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为切入点,选取2008—2015年沪深证券市场中的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样本,研究目标是针对在沪深证券市场上市的所有符合要求的企业,建立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指引》的颁布通过信贷约束渠道给重污染类型企业的经营绩效带来了负面效应。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融资的影响效果研究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势在必行。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从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中筛选出30家环保企业和30家污染企业作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和三重差分模型（DDD）,对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融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没有显著提升环保企业的贷款金额,但能显著降低其融资成本。绿色信贷政策对非国有环保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对中、西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效果优于东部地区。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主体参与动力;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构建沟通共享平台;建立效果评估制度,推进政策探索实践等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企业新增银行借款与环保效应

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共同推出了绿色信贷政策,这是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举措。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该政策对"两高"企业银行借款的影响以及推动环境保护的社会效应。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两高"企业的新增银行借款明显减少,受政策冲击大的城市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均显著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两高"企业中,污染程度严重的企业受政策影响更为明显;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受政策影响更为明显;比较中西部地区企业,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受政策影响更为明显;较之经济发展压力大的地区企业,位于发展压力小的地区企业受政策影响更为明显;在绿色信贷政策发布日附近,市场投资者对"两高"企业作出了明显的负向反应。     

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两高”行业发展了吗？——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政策研究对象,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两高”行业企业融资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两高”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两高”企业的债务融资,尤其是中长期债务融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发挥激励约束作用,有效促进了“两高”企业创新,使得创新成果显著增加;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不同“两高”企业间存在差异,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评级较低企业形成更强的融资约束,对非国有企业、评级较高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促进作用。     

绿色信贷政策能促进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吗

绿色信贷是助力污染企业绿色转型、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实践探索。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7年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挤出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并且挤出效应在小规模的民营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当重污染企业的环境责任表现良好或享有政府环保补助时,绿色信贷政策能激励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减少长期贷款和企业研发支出的途径抑制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以上研究结论对于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的资金配置作用、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货币信贷政策的差异性与信贷资源优化配置:龙岩实证

本文以龙岩市为研究对象,对该市“十五”期间以来的信贷资源配置进行总量、结构、增长速度方面的比较分析,认真思考国家宏观货币政策与区域信贷政策两者之间对信贷资源非均衡配置的影响,提出应当实施和谐的货币信贷政策,推动信贷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绿色金融、资金配置与城市绿色创新

绿色金融对优化信贷资金配置,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具有重要指引作用。本文采用2012—2019年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实证研究框架,分析绿色金融能否助力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可以通过优化信贷资金配置助力清洁和非重污染行业绿色创新发展,从而能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作用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对东部、中部和环保监管程度大的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推动作用更大。进一步拓展发现,绿色金融能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即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减少了污染排放。本文的启示在于：第一,应持续强化落实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扩大试点范围;第二,建立支持绿色信贷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信贷制度;第三,加强区域创新联动,推动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第四,加强环境监管并建立绿色创新扶持政策,助推行业高效协同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应研究

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政策对“两高”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两高”企业主要污染物SO₂排放量显著下降;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程度的上升与绿色创新技术的提高是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两高”企业SO₂排放量的主要途径。此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会促进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果。     

绿色信贷政策提升了中国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北大核心

大力推进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重要的助推器。本文以原银监会颁布《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8年39个工业行业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中国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技术进步率,但显著提高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效率,最终显著提高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的中国经济实践证据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效果研究,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论文以2012年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异质性检验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全要素生产率、国有、大规模、资本密集型、高固定资产占比和西部地区企业的投融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改进的绿色信贷政策效果更好,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负面影响更小。论文为绿色信贷政策的改进提供了新的视角。     

能源结构有序调整与绿色信贷政策调控

发展低碳产业有助于促进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但调控政策力度不够或“用力过猛”都难以达到好的效果。本文建立包含高碳企业和低碳企业的E-DSGE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低碳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差异化能源结构的背景下,针对不同调控力度的绿色信贷政策进行福利分析,讨论政策的最优度,推动能源结构有序调整。结果显示：在长期中,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是利国利民的必然选择,绿色信贷政策可以促进低碳产业发展,但短期内如果超过政策的最优度,可能导致总产出下降,降低居民消费和就业率。建议继续通过绿色信贷政策引导降低煤电占比、鼓励低碳产业发展;关注调控政策的最优度,充分发挥绿色信贷政策的引导作用,防止短期内出现经济失衡。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治理

绿色金融是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作为我国重要的绿色金融工具,绿色信贷如何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我国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政策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重污染企业改善环境绩效,且这种效应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这种正向影响是通过促进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实现的,并非是缩减生产规模的结果。进一步对绿色信贷政策改善环境绩效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良好的环境绩效对企业提升经济绩效具有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企业合理选择环境战略提供了参考,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兼论“碳泡沫”是否存在

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分析了信贷市场是否存在“碳泡沫”。结果表明,在绿色信贷政策出台前,银行未充分考虑高污染企业可能面临的资产风险,未对其进行显著的歧视性定价,导致信贷定价存在“碳泡沫”;绿色信贷政策出台后,银行向高污染企业增加贷款利差,具有显著的融资惩罚效应;绿色信贷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不同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     

资质认定型产业政策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以高企资质认定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讨论了高企资质认定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动态效果与微观机理。结果发现:产业政策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并且随着企业认定时间的延长,抑制作用效果也不断增强;高企资质认定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企业的个体特征与政策环境;高企资质认定政策实施仅仅弱化了企业预防储备动机,对企业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约束作用不显著。研究还发现,资质认定型产业政策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贴以及信贷支持三种机制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绿色信贷政策、地区绿色发展差异与企业创新绩效

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规制在金融信贷资源配置层面的具体应用。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更显著。上述研究表明绿色信贷具有创新溢出效应,有效落实绿色信贷政策、提高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45家商业银行2007—2020年的数据,通过DEA模型测度了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并通过PSM-DID方法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即在实施初期,由于成本效应的存在,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是负向的且逐年加深,但在2016年开始转变,随着政策实施的逐步深入,负向影响逐渐减弱并转变为正向影响,风险管理机制、声誉机制、交叉销售机制的影响作用逐渐凸显,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最终对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产生了正向影响。因此,从长期来看,实施绿色信贷政策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在此基础上,从行业自律机制、信息披露与信息共享机制、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创新绿色信贷产品等角度为绿色信贷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20年沪深两市主板工业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据,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质”和“量”都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均存在促进作用,相较于重污染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该政策的实施更有助于促进非重污染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与效果: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对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与效果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评述,发现学者主要从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治理、商业银行经营、企业债务融资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和优化作用;对于环境污染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对环境的改善作用地区差异显著;对于商业银行经营同时产生正面和负面效应,需要政府进行积极的政策引导;对于企业的债务融资和经营产生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且具有异质性.     

以土地流转信托推动资源再配置

以土地流转信托推动土地资源合理再配置,可以促进土地的集约化和现代化经营,捉民能够直接获得土地信托的收益,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也会相应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