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研究家庭老年照料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协同应对释放国民消费潜力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FPS2010、2016和2018年的家庭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加入交互项方法检验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家庭老年照料会显著增加家庭消费总量，同时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但在高强度照料家庭中，促进作用会受到明显抑制，且不再有助于消费升级。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PSM倾向得分匹配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可靠。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照料会通过向下的代际转移对消费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从而改善家庭消费结构；而家庭老年照料导致的“收入惩罚”效应和健康风险提高则会对家庭消费产生明显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该影响存在显著的收入、城乡和区域差异，对低收入、农村与西部地区家庭有着显著影响。巩固家庭老年照料的基础地位、围绕家庭照料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有利于释放家庭消费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高强度照料、低收入、农村与西部地区家庭应是政策的首要关注对象。     

农户家庭社会性别对消费结构影响的研究——以陕西省周至县为例

本文使用陕西省周至县关于农户社会性别对消费结构影响的调查数据,以农户家庭的夫妻受教育程度、决策权、现金支配权,收入贡献四个指标作为家庭社会性别特征,分析了不同社会性别的农户家庭消费结构的差异性,并试图揭示该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因果关系路径,从而有助于农村针对性别差异制定多样化的消费引导策略和改进措施。结果发现：具有倾向于性别平等或家庭中女性地位居高的特征的家庭在教育等方面投资支出较多,且家庭总体的消费水平较高。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

在消费成为扩大内需重要动力的经济环境、农村家庭具有巨大消费潜力的现实背景下,研究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因素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处理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能有效促进农村家庭释放消费潜力,且能推动农村家庭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的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收入、失业、医疗、健康等方面的未来预期风险和自然灾害、人为灾害、重大疾病、经济恶化等方面的事故经历,均表明不确定性风险会弱化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消费的正向影响。（3）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农就业能够缩小农村家庭消费、收入、社会网络、技能阶层的消费差距。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农村劳动力有序非农就业,充分释放农村家庭消费潜力,进而实现农村家庭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农民收入水平对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调查资料,利用层次分析法实证分析了农民收入水平对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得出结论:农户的收入水平对农村家庭生活用能源种类的选择影响较大,因此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家庭能源消费的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人均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农户,户用沼气的权系数最大,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的农户,液化气的权系数最大;农户的收入越高,对能源的舒适性、便利性、卫生特性的要求越高,农户的收入越低,对能源的经济性则考虑得越多;使用无成本、又便利的户用沼气非常适合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推广。     

儿子、房子与票子:独生子女性别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随着性别比逐渐失衡、房价不断高涨，久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中国家庭父母不得不通过压缩家庭消费来为子女未来婚嫁做准备。文章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独生子女性别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生子家庭的消费支出显著少于独生女家庭，在进行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和分位数回归法的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问题处理后基准回归结论依旧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城镇独生子家庭迫于更大的婚姻市场压力会比农村独生子家庭更多地压缩家庭消费；三线城市独生子家庭出于对子女未来发展的考虑以及受高房价、低生活成本的影响会比一二线城市家庭更多地挤出消费支出；性别比失衡越严重、婚姻市场竞争越激烈的地区，独生子家庭挤出的消费越多。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子女性别会对家庭住房购置的数量产生影响，随着地区婚姻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独生子家庭相较于独生女家庭倾向于购买更多的住房；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住房数量是子女性别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机制，独生子家庭会随着住房数量的增加挤出家庭消费支出。对此，文章建议缓解性别比失衡问题、坚持“房住不炒”政策、通过影视文娱等媒介输出正确婚嫁观，为缓解我国居民消费...     

制造业中心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

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通过进城打工获得工资性收入，从而形成对各类消费品的需求。与市场距离更近的劳动者有更高概率参与到非农就业中，从而获得更高工资。因此，探讨制造业中心距离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辐射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HIP1988—2018年微观入户数据考察制造业中心距离对农村家庭人均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发现，在控制农村家庭非农就业、家庭收入与资产等变量后，农村家庭与制造业中心的距离增加将抑制农村家庭消费，特别是对食品消费、居住消费和家庭设备消费一直保持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与上海或当地省会距离越远的农村家庭，其食品消费占比（恩格尔系数）越高；与上海、广东或当地省会距离越远的农村家庭，其居住消费占比越低。但农村家庭与上海或广东的距离对家庭设备消费占比的影响经历了由负转正的变化。     

数字信息化建设能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信息化建设对农户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数字信息化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消费水平;（2）数字信息化建设对户主为中年、男性的农村家庭消费支出促进效果更大;（3）从消费结构来看,农村数字信息化建设对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这类发展性或享受型消费促进作用更大。     

劳动力流动、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相对贫困

基于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战略背景，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微观数据，构建Logit模型，考察劳动力流动、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户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城镇劳动力流动会提升城镇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农村劳动力流动会缓解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城镇劳动力流动会加剧城镇地区收入差距；在收入差距相对合理与收入差距较大时，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户相对贫困分别起到“加剧”与“缓解”的作用，而城镇劳动力流动在不同收入差距状况下均会“加剧”居民相对贫困状况；收入差距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居民相对贫困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其缩小会达到减贫效果。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变趋势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差距明显,呈逐年扩大趋势,不同收入农户、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差距较大。     

统计中恩格尔系数反映的社会问题

统计学中有一个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律而得出的比例数，它在我国的统计工作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经常被用于判定社会是否达到小康的标准之一。通俗地说：“就是你所吃的饭在你的消费中占的比例”。它来源于十九世纪中期，由德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恩格尔对不同收入的家庭的消费结构情况进行调查后，分析研究了收入增加对消费需求支出构成的影响，提出带有规律性的原理，由此被命名为恩格尔定律。其主要内容是指一个家庭或个人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生存性食物的支出在家庭或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随着家庭或个人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或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对一个国家而言，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比例就越大。     

共同富裕背景下灾难性卫生支出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防止农村贫富两极分化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灾难性卫生支出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灾难性卫生支出显著扩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不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异质性方面,分不同性质收入看,灾难性卫生支出显著扩大农户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且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影响更大;分不同类型农户看,灾难性卫生支出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农户、非外出务工农户、农业型农户收入不平等影响更大。机制检验表明,灾难性卫生支出通过减少劳动供给、降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途径扩大农户收入不平等。鉴于此,文章提出灾难性卫生支出扩大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应对策略,为防止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农村消费实证研究

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和EVIEWS软件对中国农村消费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先检验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验证了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后利用ELES对农村的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基于CHFS2019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并探究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影响的异质性，最后通过中介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有互联网金融的家庭恩格尔系数较低，消费结构相对更倾向于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高金融素养家庭、有信贷需求家庭、无金融理财产品持有家庭中更为显著；家庭风险态度在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农村消费实证研究

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和EVIEWS软件对中国农村消费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先检验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验证了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后利用ELES对农村的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空巢对老年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老年人口是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老年人口消费潜力,优化消费结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6和2018年CFPS数据,综合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机制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探讨空巢与老年家庭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空巢会降低老年家庭总消费支出,不利于消费结构优化,经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然可信;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年家庭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本文认为,应该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银发产业和缩小消费不平等方面着手,来推动老年家庭消费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移动支付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随着移动支付向消费市场的不断渗透,移动支付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本文基于江苏省南京市的家庭调查数据,通过实证研究与分析,探索移动支付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移动支付有助于释放我国居民消费潜力,以及驱动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型升级;进一步分析发现,移动支付对我国城乡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城镇家庭消费结构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农村家庭。     

我国农户消费理性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偏自相关函数（PACF）、DF检验、工具变量法（IV）等分析方法，对农户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农户消费在统计上是符合随机游走假说的，但实际上有0．223的偏差．1阶滞后以后的农户消费对当期消费仍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在农户消费的增加额中．有47．6％来自农户当期收入的增加，有52．4％来自农户持久收入的增加。因此，虽然理性都是有限的，但与西方典型消费者相比，我国农户呈现出了更多“有限理性”的特点。针对我国农户消费行为，为了开拓农村市场，应该提高农民素质、完善农村市场、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房价上涨会影响居民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吗?

构建模型阐释房价变动对主观地位评价的影响,并基于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有序Probit模型分析房价上涨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高房价会导致居民主观地位评价下降,且对于男性、农户和城镇居民的影响更强;婚姻匹配和相对消费都是房价影响主观地位评价的重要渠道.     

青年群体债务与消费相对剥夺

青年群体是我国消费的主力军,降低其消费相对剥夺是释放消费潜力和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必然要求。本文利用2017—2019年CHFS的平衡面板数据,探讨青年债务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青年债务对消费相对剥夺有显著的缓解作用,促进了青年消费升级;而青年过度负债则会加剧消费相对剥夺。从债务来源来看,正规信贷更能缓解青年消费相对剥夺;从债务结构来看,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属性的教育负债缓解作用最大。机制分析发现,青年通过债务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缓解流动性约束和促进社会互动,缓解了消费相对剥夺;从债务需求和供给两端来看,青年债务对消费相对剥夺的缓解作用在“相对困难”的月光族、低就业质量、高年龄段和农村等青年群体,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达地区更大。因此,应营造有利于青年合理消费的舆论环境,科学开发符合青年发展特点和需求的信贷产品,防范青年过度负债风险,引导青年合理消费。     

居住支出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北京市租赁住房家庭相关消费数据的分析

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环节。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需求从“有居”转向“宜居”，居住支出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日益增长。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流动人口规模显著增长，住房租赁是解决新市民和年轻人居住问题的重要渠道，租金等居住支出成为影响其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基于CFPS数据库，获取北京市租房家庭相关数据，分析租房家庭居住支出对其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以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展开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居住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产生“挤出效应”，且租户由于收入、年龄、家庭规模的异质性，在居住支出结构以及对家庭消费影响方面产生差异，并据此提出政策供给层面的对策建议。基于此，应加快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和长租房建设，精准实施住房保障策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发展住房租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