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此背景下,企业如何正确实行激励制度,使高管和员工高效率地参与到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有待探究。本文利用2012—2021年我国上市企业数据,基于高管和员工薪酬差距,即内部薪酬差距,探究了其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扩大薪酬差距能够提高企业双元创新能力,即渐进式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支持了“锦标赛”理论,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积极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内部薪酬差距扩大通过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产生正向作用,对改善企业薪酬设计以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新能力和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两条路径实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非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和非沿海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     

消费中心城市与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协同发展 — —基于流通一体化的中介效应分析

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是进一步优化消费市场环境和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3-2020年我国70个大中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消费中心城市对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消费中心城市能够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协同发展.消费中心城市能够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区域城乡商贸流通体系一体化发展,构建更具互动价...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吗?

数字化转型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能否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以企业环境绩效为研究视角，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探讨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效应。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企业环境监督和优化企业环境沟通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当环境规制强度较高、金融生态环境较好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理，拓宽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环境绩效的研究视角，对于政府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以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数字经济带来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效应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动力。鉴于数字经济影响的广泛性,为分析其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基于2010—2019年我国30个省份（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先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进行基准随机效应回归,并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进行检验,再进行分位数回归,进而以产业结构升级、电子商务、城镇化为中介变量进行基于拔靴（Bootstrap）法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负相关关系,且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东部地区。当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小时,数字经济会抑制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且抑制作用逐渐增强;当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大时,数字经济所发挥的作用由抑制转为促进。数字经济不仅直接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而且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电子商务、城镇化间接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因此,应支持农村地区数字产业发展与产业数字化发展;注重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好电子商务平台;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逐步实现农村现代化。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对改善信息环境、提高信息质量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环境不确定性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净利润价值相关性的正向影响,提高了对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对加快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以及对投资者根据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所处外部环境正确理解会计信息,都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消费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基于CFPS数据讨论了数字经济和消费升级二者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利于家庭消费升级；中西部地区、城镇地区和低收入家庭，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推动作用更大；数字经济可通过增收效应和创新效应推动消费升级；在数字经济推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居民受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可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最后针对研究结论，从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政府数字化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海外投资：事实考察与机理分析

区别于以往研究多从传统视角考察对外直接投资驱动因素，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形态，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新视角探讨对外直接投资驱动力，并基于上市企业2000—2020年数字化转型强度和OFDI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促进了OFDI增长，提升企业生产率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企业OFDI的两个重要途径。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及弱政企关系的企业受益更大，位于金融科技环境和市场环境较弱地区的企业受益也更明显。这一系列结论说明数字化转型不仅弥补企业在OFDI中的部分劣势，还助力企业突破地区发展环境的限制。本文为探寻企业海外投资新契机给予新的思路，并为理解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提供相关证据。     

电商经济下消费规模对流通企业品牌建设影响探讨

本文尝试对电商经济下消费规模相对于流通企业品牌建设的影响问题进行分析,对流通企业品牌建设受消费规模的影响进行论述,证实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1）在消费规模扩大过程中,流通企业的品牌创新行为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抑制,导致品牌建设投入力度受到影响。同时,消费规模持续扩大过程中,对于流通企业而言会产生更多的个性化诉求,导致品牌建设投入增加。（2）货币政策以及产业创新能够对消费规模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参与到流通企业品牌建设活动中。（3）产业创新能力增加意味着消费规模对流通企业品牌建设产生的正向影响力强。与此同时,在流通企业创新能力水平偏低的情况下,其相对于市场消费者的吸引力不足,导致消费规模难以发展至有效状态,最终造成企业品牌建设受到抑制与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尝试对电商经济下促进流通企业发展的关键途径进行分析,指出包括积极推动电商经济促进流通企业品牌建设政策制度、积极推动流通企业品牌建设与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协同融合机制、积极推动流通企业信息化数字化转型、积极推动流通企业管理、技术,以及经营模式创新、积极推动电商经济与流通企业产业一体化建设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与方法,旨在...     

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兼论股权激励和客户需求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如何助力企业顺利开展数字化转型成为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文章基于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股权激励和客户需求不确定性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团队任期、性别、教育水平异质性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年龄和职能背景异质性反之；在成熟期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小以及内外部高管薪酬差距小的企业中，上述作用更加明显。研究从高管团队异质性视角出发，预期能为企业高管团队人员配置提供建议，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新消费与新消费城市：现状、特征和趋势——基于中国代表性城市新消费发展的调查研究

中央明确提出,要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新消费是指顺应消费品质体验升级趋势,以数字技术和新媒介为支撑,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内容、消费场景及满足方式,注重消费者的互动反馈,精准匹配消费者物理需求与情绪价值的消费。文章基于中国代表性城市新消费发展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1）现阶段中国新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业态场景丰富多样,人群覆盖各年龄段“悦己”消费者,地域分布集中于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风险投资态度由青睐转向审慎。（2）在微观层面,新消费品牌具有市场细分度高、互动社交感强、数智化程度深、人才基础厚、先走“流量”再求“长红”等显著特征。（3）未来中国新消费发展将呈现更加注重消费者互动体验和价值共创、产品和服务内容回应民生刚需、数字建设和智慧管理持续深化、民族品牌国际化和商业友善化等典型趋势。（4）新消费城市具有创新创意人才集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完善、支持引导政策有力、文化开放包容或独具特色等多重共性特征。新时代促进新消费发展,需着力完善新消费产业生态体系。文章为理解中国新消费提供了基本发展事实和特征趋势研判,为新消费品牌企业和城市新消费发展以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重...     

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吗?

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谋求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在拓宽企业资源获取渠道和提高企业信息使用程度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对企业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Python技术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小型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两条渠道带动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研究,对国家数字化政策的落实和企业风险决策的实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智慧城市建设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作用机制与经验证据

运用2011—2018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维度探究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从技术、制度和人三个方面分析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且这种作用存在结构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城市等级异质性；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中的数字化程度提升作用最大，使用深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小；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基础设施效应和创新环境效应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人才集聚效应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基于此，从重视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加强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等角度提出了提高智慧城市建设质量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员工工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立足数字经济背景探讨如何通过保护劳动所得促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员工工资。在此基础上，本文检验了背后的作用机制，发现经济租金分享和就业结构调整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员工工资关系中发挥了正向的传递作用，存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租金增加和高技能劳动者占比提升→员工工资提高的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工资的提升作用分别在高数字化行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高市场集中度行业、大企业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积极把握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机遇，持续发挥数字经济对工资合理增长和就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以及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提供了一定启示。     

扩大国内需求与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振兴中国居民消费,需要从供给和需求双侧发力,实现改革与政策协同推进,促进全体居民消费和农民等低收入重点群体消费并重,坚持短期振兴消费与长期促进消费相结合。推动消费复苏与升级,要着力稳定收入预期,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改善消费条件;拓展消费业态,创新消费场景;鼓励新型消费,增强消费活力;完善农村消费环境,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供给和需求平衡,需要实现由投资导向型发展思路向收入和消费导向型发展思路的转变,一个具体的制度性关键是引导税制设计实现从生产导向到消费导向的转型,通过消费者“用脚投票”效应去评价企业,真正提高投资效率和企业竞争力,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协调均衡发展。数字消费是数字技术与消费行为的耦合,涵盖以数字商品和数字化商品为主的消费对象,反映了数字经济时代消费发展的新特征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促进数字消费发展,要着力下沉拓展市场,发挥数字消费对生产的引领作用,加强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推进数字消费制度建设。我国农村家庭消费具有消费差距小于收入和资产差距、低收...     

隔代照料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的影响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老年家庭消费逐渐成为影响内需扩大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在微观层面实证考察了隔代照料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的传导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照料孙子女有利于促进中老年家庭总体消费水平和享用型消费支出占比的提高，降低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特别是医疗支出占比。消费水平越高，隔代照料对消费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越小。机制分析发现，隔代照料通过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支持、家庭社会互动水平以及互联网使用等影响中老年家庭消费。对子女的赡养期望会削弱隔代照料对中老年家庭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文章从消费视角探讨了隔代照料的经济意义，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隔代照料行为和中老年家庭的消费行为，为发挥中老年群体在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国脉电子政务网的经验证据

文章研究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OFDI的影响,并探讨了这种影响的真实性、具体表现和经济后果。文章利用国脉网提供的电子政务数据衡量政府的数字化水平,并使用该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OFDI。作用渠道检验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通过优化营商环境、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能力、改善政企关系影响企业OFDI。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存在企业、行业和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真实促进企业OFDI,提高OFDI深度;经济后果分析发现,数字政府建设促进企业OFDI能够提高企业的利润和生产率,提高企业所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能力。文章为真实促进企业OFDI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如何实现高质量“走出去”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环境特征、薪酬差距与创新能力研究——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

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一个"主战场",创新离不开高管主导与推动,与员工支持也密切相关。那么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有什么影响,现以2012-2020年A股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创新能力影响,其中创新能力分为创新投入、创新质量与创新数量三个维度。实证检验发现,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会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符合锦标赛理论预期;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产权性质、环境不确定性与产品市场竞争均会削弱薪酬差距与创新能力的相关关系。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呈负相关关系,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增加会降低平均消费倾向,中、低收入组群体的收入占比增加会提高平均消费倾向,其中,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变化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程度最大.     

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破解“生产率悖论”之谜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