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福利均衡增长的机制分析

通过对成功跨跃“中等收入陷阱”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经济与福利增长的机制分析可知：拉美在中等收入阶段过早实施了福利增长计划导致经济发展缓慢,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日韩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在中等收入阶段保持均衡的经济与福利增长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国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建立经济与福利均衡增长的机制。     

企业增长模式转变的产业金融路径解析

中国企业在各种经济条件的约束下面临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可持续的增长需要摆脱传统的静态的思维模式,寻求创新的路径和方法。本文提出了从产业金融的角度来使企业经营资本化,来获取创新增长的战略性资源,突破企业转型的瓶颈,实现企业现阶段增长模式的转变。文章还分析了产业机能的“非证券化”趋势、产业金融的战略内涵以及企业增长转型的产业金融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陷阱根源的博弈分析

德国学者马丁与舒曼认为经济全球化有副作用,并在其著作《全球化陷阱》中认为它是对参与国国内民主和福利等方面的冲击,并形象的将这种副作用称为“陷阱”。笔者也同意“陷阱”的说法,但认为经济全球化陷阱的危害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并试图用博弈论的方法来解释它。笔者认为,这种陷阱产生的根源是由于当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囚徒困境”与“智猪博弈”的博弈均衡中。“囚徒困境”是一种静态下的非合作     

贸易、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于开放经济下的一个内生增长模型

通过构建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文章探讨了国际贸易、环境质量与经济持续增长三者的内在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首先,通过对模型的竞争性市场均衡分析,给出了平衡增长路径的经济增长率,并系统地分析了在环境污染进入效用函数的情形下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其次,通过对最优增长路径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分别讨论了贸易自由化对环境质量、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影响;污染外部性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约束等。最后给出了模型的综合结论及其现实涵义。     

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

本报告在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政府支持系数,该系数是通过一个政府福利模型而得。在突破贫困陷阱阶段,政府与企业目标高度一致,政府集中一切资源支持企业发展,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享受了低税、低资源价格等有利因素;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城市化快速提高,政府转向福利支出目标,福利刚性不断加大,政企目标冲突,政府支持系数下降甚至出现惩罚,政企在新的发展阶段都面临转型,转型失败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确定中国未来的新增长机制,政府转型是关键,限制政府利益刚性,明确政府福利支出与企业发展能力相匹配,而不是靠债务融资推动福利和增长,更多地让市场发挥激励创新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山西省产业结构的均衡分析

文章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分析了山西省各产业内部部门间的均衡性 ,并提出了改善非均衡性的政策建议。通过静态均衡分析 ,指出了目前产业内部结构的缺陷 ;通过动态均衡分析 ,归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关系     

中国通货膨胀预期陷阱研究

通胀预期陷阱的生成机理是货币当局与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本文运用理论模型对承诺解、欺骗解、均衡解、陷阱解依次进行了演绎推论,通过经典函数找到了通胀预期陷阱区。本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近年来共有三个连续型与间断型的通胀预期陷阱区域,这说明我国公众的通胀预期在短期是学习型适应性预期,在长期属无偏性、有效性的非完全理性预期。公众通胀预期非稳定性和周期性波动是一种常态,但基本上处于可控状态。中国货币政策时间非一致性问题存在但并非显著,超常经济增长冲动、政绩导向和投资增长是通胀预期陷阱的宏微观主导诱因。     

国际贸易中的产品质量异质性研究进展

在"新新"贸易理论的框架下,引入产品质量异质性,一方面通过建立静态或动态均衡模型解释了国家之间贸易流向和贸易流量的变化,也证明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模式的差异和由此导致的收入差距等福利问题,并对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反映产品质量的指标,利用企业乃至产品层面的数据验证了质量异质性和企业出口决策、国家间的贸易模式差异和出口品质量高低之间的关系。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的引入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也为中国很多贸易现象提供了新解释。在改进国际贸易产品质量测度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产品质量异质性,有望对贸易模式、福利效应和经济增长提供更有力的解释。     

“中等收入陷阱”生成的宏观产权分析模型

社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偏袒性产权保护政策。其中,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体制改革,使得有利于资本的偏袒性产权保护制度被"锁定";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过度保护劳动力的"福利赶超"。中国的情况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类似,因而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建立趋于非偏袒的产权保护制度,进而推动国内消费与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我国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现象——基于动态门槛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本文首次应用动态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现象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多重均衡现象。当人均收入低于1007元时，存在着经济增长障碍，经济处于低水平陷阱；一旦突破低收入门槛，在同一的收入状态里省区经济增长率趋向收敛。然而，由于较高收入状态的省区收入收敛速度快于较低收入状态的省区，因此，我国富裕省区与相对落后省区的人均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我国目前还没有达到增长极限，不存在高水平陷阱现象。     

Assessment of innov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OECD countries

Using a panel cointegration method incorporating structural breaks and 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30 OECD countries. The results from the panel stationary test show that FDI and innovation variables follow a stationary process with several structural breaks over the period 1999–2018.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a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with structural breaks between FDI and innovation in OECD countries. The panel dynamic OLS model with breaks further reveals that FDI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vice versa in OECD countr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innovation in OECD countries.     

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

本文从经济的角度重新考察了李约瑟之谜。通过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本文证明 ,初始人口 资源禀赋的差异是造成中国和西欧在 1 8世纪之后的文明分岔的原因。这一理论和伊懋可的高水平陷阱学说是一致的。本文纠正了伊懋可学说中的逻辑错误 ,并发现了形成高水平陷阱的两个重要前提 ,即工业中存在规模经济以及人口增长符合马尔萨斯原理。     

技术创新扩散补贴机制研究——基于微分博弈分析

运用微分博弈纳什反馈均衡(Feedback Nash Equilibrium)和Stackelberg反馈均衡(Feedback Stackelberg Equilibrium)对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采用时间定量补贴和投入比例补贴的两种补贴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采用时间定量补贴的微分博弈中,纳什反馈均衡和Stackelberg反馈均衡相同,则先行动者无先动优势,补贴机制没有达到目标。而在改进的采用投入比例补贴机制中,存在唯一的Stackelberg反馈均衡:领导者是先采用者,跟随者是后采用者,则该博弈具有先动优势,从而达到了提高潜在采用者采用积极性的补贴目的。     

新加坡政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

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经过几次经济转型,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劳动生产力,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新加坡之所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优化社会管理,弥补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注重人力资本积累;拥有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支柱产业;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解决劳动力转移,促进产业升级等。这些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组织距离对虚拟产业集群内企业创新的影响

用组织距离衡量虚拟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组织接近",在双寡头古诺模型的分析框架下,研究组织距离对虚拟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创新水平、产量和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完全信息情况下,虚拟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越高,则企业联合利润越大;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集群内企业的均衡产量都是其创新投入水平的增函数,但若逆需求函数的斜率较大,则不完全信息对不拥有完全信息的企业的影响较小。最后求得要实现集群内企业的均衡产量随着组织距离的加大而增加则企业的创新水平要满足的条件。     

内生技术变迁视角下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内生技术变迁视角，采用1985—2016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金融发展、劳动力、技术创新相关数据，建立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并进一步构建VEC模型。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长期均衡且显著为正的关系，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对金融发展扰动的响应具有滞后性。从长期看，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度超过劳动力。从短期看，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短期偏离修正系数较小，恢复均衡的速度较慢，且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短期波动具有显著影响。     

Absorptive capacity of demand in sports innovation

We propose a stylized and tractable neo-Schumpeterian model of sectorial transformations in which demand-side knowledge constraints inhibit innovation diffusion and industrial change, causing structural instability. Evolutionary competition in the model implies that innovation can overshoot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of demand, leading to a slowdown in sectorial dynamism and even to structural collapse. Closed-form analytical results prove the existence of a unique stationary state in the dynamic model that is (globally) asymptotically stable. We show how the dynamic paths and the stationary rest-point depend on the trade-off between innovation and demand absorptive capacity parameters. To illustrate the plausibility and relevance of our results, we examine the Australian windsurfing industry in which diminished demand absorptive capacity (in the terms of the model) was a factor underlying sectoral collapse. We discuss how developmen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f demand presents a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for an industry sector, and the role of demand-side factors as constraints in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policy.     

产业集聚技术溢出与创新效应的经济学分析

溢出效应表现为从外部对经济主体带来利益或损失.本文讨论了产业集聚企业间技术创新相对溢出的问题,分析了产业集聚企业技术创新溢出效应,技术溢出与企业技术创新等问题,从而探求技术溢出与保护的博弈均衡途径.     

空间计量视角下创新网络结构资本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测度

针对创新网络结构资本空间溢出如何影响产业发展的问题,基于地理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动态耦合视角,运用加权平均思想构建动态空间权重矩阵,并借助Moran′s I空间相关性检验、空间滞后（SLM）、空间误差（SEM）和空间杜宾（SDM）模型实验测度多元“地理-社会”邻近耦合下创新网络结构资本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广西电子信息产业专利数据为例展开实证研究发现：①广西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且地理邻近性作用大于社会邻近性;②广西电子信息创新网络结构资本空间溢出能够产生产业发展空间集聚效应;③广西电子信息创新网络结构资本通过直接和间接层次路径影响产业发展。研究结论可为产业创新空间（均衡）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创新、企业家活动配置与长期经济增长

本文继承并扩展了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思想,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引入内生技术创新模式。在本文中,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决定了一个经济的R&D投入水平,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不同经济活动的报酬结构决定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而且报酬结构是内生的,并且存在历史依赖性。本文的突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引入宏观的分析中,考察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对宏观总量的影响;二是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对经济活动影响的一般性分析引入创新活动分析中,考察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相对报酬结构与技术创新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要提高经济中R&D投入水平,进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率,就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创新,营造激励创新的报酬结构,促使企业家更多地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经济才能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趋向较发达的均衡。本文对我国实施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