理逻辑混沌、规划与实践脱节等问题,不利于乡村空间的全域全要素统筹;（3）“多规合一”要求下,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在角色定位、价值目标、规划思路和管控视域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需要促进空间治理理性化、资源配置高效化与主体权益公平化。研究结论：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应注重实现规划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互动融合、全域综合管控与单元精细化治理相结合、完善多规合一与双向结合的规划传导体系、实现规划体系与土地产权关系相衔接、构建多元主体公平参与机制,助力乡村空间精细化治理和乡村格局优化重构。     

乡村空间统筹治理的村庄规划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研究目的:基于乡村发展的问题诊断,结合村庄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定位,明晰乡村空间治理对村庄规划的需求,从村域"人—地—产"耦合互动机理、村域土地承载力提升的村庄规划标准、基于分区分类的村域差别化治理等方面,梳理村庄规划编制需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方法:文献梳理法与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1)"人—地—产"耦合机理的研究,有助于识别促进村域发展的要素协同的内在机制,能通过村庄规划促进乡村空间重构和土地利用转型;(2)村域承载力通过识别耕地与建设用地承载力的关键限制性因素及其阈值,为村庄规划编制提供科学的规划标准,是村域土地利用规模控制和用地调整的关键依据;(3)不同类型村庄功能定位存在差异,其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也各不相同,从村镇体系、村庄定位、人口规划、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居民点布局、公共设施配套、人居环境整治和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探索差异化的村庄治理路径是村庄规划治理的核心。研究结论:村庄规划编制应该立足于村域资源禀赋和发展转型的特征,系统研究乡村发展定位、过程格局、驱动机制、规划标准等,提出符合村域特征的差异化的乡村空间治理模式和对策。     

“以人为本”的村庄规划理念探索及其实践——以北京市大兴区朱脑村为例

研究目的：以参与式调研为“协调器”和“衔接点”,通过对村民需求要素进行平面扩展、立体综合和空间归纳,结合上位管控限制,实现规划“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间的融合,构建“以人为本”村庄规划框架。研究方法：以北京市大兴区朱脑村为例,结合规划指标管控,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布局、文化保护4个维度进行参与式需求调研,运用5级李克特量表打分,并结合ArcGIS可视化分析形成朱脑村“以人为本”村庄规划成果。研究结果：规划后,朱脑村满足城镇集建类村庄发展方向,村民满意度平均值从3.02增至3.81,增幅为26.16%,单项增幅均在10%以上。研究结论：“以人为本”的村庄规划在上位管控下基本满足村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北京典型城郊乡村建设提供借鉴。     

乡村振兴战略下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的探索——以江西省编制“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实践为例

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村庄规划工作中“多规不协调”和“不实用”等问题逐步显现,各地的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也处于突破提升的关键期。文章通过梳理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规划编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展,结合江西省推进“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的实践经验,总结江西省以“五分法”工作路径务实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规划传导上“多规合一”、成果上体现“实用性”等主要做法,分析村庄规划编制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创新思路：(1)不断完善技术标准体系;(2)构建管控依据全覆盖的规划体系;(3)从全域统筹构建保护发展并重的方案逻辑;(4)探索完善规划实施弹性;(5)探索多种技术方法保障规划落地。     

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及条件——一个多案例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发挥示范、引领与带动作用,很多地方形成"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本文采用多案例分析揭示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及条件。经济精英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机驱使采取体制内或体制外参与方式影响乡村治理绩效,其效果依赖于主体素质、村民自治制度及信任关系等条件。本研究可以拓展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理论研究,并为促进经济精英积极参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有效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

伴随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选举已成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受乡村利益关系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干部共谋行为。本文以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为例,对村干部选举共谋事件中的宗族关系、权力制衡与乡镇政府行为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对村庄民主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堵塞年轻精英进入村庄治理的渠道,削弱自治组织的治理权威,恶化村庄治理的整体环境。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的产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内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虽产生于选举过程,却作用于村庄治理的长期实践,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遏制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乡村社会自身的制衡能力,发展壮大村民自组织,以有组织的村民群体牵制少数几个村干部的联合行动;二是要增强外部权威的依法监督和干预,提高违法成本。     

村庄民主与治理有效：集体经济实力如何影响村民自治

集体经济实力与村民自治效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集体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8年数据,利用多层回归模型与工具变量法,本文从民主自治的过程维度与有效自治的结果维度实证考察集体经济实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效应及约束条件。结果发现,第一,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具有显著的民主增进效应,利益关联强化有利于提高村民选举参与率,尤其是中低社会阶层的选举参与率。第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并不必然推动村庄有效自治,集体经济的治理效能还受到村庄社会关联度的调节,即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中,才能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动员作用,推动集体行动达成与村庄治理有效。     

驻村第一书记行动壁垒的构成要素与形成机理

驻村第一书记基于外生性制度赋权嵌入原有的乡村治理格局,致力于推动组织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发展。然而,部分驻村第一书记在嵌入治理过程中会囿于行动壁垒以致陷入嵌入失灵的困境,因此亟待对行动壁垒的构成要素和形成机理进行识别并寻求突破嵌入失灵的路径。文章基于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论对第一书记在嵌入治理过程中面临的行动壁垒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书记行动壁垒包括嵌入动机、个人素质、社会资本、制度安排、村治环境和互动策略等要素,由此所建构的"动机—情境—策略"框架不仅可以解释行动壁垒的形成机理,也为破解嵌入失灵困境提供决策参考。     

嵌入宗族社会网的自然村小型公共品治理——桂东南B乡K村互助基金的个案研究

自然村小型公共品由村民自主治理可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自主治理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协调个体与集体行动,能否实现个体和集体利益的兼容。处于制度变迁中的宗族社会网在自主治理中仍发挥独特的作用,把村庄公共品嵌入宗族社会网可能是解决自然村公共品治理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成都市幸福村土地综合整治中的治理结构改善研究

研究目的：以成都市幸福村为例,在分析土地综合整治中治理结构变化的基础上,解释治理结构改善的原因。研究方法：采用自主治理理论对土地综合整治中的制度创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新型自治组织对传统组织既有替代又有补充作用,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并改善社区自主治理结构,保证自主治理效率;社区参与治理,改变了政府或市场的治理模式,提高了制度绩效。研究结论：鼓励社区自主治理发展,选择政府、市场与社区在各自领域内协同配置资源的治理模式,有助于保障农民权益,降低社会风险和促进城乡统筹。     

The disappearing chain of responsibility: Legitimacy challenges in the political governance of Finnish Forest and Park Service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consequences of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sa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e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ance of Finnish public forests. It focuses on normative legitimacy, which comprises input legitimacy (accountability), throughput legitimacy (power relationships, transparency and inclusiveness) and output legitimacy (problem-solving capacity). These components, and the challenges involved in them, are analysed in relation to the governance of the Finnish Forest and Park Service. It is a hybrid agency which combines business economic tasks with broader societal duties related to public forests. The article draws on the relevant laws, parliamentary reports and comments, policy and planning documents, as well as interviews with MP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agency staff.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written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actual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rationalities that guide informants’ interpret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other, constitutes (in addition to the regulatory vagueness) the key challenge to the system's legitimacy. The Finnish case shows that assigning to Parliament a central formal role in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forests may serve more as window-dressing than providing genuine legitimacy to the decisions being made, as its actual role is dependent on how – and by whom – such decisions are prepared. The result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inclusiveness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and of concrete, measurable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for each policy goal, against which performance may be assessed on a regular basis.     

“善治”视野下苏州城中村改造创新策略研究

在苏州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进展快速,已经基本解决了拆除和外观改造的问题。但是,在苏州宜居城市建设、法治苏州和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城中村外观改造的背后,仍然遗留了后续的城中村发展问题。城中村改造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走出原有的视野,将城中村改造置于"善治"视野中,将改造目标从建筑、房屋转移到"人"的焦点中,将城中村的总体规划,立足村落文化、居民生活质量,优化民生。文章从苏州城中村改造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改变观念,在"善治"的视野下,提出了创新规划,重视融合、落实民主,顺应肌理和文化整合,生态发展等策略。     

乡村政策动员中的“权力——技术”及其影响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权对村干部的政策动员,开始由激励机制、压力机制转向责任机制。乡镇政府面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现实,渐次倚重对制度性资源的技术化调配,塑造乡村"责任共同体"关系,推进政策落地。乡村政策动员中体制性吸纳、组织化协调、技术性约束和伦理化调适等权力—技术支配机制,虽可借助组织内责任关联纽带提高政策动员与执行效率,但该"权力的技术支配网络"同时也容易带来乡村治理的悬浮化、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等"行政消解治理"问题。由此,乡村政策动员应警惕过于强化制度的工具性价值,重新发掘其治理内涵与社会价值,实现乡村治理"治术"与"治道"的平衡。     

乡土文化视角下的贫困治理遭遇与对策——以河南省Z村的贫困治理案例为例

目的 文章以乡土文化的视角切入,通过分析扶贫资源下移过程中存在的第一书记制度嵌入受阻、村民自治组织信任危机以及资源下移的目标偏离等问题,以厘清扶贫干预工作中的文化遭遇及深层逻辑。方法 运用实地调研、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分析扶贫资源下移过程中的问题及背后机理。结果 （1）作为精准扶贫的主战场,乡村社会有着自身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这与现代社会运行体系下的精准扶贫思路有着较大差异,冲突与弥合纵贯精准扶贫全过程。（2）扶贫干预遭遇的困境背后是精准扶贫本身数据精准思维与乡土社会文化的冲击和碰撞,正是乡土社会隐藏下的农村逻辑干扰着扶贫的顺利进行。（3）熟人社会背景下的利益抱团、建立在私人道德上的差序格局以及村庄治理中呈现的无为政治,这些本土化的乡土逻辑干扰着扶贫资源的下移和村庄治理的合规。结论 扶贫过程中应积极赋权于驻村工作队,加强精准扶贫具体政策的有效传达等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域尺度国土空间规划：认知、职能与构建

研究目的: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为契机,科学认知村域尺度国土空间规划内涵,明确其基本职能,并提出构建路径。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当前乡村面临转型,而村域规划存在理论认知不深入、技术支撑不足、实施管理困难等问题,新时期村域国土空间规划应依据外部社会背景及村庄内在条件,在全面认知乡村价值前提下,通过空间资源要素配置与用途管制来干预乡村空间重构并服务于乡村治理。研究结论: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域国土空间规划应当具备指明乡村振兴路径、强化乡村空间治理、行使自然资源监管、尊重多元价值诉求等基本职能,并基于问题、需求、目标、行动四维导向进行构建。     

西部地区村级规划体系构建研究

构建适于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村级规划体系、编制实用型村庄规划,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意义。文章在剖析西部地区村级规划编制中存在的"缺位或流于形式、实用性较差、无视规划用地"等问题基础上,采用对比分析法,厘清村级层面各类规划相互关系,进而提出村级规划体系构建的原则与框架。研究表明:(1)西部地区村庄规划体系建立与规划编制迫在眉睫;(2)现有主要村级层面规划中,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是村庄产业发展导向与战略功能定位,村土地利用规划是村庄用地空间布局与管制规划,共同构成多元化完整的村庄规划体系;(3)"一张图"融合、战略定位先行、公众参与等是构建实用型村级规划体系的基本原则;(4)村级规划体系的逻辑架构为"双结构""双理念"和"5维导向",实施模式以"1+N模式";(5)西部地区村级规划应以多个村落共同编制为主要形式,同时探索留白机制,提高规划弹性。     

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研究

厘清乡村振兴的主体及实现路径问题,可以避免乡村振兴出现重大导向性偏差。本文在评述政府主导、资本主导和农民自主三种路径面临困境基础上,提出应以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引领乡村振兴。在阐释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后,构建了一个乡村振兴与共建共治共享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乡村振兴的本质属性“是什么”、乡村振兴“为什么”需要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振兴“怎么”进行共建共治共享的问题。然后以明月村为例,阐明了普通乡村在特定的经济与制度条件下通过共建共治共享走上振兴之路的现实可行性。本文认为,乡村振兴应以增进农民福祉为导向,但从实现路径上不应只依靠农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至关重要。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抓住城市化带动消费升级的历史机遇,健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构建一套可操作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让城市化辐射到的乡村以市场方式率先振兴起来,同时把节约的财力转移给城市化辐射不到的乡村进行保底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