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研究综述

全球投资规则的重构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主流。2013年,中国(上海)自贸区首次使用"负面清单"管理外商对华投资,不仅是新型外资管理模式在中国的试点运用,更是对该管理模式的理念创新。本文系统地对国内外有关"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回顾,概括现有研究的特征和不足,并结合上海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指出未来应从跨学科、产业政策互动、国际比较、理论支持、推广困难、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全面推广效应的实证检验七个方向开展研究。     

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的中国外资准入制度改革研究

外资准入制度是一国外资政策的核心内容。长期以来,中国现行的外资准入制度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不断调整,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与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的持续推进,国际投资领域多数国家通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势必会突破中国现行的外资准入框架,给外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带来新的挑战。作为世界第二大引资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仅能有效促进国内外资管理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准入管理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     

我国外资市场准入管理的战略调整

我国利用外商投资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在高度重视产业安全和国民待遇"渐次推行"的原则下,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外商投资准入管理理念应从"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正面清单"转变为"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负面清单"。同时,为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应从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重构外商投资准入制度及加强自我保护这三方面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完善:以监管型政府发展为背景的解读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为了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市场自由度、规范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改革措施,是政府行政审批和监管改革的重要举措;不能将其仅仅视作投资领域的创新模式.西方监管理论与现代监管型政府可为上海自贸区建设、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善以及行政管理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以发展与完善我国监管型政府为目标,可以提出完善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几点建议:将法治作为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内在元素和基本要求;以行政法创新作为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主要理论支撑;以成本—收益分析理论作为建立监管绩效评估的依据.     

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以建立自贸区为契机,推进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迅速重塑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自贸区应落实国家赋予的“更大改革自主权”,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包含的产业对外开放和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综合配套制度创新,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企改革 负面清单要不要?

正基于打破国企垄断、消除不公平竞争优势,近日,有学者建议制定中国产业负面清单,明确发展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国有资本必须控股的领域。"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这一管理模式已经被引入诸多领域。尽管外资和民资都寄望于这一清单的出台,但将负面清单引入国企改革领域仍有很多难点。     

扩大和深化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新思路

深化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发展壮大服务业、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从服务贸易、服务业吸引外资、服务业对外投资等方面分析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总体特征及存在问题,借鉴美国和印度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做法,提出新形势下我国扩大服务业开放需要探索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积极构建放宽准入与完善监管相结合的政府协同监管机制,加快实施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战略。     

加拿大科研诚信体系中负面清单理念初探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商业领域应用广泛,将其引入科研管理体系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本文研究了加拿大诚信体系中的防控利益冲突和防治学术腐败的制度基础,提炼其中的"负面清单"管理理念,最后对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引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提出思考和建议。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摘编

正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9)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初探

当今中国进行经济转型升级,须由法治建设来保障市场经济环境。根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为符合总体要求中投资便利化、总体目标中法制环境规范和总任务中通过体制改革与政策创新相结合形成衔接国际投资的基本制度框架的要求,在已制订出"负面清单"的前提下,还须依托制度创新实行管理模式法治化。研究其如何实现,应首先考察"负面清单"的内容,并初探其他相关模式制度;其次,应在研究其内容的基础上,从其内涵、对应行政管理模式、产业保护资源配置以及相关修改程序方面,提出其试行初期面临的难题;最后,应根据我国已有政策法律,比较并借鉴国际通行规则与国际上存在的新颖制度,针对主要难题一一提出法治完善建议。     

从“以市场换技术”到“以制度促创新”——中美BIT框架下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新选择

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开展实质性谈判。虽然中美双边投资协议旨在保护外国投资者权益,但它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国家创新制度环境建设。我国政府应以中美双边投资协议为契机,加强创新制度环境建设,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审批手续,利用市场机制培育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我国政府还应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来防范高标准双边投资协议可能带来的风险。     

我国自贸区负面清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2013年上海自贸区"备案制+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促使了我国制定第一张负面清单,在时代的不断发展进步的背景下,我们不断的对负面清单制度进行不断改进和变革,但是当前我国的负面清单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导致中国的自贸区的运行出现问题,影响国家贸易的整体发展。我国应以法治思维为导向保证负面清单制度的透明度原则,进一步简化审查程序,完善事后监督制度并建设配套的行政措施,促进负面清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一个国家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限制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该清单列明了外企不能投资或者限制投资的领域和产业,清单之外的领域,则遵循内外资一致原则。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视角下社会治理研究

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世界许多地区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伴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也在社会治理中不断使用和发展。在社会进入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时期,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出现,能给国家发展转型和社会治理创新带来新的视角和思路。合理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应用,对社会矛盾解决、政府职能转变和防止腐败机制建设等具有重要义。文章就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展开分析,以期对政府治理创新进行探索和研究。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分析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规则,是以TIPP和TPP这两大贸易体系为依托进行投资协定,已经成为国际规则制定和贸易谈判的新趋势.在世界贸易格局快速重构的背景下,上海自贸区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可以快速与国际接轨,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当前负面清单推出了3个版本,限制重点越来越清晰,内容更为简化,这些为今后版本的更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就对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进行分析和探讨.     

“负面清单”管理在我国的缘起、应用价值与推广路径

从上海自贸区开始试点到全国多地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在我国正呈现"由点及面"式推广应用的态势。作为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顺应全面深化改革浪潮和回应现代市场体系构建需要的重大改革举措,"负面清单"管理无疑具有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保障企业投资公平自由和促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等应用价值。但若要真正促进这些价值的发挥,全国各地在推广应用"负面清单"管理时还应遵循破除"负面清单"管理实施壁垒、提升"负面清单"制定质量、完善配套制度设计、加强市场准入后监管、构建风险防御体系等路径。     

自贸区“改革红利”在制度创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理论界将其视为与建立深圳特区、加入WTO同等级别的重大改革举措。自贸区在贸易、金融、投资、航运、港口、关税、负面清单、离岸市场等领域进行改革,将推动现代服务业高速发展。有力地推进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航运、贸易四大中心的建设。但其战略意义不仅于此,自贸区建设的核心是推进制度创新,包括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等,形成一整套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充分衔接的制度框架,着眼的是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体现了国家要借推动国内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的战略考量。     

上海自贸区力搅改革深水区——访上海自贸区研究院秘书长、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贸系副主任陈波

自2013年9月29日挂牌成立以来,上海自贸区一路承载着期望、质疑,取得了成绩,却也在制度红利地释放上被人评价为“不太给力”,同时出台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以下简称负面清单）实施过程中效力也大打折扣。那么自贸区的制度创新“本意”如何？     

中国外资准入壁垒的政策效应研究——兼议上海自由贸易区改革的政策红利

中国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行政审批制度对外资企业的FDI作出了严格规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上述外资准入壁垒制度,并且随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诞生,相关的体制改革已然开始。那么,具有国情特色的外资准入壁垒政策的主要效应是什么,而新一轮体制改革又可能获得什么成效?本文基于新贸易理论构建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进行理论研究。结果表明:(1)设置一定程度的外资准入壁垒,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理性选择。(2)放松外资准入壁垒,建立并推广自由贸易区,可能会带来"(企业向消费者的)转移支付"、"扩大内需"、"价格平抑"以及"国产化"等积极的政策效应。(3)上海自由贸易区以"负面清单"模式保留少部分产业的准入规制措施,这种渐进改革具有较强的合理性。改革外资准入壁垒制度,应该可以带来积极的政策红利。     

高标准国际投资规则能否推动品牌国际化——基于投资协定异质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海外商标注册数据和联合国贸发组织的双边投资协定条款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包含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规则的投资协定对跨境商标注册的影响。研究证明负面清单对于品牌国际化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准入前最惠国待遇都对品牌国际化没有显著影响,基于贸易协定规则扩散的工具变量检验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这一发现印证了异质性企业理论下,高水平企业以市场开放作为核心决策,而较少受到投资成本影响的相关假说,为丰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准确预判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综合影响,完善相关外资招商政策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