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参与、程序公平与征地满意度 ——基于2019年“千人百村”调查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以公众参与理论和程序公平理论为基础,基于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千人百村”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征地补偿、征地程序以及征地用途等对农户征地满意度的影响。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和多元Logit模型。研究结果：（1）保障农户知情权和参与权（特别是政府就补偿安置办法与农户进行协商）,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征地满意度;（2）在政府就补偿安置办法与农户进行协商的前提下,征地补偿水平越高,农户征地满意度才越会显著提升;（3）非公益性农地征收比公益性农地征收更需要政府与农户协商,缺乏协商的条件下,非公益性征地补偿水平增加不会提升农户征地满意度。研究结论：事先知情和事中协商是被征地农户参与征地的重要环节,是确保征地程序公平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农户征地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因此,建议在确保农户参与和程序公平的前提下提高征地补偿水平,尤其是对非公益性征地。     

国外土地征用制度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国外,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所以使用土地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并不涉及政府征用土地问题,但处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也是可以征用土地的。这些国家一般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征地制度,虽然他们实施的力度和方法不一,但都有严格的法律和征地程序作为保障,并在议会、法院、新闻媒体、民间组织的严格监督下进行。一般来说,政府征地的目的必须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且要在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以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在征地双方平等协商基础之上,按照土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并对失地农民以后的生活问题（如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作出一系列安排。     

主流征地制度改革观点检讨

研究目的:检讨主流征地制度改革观点存在的问题。研究方法:文献法和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公共利益泛化是地方政府违法成本—收益分析后的理性选择;严格意义的公益征收条件下,产值倍数法测算出的补偿水平并不必然低于土地所有权价值;将土地的社会保障价值纳入征地补偿标准客观性差,与现行法律兼容性差;土地换保障既不能为征地补偿提供客观标准,也无法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论:客观征地补偿标准缺失条件下,地方政府与被征地农民逐利动机促成的逆向激励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团结。推进征地制度改革首先要构建并行于公益征收的非公益建设用地供给制度;其次应当让市场发挥定价作用,为地方政府与农民利益博弈提供客观的价格参照。     

宪法修改对中国农村的影响--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范亚峰博士

《农村工作通讯》:此次修宪建议关于征地制度的表述有何新意?对农民土地利益的保护将产生哪些影响?范亚峰:这次修宪建议把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作为政治游戏规则和社会生活模式的元规则,其条文应高度抽象。但是1982年宪法的条文过于具体,规定了许多政策性的东西。这导致宪法字数偏多,而且因其政策性的内容偏多,使宪法不得不频繁修改,从而影响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这不能不说是八二宪法的立宪技术的一个缺陷。对于土地的征收和征用给予补偿,是一个重要的进     

征地补偿标准刚性调整机制对地方政府突击征地的诱发效应

研究目的：检验征地补偿标准刚性调整机制对征地规模的影响,论证其诱发地方政府突击征地的机理。研究方法：基于2004—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1）刚性调整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在征地补偿标准调整前大规模征收土地,从而维持自身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体系的运行;（2）为防范风险的演化和失控,中央政府会默许、甚至支持地方政府的突击征地;（3）作为被征收土地的主要构成,农用地亦是地方政府进行突击征地的主要载体;（4）西部的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烈的突击征地动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研究结论：征地补偿标准刚性调整机制诱发地方政府的突击征地行为,变相损害农民权益,应当成为进一步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对象。     

征地补偿标准的市场化测算方法研究

在我国,由于土地所有制度的二元性,无论学术界还是政府层面对征地补偿标准的本质并没有认识清楚,从而导致当前我国征地补偿价格测算方法的非市场性,进而不能满足公正补偿的要求,引发较多的征地冲突。在厘定清楚征地补偿标准本质的基础上,从土地估价方法的角度探讨了以剩余法和市场法来测算征地补偿价格的思路,并发现,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测算方法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明显要高,从而更有利于被征地农民的利益保障,并从根本上减少征地冲突。     

农民权益保障视角下的土地征用程序研究*——以河北省5个建设项目为例

[目的]以河北省奥运村核心区、京张高铁、大唐电厂、京蔚高速、延崇高速5个建设项目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现行征地程序制度在实际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我国征地程序的完善和征地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农民对于征地的认知,从自由的事先知情的同意(FPIC)原则的4个方面对征地程序制度及实施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1)我国的土地征用程序不能完全符合FPIC原则,(2)征地程序实施的偏差使农民权益受损,(3)征地中的非正式治理方式激化征地矛盾,(4)政府和农民的对立关系破坏平等协商机制,(5)政府对不同规模征地项目的实施行为存在明显差异。[结论]保障农民权益和减少用地矛盾需要从FPIC层面完善征地程序,增强在实施中的程序公开和透明,并打破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对话壁垒,实现协商的"全过程性"和"灵活性"。     

征地补偿市场化研究——以晋江市为例

福建省晋江市征地补偿市场化模式,就是将征地补偿程序与用地预审请程序归并。由市场机制完成,行政权力局限于具体的审批过程,回归于规划控制与宏观调控范畴,其优点是集体土地使用权、农民承包经营权得到更好地体现和保护,减少农地转用征收中的政府成本和社会成本,减少行政权力寻租空间,改善干群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上的优化配置作用。但也存在着诸如市场补偿方式受到土地出让制度制约,公益事业、公共设施征地成本大幅上升,因规划产生的农民集体间与农民内部的不公难以解决,村级组织寻租可能性极大等问题。应规范村级组织行为,实施规划、计划、防止村级组织及行政审批的寻租行为,改革土地出让制度,制订合理的补偿标准,以此达到完善征地补偿市场化之目的。     

《物权法》视野下的征地制度反思

本文探讨了《物权法》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上对我国征地制度的规范和完善,研究结果表明,《物权法》还不是专门的征地法,它只对征地的一般性问题作了规定。针对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缺陷,本文提出:1严格界定公共利益,探索非公共利益征地制度;2引入土地发展权,提高征地补偿标准;3给予农民征地参与权、协商权和谈判权。     

也谈土地征收补偿

2004年修宪案将宪法第10条第3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结合我国原有的土地征用制度,可以看出征地制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土地征收权力的施行前提——公共利益;二是土地征收权力施行的同步满足条件——补偿,这两个问题可谓征地制度的核心问题。但是,一方面“公共利益”由于其“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收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其清晰界定并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原有和现有征地制度对“征地补偿…     

土地文化与文化土地内涵分析

土地文化与文化土地内涵丰富。土地文化类型多样,具多元性、技术性、实用性、美学性等特征。文化土地建设迫在眉睫,其建设遵循的是自组织系统观、多元价值观和高品位审美观,目的是体现土地的真实价值与美学价值。     

土地功能研究进展与方向的思考

研究目的:对国内外土地功能研究主要成果进行总结与评述,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及思路,供深入开展土地功能研究参考。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和逻辑分析法。研究结果:土地功能概念与内涵尚待形成共识,土地功能分类正在积极探索,土地功能评价有了初步分析框架并在尝试应用。研究结论:土地功能研究已有良好基础,发展趋势和前景看好,应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深化实践应用,不断创新,支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土地科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建议研究方向包括:完善土地功能概念与内涵知识体系,创建土地功能研究框架;完善土地功能系统分类;深化土地功能形成要素的特征尺度研究;加强土地功能研究成果的应用。     

土地权利保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土地权利的安全保障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发达国家,由于土地私有化、各种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这种机制运行得相对比较好。而在中国,由于历史、传统、法律方面的各种原因,农民得不到有力的土地权利保障,因此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还需努力来改善这种状况,中央政府应采取一切手段,特别是法律手段确保农民在家庭承包制下的土地使用权,加强金融市场改革使农民可以方便地借贷资金对土地进行投资,支持土地市场发展,促进土地交易,加大土地执法力度。     

平均地权思想回顾及其启示

研究目的:回顾100年来平均地权思想的发展,探讨其对中国现行土地管理的启示和借鉴。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和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100年来,平均地权思想不仅在旧中国,也在新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正在变得日益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研究结论:中国大陆的土地管理急需确立一项更为明晰的最高指导原则;同时应进一步发展和升华平均地权思想:界定土地公权力,明晰土地产权,细化土地使用权;改革地价体系和税收政策;强化对土地财产的公共管理。     

我国土地利用结构及效益的区域差异研究

根据土地利用状况进行了类型划分,将各省域划分为3大类8个基本类型;基于省域单元对耕地、园地、林地、建设用地等的利用效益进行了研究,初步分析了形成原因。     

房价与地价的因果关系研究—— 基于重庆的实证检验

研究目的：总结2015年国内外土地科学研究的重点进展,展望2016年中国土地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土地科学》重点关注方向。研究方法：文献调研法。研究结果：（1）2015年国内外土地科学研究共同关注土地市场与土地制度、土地管理、土地权属、土地政策与法律、土地资源保护、土地生态保护、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以及现代测量技术、土地信息技术和土地整治工程等方面的重点进展研究。（2）2015年国内外土地科学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内研究更多关注土地市场结构、土地财政与税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用途管制、土地督察、规划体制改革、现代测量技术等方面问题;国外研究则侧重在土地产权边界、土地制度演化、土地利用冲突、土地管理方式及机构设置、土地利用规划政策属性与规划原则、土地测量方法优化与对比、土地信息获取技术优化等。研究结论：2015年土地科学问题研究在实践推动下,研究面有所拓宽,学科体系研究得到加强,2016年《中国土地科学》将重点关注土地科学学科体系与基础理论、土地经济关系与市场机制、土地制度改革与管理体制、土地政策体系与法律制度、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保护、土地工程与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研究。     

财产性土地财政的现实问题与改革方向

研究目的:分析财产性土地财政贡献度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进而研究过度依赖财产性土地财政所引发的问题,并探讨用税收性土地财政解决地方财政问题的思路。研究方法:对比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研究结果:(1)全国层面2003—2008年平均财产性土地财政贡献度为16.32%,平均税收性土地财政贡献度为11.35%。东、中、西3大经济带财产性土地财政贡献度分别为15.63%、16.99%、18.15%,税收性土地财政贡献度为13.13%、11.11%、10.27%。(2)财产性土地财政贡献度受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明显,而税收性土地财政贡献度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前者小。(3)目前中国税收性土地财政贡献度过小。研究结论:依靠财产性土地财政满足地方财政支出会造成地方财政的不稳定性,故不能依靠其解决地方财务问题。中国税收性土地财政贡献度较小,应该在完善税制体系的基础上依靠财产税体系来合理分配土地收益,走长期可持续的税收财政道路。     

国外农地整理权属调整技术方法研究进展及借鉴

研究目的：总结国外农地整理权属调整技术方法创新研究的特征与趋势,为国内权属调整技术方法改进研究提供借鉴,从而推动权属调整的实施。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研究结果：国外权属调整技术方法创新研究始于对传统方法的问题识别,研究内容包括概念模型设计、地块再分配和地块分割三部分,并重点强调该过程的空间属性和对农民偏好满足程度的优化;GIS技术与运筹学模型结合是技术方法创新的主要方式;通过启发式方法提高实施过程的自动化和标准化程度是新近的发展趋势。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农地整理权属调整实际,相关研究今后应重点关注以下4个方面：（1）构建中国权属调整概念模型,并对权属调整的现实规则进行系统研究与建模;（2）继续探索各类新兴技术方法在权属调整过程中应用的可能性;（3）在对技术方法进行系统评估的基础上,开展技术方法与管理机制的匹配研究;（4）建立更丰富的权属调整优化目标和评价指标体系。     

城镇土地分等研究的进展及问题

城市土地有偿使用的价格标准、土地税收标准应与城市土地的质量等级和土地利用水平保持一致。然而现行的城市土地市场中,常常只注重对一个城市内部的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而缺乏宏观调控城镇土地价格的分等研究。有鉴于此,本文阐述了城镇土地分等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介绍了我国城镇土地分等的历史,并详细回顾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城镇土地分等工作进行了探讨。     

论集体土地征收与入市增值收益分配的协调

研究目的：探讨新《土地管理法》实施背景下集体土地征收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协调与衔接。研究方法：法律文本分析、法律规范解释和数据比较分析。研究结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建立之后,其所形成的市场价格会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领域所设定的“区片综合地价”构成挑战,进而会在集体土地入市和集体土地征收两个领域形成不同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结果。研究结论：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应当适用市场价格进行补偿;征收集体农用地的“区片综合地价”应当以“规划所允许的最佳用途”为基础进行测算;国家通过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为此,国家应尽快完善土地税收等配套性制度,省级人民政府则应合理设定本区域的“区片综合地价”标准,防止因为土地入市和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不均引发大规模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