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支柱”政策、跨境资金流动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构建了包含宏观审慎政策和跨境资金流动的D-L-M模型,基于中国28家商业银行2009-2020年面板数据,研究“双支柱”政策、跨境资金流动和银行风险承担的互动效应。研究表明:跨境资金流动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有负向调节作用;存在“双支柱”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协调效应,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削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跨境资金规模增长和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强化该协调效应;跨境资金流动周期对“双支柱”政策的协调效应存在非对称影响,在跨境资金流动上行期,“双支柱”政策协调效应更佳。     

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下双支柱政策协调研究

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实现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环境中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协调,已成为我国宏观政策调控框架中的重点与关键.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9年的经济数据,运用Diebold和Yilmaz(2012)提出的溢出指数方法,实证研究了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环境下双支柱政策的协调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货币政策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溢出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总溢出指数、定向溢出指数和净溢出指数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并且两类政策的交互影响正不断强化;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形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交互影响中的主导地位由不同的溢出效应所体现;当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双支柱调控框架以货币政策为主,反之则是宏观审慎政策起主要作用.据此,本文认为,双支柱政策的协调应考虑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新环境,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理论机理,并运用季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不同结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证券投资资本流动则明显增加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三,跨境资本流入通过增加银行信贷规模、提高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而跨境资本流出则通过减少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这一间接效应抑制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也通过直接效应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直接效应高于间接效应,从而提升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跨境资本流动-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有效。     

“双支柱”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差异化影响和协调作用

为研究“双支柱”政策对不同风险水平银行的政策效果,本文基于我国59家商业银行2010—2020年的年度经营数据,以风险加权资产占比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度量指标,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不同风险水平下银行风险承担的差异化影响。结果显示:宽松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可显著降低中高风险水平的银行风险承担,但对低风险水平银行作用不明显;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高风险银行中存在政策协调性,且这种协调作用在地方性商业银行中更加显著。因此,我国应加强对低风险银行的关注,弥补政策漏洞,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     

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中“双支柱”的冲突与协调

“双支柱”调控框架中货币政策侧重稳定物价,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宏观审慎政策侧重逆周期调节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并不尽一致。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在一个经济周期里两种政策可能会产生冲突:复苏阶段产生I型冲突,即扩张的货币政策与扩流入的宏观审慎政策两者可能存在冲突;经济高涨阶段产生II型冲突,即紧缩的货币政策与控流入的宏观审慎政策两者可能存在冲突。运用我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近些年以来存在4次可能产生冲突的时机:2010年3季度至2012年2季度、2014年3季度、2015年1季度和2018年2季度。最后提出通过识别风险、加强政策目标设计与协调、降低协调成本三大措施,促进双支柱在跨境资本流动领域良好运行。     

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中“双支柱”的冲突与协调

双支柱调控框架中货币政策侧重稳定物价,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宏观审慎政策侧重逆周期调节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并不尽一致。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在一个经济周期里两种政策可能会产生冲突:复苏阶段产生I型冲突,即扩张的货币政策与扩流入的宏观审慎政策两者可能存在冲突;经济高涨阶段产生II型冲突,即紧缩的货币政策与控流入的宏观审慎政策两者可能存在冲突。运用我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近些年以来存在4次可能产生冲突的时机:2010年3季度至2012年2季度、2014年3季度、2015年1季度和2018年2季度。最后提出通过识别风险、加强政策目标设计与协调、降低协调成本三大措施,促进双支柱在跨境资本流动领域良好运行。     

“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及适用性北大核心

本文引入宏观审慎政策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跨境资本流动的DSGE模型,从脉冲响应和福利损失两个方面探究“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搭配的有效性及适用性。研究表明:第一,相比单独实施货币政策,我国实施“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搭配能更有效地调控跨境资本流动,缓解外生冲击对国内经济金融的影响。第二,不同外生冲击下,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调控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数量型工具适用于国内外利差大、外部冲击强度大的情形,而价格型工具适用于日常外部冲击较为温和的情形。第三,不同资本账户开放度下,“双支柱”调控框架下的调控效果均好于单独运用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且政策工具适用情形不变。据此,本文认为,在高质量开放进程中,我国应坚持“双支柱”调控框架,推进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创新;加强外部资本流动监测与预警,及时识别外部冲击来源,根据不同冲击特点相机选择政策工具搭配。     

宏观审慎政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有效性——基于银行稳定性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2010—2018年中国236家商业银行微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及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跨境资本净流动对银行的稳定性产生了负向影响。其中,以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稳定性产生正向影响,以证券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并不显著,以其他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稳定性产生负向影响。通过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综合指标与各类跨境资本流动的交乘项分析发现,逆周期调节政策会削弱跨境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负向影响,同时也会减弱跨境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正向效应。在应对直接投资流入时,宽松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效果更好;在应对间接投资流入时,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效果更好。     

宏观审慎视角下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研究

本文在归纳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跨境资本风险防范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基础上,构建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体系对风险进行识别,并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分析危机指数和各项预警指标的定量关系,通过脉冲函数揭示了每项指标对危机指数的月度影响,进而提出注重价格管理措施、探索外汇存贷款规模与结售汇头寸限额挂钩、资本管制等管理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竞争与出口企业风险承担

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的信贷扩张效应加剧了银行业竞争,从而对出口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2590家出口企业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出口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抑制作用,并且该影响主要来自跨境资本对货币、存贷款及贸易信贷的投资,而跨境资本证券投资规模增加反而会加剧出口企业风险承担。异质性检验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出口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高杠杆率及中西部地区出口企业更加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银行竞争引发的出口企业商业信用错配、债务成本及融资约束效应在跨境资本流动与出口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而出口价格与贸易自由度提高均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动对出口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效果。     

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探索——基于对系统性风险的基本认识

系统性风险是宏观审慎管理所关注的核心,但目前各界对系统性风险的本质、运行过程、形成条件等仍缺乏完整、深入的认识。本文在梳理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管理有关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对开放经济下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进行了一些初步探讨。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稳定性

为应对复杂经济金融环境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体系的影响,2016年起人民银行正式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我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逐渐完善。本文选取2010-2020年我国42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基于宏观审慎视角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对银行稳定性具有负向效应,降低了银行稳定性;跨境直接投资则增强了银行稳定性;跨境间接投资弱化了银行稳定性。第二,资产价格和流动性错配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第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调节效应。其中,宽松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利于跨境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促进作用,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则弱化了跨境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强有效宏观审慎监管;二是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分类监管。三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针对不同类别跨境资本流动施以相应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研究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是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中金融账户差额变化,在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对跨境资本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通过比较借鉴主要国际经验,提出健全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视角下宏观审慎工具实施对我国银行业风险评估的影响研究

为了应对国内外复杂经济金融形势变化,我国从2016年起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并逐步完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16家上市银行面板数据,从跨境资本流视角下实证研究宏观审慎工具实施对我国银行业风险评估的影响。结果表明：一是我国跨境资本宏观审慎工具实施不仅能显著降低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还显著降低微观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二是跨境资本宏观审慎工具综合实施对我国银行间风险溢出影响受融资流动性变化而表现出显著差异性。三是跨境资本宏观审慎工具综合实施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风险溢出效应影响在不同规模和不同性质银行间存在异质性。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的视角

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两个视角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增加了银行风险,且三者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风险累积效应;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通过影响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以及境内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等信贷渠道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实现银行风险累积,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提高了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水平,且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将波动水平传染至银行系统,增加了银行风险,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更是强化了这种传染效应。     

宏观审慎政策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有效性：研究进展与政策启示

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作为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工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愈加受到重视。聚焦外汇的宏观审慎政策通过直接影响跨境资本流动来降低资本流动风险,聚焦国内的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降低国内金融风险从而有可能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外汇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信贷、银行非核心资金和未对冲的外汇风险三种渠道抑制跨境资本流动及其风险,虽然有效性总体得到认可,但不同渠道间依然存在一定异质性;第二,虽然外汇宏观审慎政策的跨境溢出和政策漏损受到的关注较少,但已有研究基本证实了政策漏损的存在及其对有效性的影响;第三,部分聚焦国内的宏观审慎政策会对跨境资本流动带来间接影响,且主要通过信贷渠道抑制跨境资本流入风险。本文在总结当前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展望和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研究

针对宏观审慎政策中的逆周期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理论上研究了逆周期政策工具所带来的宏观和微观效应,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信贷扩张期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的上升会使银行的当期风险承担水平增加,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使风险承担降低。而滞后六个月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的上升可以显著降低当期的风险承担水平,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一致。     

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跨国实证的视角

本文基于2013年IMF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情况调查问卷和全球53个国家的主要银行数据,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整体以及不同类型审慎工具的实施,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各国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程度越大,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的效果越好。从不同类型审慎工具对于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效果看:缓冲型工具(动态贷款损失拨备、逆周期资本缓冲、资本缓冲工具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额外资本要求)通过调整银行的缓冲资本规模和监管压力,能够显著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资产负债工具(外币拆借限制、杠杆比率、国内贷款规模限制、准备金比率、金融机构税、同业风险敞口限制、贷款集中度限制、流动比率、存贷比率、估值折扣和外汇开放式头寸限制)主要通过提高银行的盈利水平来缓解银行过度承担风险;而借款人工具(贷款价值比率和负债偿还比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则尚不明确,其能够在源头上降低银行的风险水平,但也会加剧银行业的竞争程度从而激励银行承担更多风险。     

美联储加息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的“双支柱”调控研究

后疫情时代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其通胀高企,美联储开启史诗级加息周期,国际资本大幅快速回流美国,导致全球金融风险显著上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亟须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无息外汇准备金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的小型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研究“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加息冲击的效果。结果表明：第一,美联储加息冲击下,国内产出和通胀下滑,人民币贬值;此时采取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政策能稳定汇率并降低经济波动,主要机制是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能增加国内金融机构外汇贷款的资金供给,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第二,提升利率政策虽然有助于稳定汇率,但会增大经济波动且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而“双支柱”调控不仅能降低产出和汇率波动,还不会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第三,“双支柱”政策最优组合是货币政策盯住国内产出和通胀波动,宏观审慎政策盯住国际资本流动。据此,本文认为,我国应采用“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激进加息,降低利率以应对通胀和产出下滑,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以促进汇率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