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支出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北京市租赁住房家庭相关消费数据的分析

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环节。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需求从“有居”转向“宜居”，居住支出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日益增长。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流动人口规模显著增长，住房租赁是解决新市民和年轻人居住问题的重要渠道，租金等居住支出成为影响其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基于CFPS数据库，获取北京市租房家庭相关数据，分析租房家庭居住支出对其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以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展开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居住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产生“挤出效应”，且租户由于收入、年龄、家庭规模的异质性，在居住支出结构以及对家庭消费影响方面产生差异，并据此提出政策供给层面的对策建议。基于此，应加快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和长租房建设，精准实施住房保障策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发展住房租赁。     

我国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呈现新特征

李培育（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巡视员）：一是收入变化对需求的影响加剧。2009年，我国人均GDP接近37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接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低限水平。经济结构的变化将明显加快，消费结构也呈现出加速变动升级的特征。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消费正在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从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变。主要表现在，衣、食消费的比重下降，汽车进入大众消费，住房需求迅速增加，     

数字金融能力、收入多样化与家庭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是增强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多样性从而促进消费升级;但这种作用受家庭内部数字金融能力的影响,并且表现出群体性差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能力促进家庭消费升级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显著提升了家庭消费升级,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数字金融能力在提升家庭总消费水平的同时,也推动着家庭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机制研究发现,收入多样化是数字金融能力促进家庭消费升级的重要途经,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收入多样化水平越高其对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力对农村地区、低收入水平和中西部地区家庭的消费升级影响更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供给与居民消费

提升居民消费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途径。文章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提升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2）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信贷供给进而赋能居民消费增长。（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环境较好、经济增速较快、消费水平较高地区的消费提升效应更强。从金融供给端来看，信贷供给也是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影响居民消费过程中的重要传导路径，但基于数字化程度的研究结果表明尚存“数字鸿沟”问题；从消费需求端来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信贷供给主要促进了农村生存型消费及城镇生存型、发展型消费。     

儿子、房子与票子:独生子女性别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随着性别比逐渐失衡、房价不断高涨，久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中国家庭父母不得不通过压缩家庭消费来为子女未来婚嫁做准备。文章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独生子女性别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生子家庭的消费支出显著少于独生女家庭，在进行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和分位数回归法的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问题处理后基准回归结论依旧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城镇独生子家庭迫于更大的婚姻市场压力会比农村独生子家庭更多地压缩家庭消费；三线城市独生子家庭出于对子女未来发展的考虑以及受高房价、低生活成本的影响会比一二线城市家庭更多地挤出消费支出；性别比失衡越严重、婚姻市场竞争越激烈的地区，独生子家庭挤出的消费越多。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子女性别会对家庭住房购置的数量产生影响，随着地区婚姻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独生子家庭相较于独生女家庭倾向于购买更多的住房；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住房数量是子女性别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机制，独生子家庭会随着住房数量的增加挤出家庭消费支出。对此，文章建议缓解性别比失衡问题、坚持“房住不炒”政策、通过影视文娱等媒介输出正确婚嫁观，为缓解我国居民消费...     

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安居乐业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理想,高房价却影响着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而住房公积金制度对缓解居民购房压力、提升住房满意度起到了较好的作用,那么缴纳住房公积金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和中介(遮掩)效应检验模型,研究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居民比没有缴纳的居民幸福感更高,缴纳住房公积金能使居民感觉“非常幸福”和“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1.57%和0.40%,感觉“一般”“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1.58%、0.30%和0.09%。第二,缴纳住房公积金对不同收入、不同风险偏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中高收入、低风险偏好居民的幸福效应更加明显。第三,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一部分是直接影响,一部分是通过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间接影响。为增强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幸福效应,本文最后从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完善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和监督机制等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中国“十二五”期间居民住房需求量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工业化、城市化双轮驱动，经济社会得到跨越式发展，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认为城市人口家庭户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市住房），房地产价格指数（住宅），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城市化率及市镇人口数是影响住房需求量的主要因素，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市镇平均每户人口数对住房需求量的影响一般，而房屋建筑面积竣工率和平均每人消费支出构成（住房）对住房需求量的影响非常小。     

城市制造业升级如何影响流动劳动力的住房租购选择？

制造业升级对流动劳动力就业和家庭消费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文章基于2013—2014年、2016—2017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制造业升级对流动劳动力住房租购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制造业升级降低了流动劳动力在流入地购买住房的概率，使得流动劳动力更倾向于在当地租赁住房；以试点城市制造业产业政策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发现该结果依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制造业升级使得低学历、常规性工作、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就业的流动劳动力更倾向于在流入地租赁住房。（3）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证实，制造业升级可以通过降低流动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提高城市住房价格涨幅使流动劳动力更倾向于在流入地租赁住房。文章建议地方政府应重视制造业升级对流动劳动力住房租购选择的影响，在持续推动制造业升级的同时满足流动劳动力的差异化住房需求。     

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研究家庭老年照料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协同应对释放国民消费潜力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FPS2010、2016和2018年的家庭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加入交互项方法检验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家庭老年照料会显著增加家庭消费总量，同时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但在高强度照料家庭中，促进作用会受到明显抑制，且不再有助于消费升级。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PSM倾向得分匹配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可靠。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照料会通过向下的代际转移对消费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从而改善家庭消费结构；而家庭老年照料导致的“收入惩罚”效应和健康风险提高则会对家庭消费产生明显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该影响存在显著的收入、城乡和区域差异，对低收入、农村与西部地区家庭有着显著影响。巩固家庭老年照料的基础地位、围绕家庭照料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有利于释放家庭消费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高强度照料、低收入、农村与西部地区家庭应是政策的首要关注对象。     

“双循环”下消费金融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思考

在当前形势下,对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如何将消费金融的功能发挥出来,对居民消费升级形成促进作用,是达成“双循环”发展目标的关键,在“双循环”背景下,消费金融应重视经济总量问题,致力于经济、结构优化等效应的提升,才能够真正实现国内居民消费升级。为此,本文基于“双循环”建设工作,对消费金融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了消费金融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实现居民消费升级的具体措施。以期为我国经济发展、人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出贡献,进一步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设。     

住房财富、家庭杠杆率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居民住房是家庭资产的重要形式,住房价格平稳对宏观经济健康发展与微观家庭福祉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采用2011、2013、2015、2017年共四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家庭杠杆率对住房财富效应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进一步发现：家庭杠杆率会影响住房的财富效应,较低家庭杠杆水平下住房财富效应较小,中等家庭杠杆率水平下住房财富效应明显放大,而过高的杠杆率会抑制住房财富效应。我国宏观政策在实现“房住不炒”这一目标的同时,也要防范和关注住房价格下跌对居民消费的消极影响。同时,由于家庭杠杆率对住房财富发挥效应具有影响,可以将家庭杠杆率作为政策调节工具,稳定住房需求和家庭消费。     

充分发挥天津住房公积金在中低收入家庭购房中的作用

住房公积金设计初衷是“高收入者不补贴，中低收入者较少补贴，最低收入者较多补贴”，目的在让普通职工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房、住得上房。但从现实情况看，住房公积金却陷入了“济富不济贫”的怪圈。目前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差额，拉大了职工购房能力的差距。本文针对天津公积金缴存及贷款现状，对充分发挥天津公积金在中低收入家庭购房中的作用做一探索。     

事故经历与家庭消费：“及时行乐”还是“数米而炊”？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事故经历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事故经历会使家庭消费不降反升，“及时行乐”效应为此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事故经历对家庭享受和发展型消费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但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则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事故经历提升了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提高了来自亲友的转移性收入，最终实现消费增加；但结果并未印证预防性储蓄理论的猜想。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事故经历对消费的促进效应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且这种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衰减；不同类型的事故经历对消费也具有差异化影响；对于数字化水平较高、户主较年轻的家庭而言，事故经历的“及时行乐”效应更强。研究为解释家庭消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能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维护家庭经济福利提供有益参考。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资产配置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2018年的调查数据,将家庭按生命周期分为初始、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对不同阶段家庭的资产配置和家庭消费进行了分析。受近年住房市场繁荣和传统财富观念的影响,各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资产结构中,住房资产占比都最高,现金和存款是家庭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形式。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家庭的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有显著的差异。居民家庭资产总量及资产总价值的变化对家庭消费都有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住房资产对在生命周期各阶段家庭均存在资产效应,未预期到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价格变动会促进居民消费,存在财富效应,但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住房资产多重属性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中国家庭住房自有率达90%,住房资产是中国家庭资产的主要形式,房价上涨,家庭财富增值,但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拉动作用非常小,只存在轻微的“资产效应”。住房资产有消费、投资、抵押等多重属性,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无房、一套房与多套房家庭之间具有显著异质性。无房家庭“为购房而储蓄”抑制了消费;一套房家庭住房表现为消费属性,变现可能性低,表现为未兑现的财富,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多套房家庭住房投资属性强,其对消费影响显著高于一套房家庭。房价上涨并不能刺激我国消费,而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是根本途径,在住房进入存量市场时代,应引导居民合理配置资产,稳定房地产市场,满足不同层次的家庭需要,推动金融市场创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创新能促进居民消费吗？

消费不足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那么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随着各地创新水平的提升该问题是否得到了缓解？为探究此问题，文章构建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创新对居民消费的可能影响与路径，并使用微观调查数据与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城市创新水平提高会促进居民消费增加。从不同的技能和区域看，创新只对低技能家庭、中西部地区的消费有显著影响。城市普惠金融的发展、收入差距的缩小在创新影响消费的过程中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这两个途径主要是对低技能劳动力群体有效；创新水平的提高虽能推动城市新产品研发工作的进展，却没有催生出能够切实刺激消费的新产品。两方面原因使得创新只促进了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消费与低水平的消费。     

数字支付推动居民家庭消费升级了吗？

数字经济浪潮下,数字支付的发展与普及推动了居民家庭消费方式的变革。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支付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支付会显著提高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在纠正选择性偏误和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即数字支付可以推动居民家庭消费升级;（2）数字支付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缓解信贷约束两个渠道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而金融素养水平会正向调节数字支付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3）数字支付对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和农村家庭中表现更为显著;（4）随着消费层次的提高,数字支付使用对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以上结论可为全面认识中国家庭消费行为提供新的视角,对于激发消费潜力、畅通经济双循环及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人口老龄化、债务杠杆与居民消费

人口老龄化与债务杠杆攀升是当前中国的两大经济现实。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及家庭负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利用2012、2014、2016、2018四期“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CFPS）和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居民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抑制中国居民消费,但是家庭负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年人口增加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对消费进行分类别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会促进家庭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但会抑制其他种类消费支出;而家庭负债均会缓解其对消费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家庭经济状况和户主受教育水平增加均会促进人口老龄化和负债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家庭负债对人口老龄化与消费关系的调节作用在东部地区家庭、户主年龄小于50岁的中年组家庭及家庭认知水平较高的家庭中作用更强,且住房贷款比非住房贷款的调节作用更强。文章为认识人口老龄化、家庭负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可以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江苏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因素——基于需求侧的实证分析

步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为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扩大内需。为此本文选取江苏省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以需求侧为切入角度，选取1980年至201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升级存在正效应，并在此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政府应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并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金融危机背景下扩大我国居民消费的财政政策研究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以投资和出口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的我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扩大消费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整理分析,得出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消费增长率偏低,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差距较大。我国居民消费现状形成的原因是消费能力不足,消费意愿较低。从财政政策的视角,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对住房、教育和医疗的消费性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