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信贷状况研究：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发布的调查数据,分别构建非参数次序probit模型和Heckman模型检验了影响城乡家庭信贷约束状况和贷款可得性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家庭资产规模增加等都能缓解家庭的信贷约束,户主的党员身份、大学以上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资产规模等能提高家庭的贷款可得性,户主年龄、风险偏好等变量对家庭信贷规模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而尽管城市家庭和东部地区家庭获得的贷款支持更多,但是城市家庭和东部地区家庭还是面临着更大信贷约束。     

认知能力、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研究

以中老年人群为研究对象,运用CHARLS数据,构建金融资产选择因素模型,重点研究计算能力和记忆力度量的认知能力与社会互动水平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风险金融资产的高信息密度,基础数学计算能力对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并不显著,但记忆力无论在全样本还是区分人群样本中均显著促进了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与内在的认知能力相比,外在的社会互动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特别是老年家庭的风险资产持有.该结论对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加强养老保障体制中“社区养老文化”建设、普及金融素养教育以及金融机构养老理财产品的设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居民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家庭金融资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居民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已经成为当今家庭金融资产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合理的家庭金融投资行为,可以实现资产保值、有效促进资产增值。文章对投资风险偏好进行了概述,同时对中国居民投资风险现状做了简单的阐述,针对年龄、受高等教育程度、金融机构的影响、家族投资者和资产管理者的人格因素、国家经济政策、上市公司和媒体的影响、生命周期理论、房地产等因素作了简单的解释,并在文章最后为促进中国居民投资量化提出了一些措施。     

养老基金投资中的生命周期资产配置研究

生命周期投资(life-cycleinvestment)理论认为,个人财富包括金融财富和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相对固定的,可以看成低风险投资,为此,个人在金融资产配置中可以提高风险资产配置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加,人力资本减少,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将随之降低。在养老基金的投资中,个人同样应在年轻时提高风险资产的配置,以平滑一生的风险。     

养老基金投资中的生命周期资产配置研究

生命周期投资(life-cycleinvestment)理论认为,个人财富包括金融财富和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相对固定的,可以看成低风险投资,为此,个人在金融资产配置中可以提高风险资产配置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加,人力资本减少,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将随之降低。在养老基金的投资中,个人同样应在年轻时提高风险资产的配置,以平滑一生的风险。     

数字金融背景下子女结构对安徽省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9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安徽省居民家庭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在数字金融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子女结构的变化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率,而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移动支付的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影响,改善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情况。进一步分析发现,移动支付和子女结构分别通过影响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消费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除此之外,家庭风险资产的选择还受到户主自身金融素养的影响。本文研究为优化家庭资产配置、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提供思路。     

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与居民幸福感——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分析

追求幸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家庭资产的配置对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基础上,分析家庭金融资产和家庭非金融资产对家庭成员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家庭金融资产和家庭非金融资产均可以显著提升家庭成员幸福感,且家庭非金融资产更有助于提升家庭成员的幸福感;非户主的家庭成员会因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获得幸福感;家庭金融资产和家庭非金融资产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提升家庭成员的幸福感。基于此,推动家庭优化资产配置、加大创业就业扶持力度、优化社会保障体系。     

金融知识、投资能力对我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配置的影响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数据调查(CHFS) 2015年的数据,研究金融知识、投资能力对我国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及资产配置情况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家庭成员掌握的金融知识的增长,家庭对参与金融市场会有更积极的姿态,并在资产配置过程中更多地倾向于风险资产的配置。在家庭逐步参与金融市场的过程中,随着投资能力的增强,家庭会更多地选择持有风险资产,并且在股票市场上盈利的可能性也会提高。     

婚姻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经验证据

当市场上风险资产的损益引起财富的变化时,会影响家庭内部消费、投资和储蓄的结构,进而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变动。因此家庭风险资产选择是家庭资产配置的重要研究方面。更重要的是,传统上的家庭由分享经济资源,共同决策和计划,包括如何运用这些资源。结合中国实际及其他属性变量,重点研究婚姻对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对了解家庭投资决策者,进而协助投资市场的日益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儒家文化与家庭风险资产投资

儒家文化内生于降低家庭内部交易成本和提高家庭内部治理效率的需要,其家庭主义观念及伦理秩序可能不仅影响了人际信任的半径,而且有助于强化家庭组织的风险分担功能。因此,儒家文化可能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使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儒家文化,并采用流行病学方法回归发现,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家庭投资风险资产的概率。对影响机制的检验发现,强化了家庭组织的风险分担功能可能是儒家文化促进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行为的最主要机制,但并未发现有儒家文化显著影响一般信任的经验证据。这一研究发现增进了对儒家文化与家庭金融之间关系的理论和经验认知,意味着弘扬传统文化对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和现代经济体系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风险态度、金融教育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文章基于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风险态度、金融教育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风险态度显著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分散化程度,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组合分散化程度越低。风险态度对家庭正规金融市场参与有显著影响,风险厌恶程度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家庭在股票、基金、债券、储蓄性保险市场的参与概率,风险厌恶程度增加一单位,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可能性会降低10.5%。风险厌恶程度对股票、基金、债券、储蓄性保险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例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的金融教育投入对风险资产持有比重条件分布的影响上,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中间分位的要大于两端。文章相应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及金融管理部门需要普及金融教育知识,提高居民的金融风险认知水平,从而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改善居民金融福利。     

长期投资者的战略资产配置选择

投资者的战略资产配置选择的方式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所取得效益与风险都有所差异,投资者需要按照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来选择合适的方法,一般情况下,战略资产配置都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投资者注重的主要是长期的效益。本文主要通过对战略资产配置的选择的具体介绍,进而探讨了投资期限对资产配置的影响,希望对资产配置人员有所帮助。     

农业生产率如何影响农村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农业生产率与农村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生产率提高是推动农村家庭消费支出增长的重要动力;相比生存性消费支出,农业生产率对农村家庭享受性消费支出的影响更大。在影响机制上,农业生产率可以通过影响农村家庭收入进而影响家庭消费情况。人力资本积累在农业生产率影响家庭消费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调节作用,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率对农村家庭消费的正向影响。过去各年度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村家庭消费均存在正向影响,且越早期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越大。此外,相比户主从事非农生产家庭,农业生产率对户主从事农业生产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大;相比高消费水平农村家庭,农业生产率对低消费水平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上述结论表明,国家惠农政策向农业生产率提高和教育投资领域倾斜,对于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增长、推动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提高和消费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视阈下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服务融合发展的结果。传统的家庭理财对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度十分有限,且普遍存在着存款占比过高、资产结构不平衡、资产组合的风险分布极端化等问题。本文基于北京大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优化家庭投资便利性、促进金融信息获取提升资产组合有效性、改善风险厌恶态度增加风险承担能力提高资产组合多样性三大路径改善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进而从市场与家庭供需两端提出优化建议。     

我国农村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教育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自身获取未来收入的能力和实现个人乃至家庭对社会期望或认可的需求,目前在我国,农村教育投资总量较低,这主要是受收入水平、投资风险、投资收益等因素的影响.教育是农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途径,而人力资本水平是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此应该采取措施积极鼓励农民进行教育投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

伴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微观个体的资产配置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从家庭角度出发,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但同时也提高了家庭现有金融资产的风险和收益.当不确定性增加时,老年群体、低等教育群体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显著下降.     

住房对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机制

文章从理论方面探讨了住房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四点发现。 第一,住房净财富促进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表现为“财富效应”;住房财富比抑制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表现为“挤出效应”。 第二,“财富效应”通过提高资产配置的分散化程度以及对风险厌恶的容忍度,促进对风险资产的选择;“挤出效应”通过提高非流动性风险以及降低对风险的容忍度而降低对风险资产的选择。 第三,正规住房负债促进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非正规住房负债抑制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 第四,住房负债通过影响家庭财富水平进而作用于风险资产选择;正规住房负债提高了家庭财富水平,促进了其对风险资产选择;非正规住房负债降低了家庭财富水平,抑制了其对风险资产选择。     

我国高等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正>一、引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有益于经济增长是一个肯定的命题。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奥多·舒尔茨认为,高等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部分,政府应增加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因为人力资本投资像其他一切资本一样,可以获得回报——它可以增加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对     

农村地区早期养育干预对儿童早期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随机干预实验的证据

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者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培育是长期持续积累的过程,个体生命最初的1000天是大脑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对促进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基于2019年到2020年20个村332名婴幼儿及其家庭的两期数据,使用随机干预实验方法实证分析了早期养育干预对婴幼儿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并检验了养育干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养育干预对婴幼儿早期发展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养育干预通过改善照养人的养育行为、管教方式和相处方式等,增加了照养人与婴幼儿读绘本,唱儿歌和玩游戏等科学养育行为的次数,进而促进婴幼儿早期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发展。本研究希望通过提高大众对婴幼儿早期发展重要性的认知,改善照养人的养育行为和管教方式等,促进儿童的早期发展,从源头上促进人力资本发展。     

浅析人力资本投资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通过增加人的资源而影响未来收益的活动",可见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影响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介绍了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了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社会经济增长。查阅相关文献后分析总结出:通过对人力资本中的教育投资、在职培训投资、卫生保健投资和劳动力流动投资进而提高全民素质、专业技术能力、身体素质以及自由择业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劳动力在工作中的积极性与专注力,从而提高了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