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

通过构建数字经济测度指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存在非线性作用,呈现倒“U”形;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实体经济存在非线性作用,呈现“U”形,而居民消费水平正向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通过调节效应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中,创新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而人力资本水平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     

数字基础设施与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启示

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基础性的战略意义。文章从信息摩擦视角出发阐明数字基础设施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作用机理，并基于2008—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和异质性冲击。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数字基础设施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赋能效果在沿海地区更为凸显；数字基础设施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赋能效果存在阶段性差异。文章还通过建立调节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究了影响数字基础设施有效性发挥的相关因素。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信息传播高度依赖于数字人才和数字产品的支撑，数字人才和数字产品是数字基础设施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对邻近地区的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存在正向影响。文章旨在为数字经济时代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提供政策参考依据。     

数字基础设施、农村三产融合与共同富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既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文章选取2013—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农村三产融合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门槛效应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东部、中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较为显著,且2013—2015年数字基础设施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低于2016—2021年。基于此,研究提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筑牢共同富裕基础;构建多链融合发展新生态,加快推进农村三产融合;打造区域联动发展新格局,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中国家绿色产品出口

文章利用2008～2019年42个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数据，考察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绿色产品出口，并且这种促进作用背后的逻辑在于降低信息成本和推动产业绿色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约束力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高的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更大；当进口目的地为发达国家(地区)时，数字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生产阶段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检验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中国绿色产品出口，为基本结论提供了外生证据支持。在全球数字化转型浪潮下，文章的研究为发展中国家提高绿色国际竞争力提供一定的思路。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融合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2015—2018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引入技术进步作为两者的中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数字产业分指数、数字融合分指数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554、0.314、0.250、0.477,其中技术进步发挥的中介效应为31.32%。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率,该优势集中体现在东部地区具有更加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分维度来看,在区域异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中,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大,数字融合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小,表明东部地区与非东部地区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数字接入鸿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重视数字底层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缩小区域间“数字经济鸿沟”,完善政府数字治理与服务体系。     

数字经济发展、阶层向上流动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降低社会不平等，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从收入阶层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在共同富裕目标中的作用，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截至2018年，我国仍有68.67%的家庭处于低收入阶层，“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缓慢；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三，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理财参与和就业水平提升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显著，并且与城镇和低人力资本家庭相比，这种促进效应在农村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中更强。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论据。     

数字贸易如何影响统一大市场建设：基于中国272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贸易作为贸易融合数字技术的新业态,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器。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272个地级市数据,对数字贸易和统一大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传导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对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这种关系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存在;数字贸易通过物流渠道对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企业效率通道因引致垄断而抑制统一大市场建设;开放水平对数字贸易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贸易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作用更强,具有平衡地区发展的作用;此外,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规模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及数字贸易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贸易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U型”影响更为显著。文章的研究有助于通过数字贸易视角推动市场整合,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为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探索新引擎。文章据此提出完善数字贸易市场规则、促进公平竞争、扩展高水平开放、形成“竞合”效应、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等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举措。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在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我国要利用数字经济来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采用2013—2020年我国各地区微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内在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关系成立的边界条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能提升所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对临近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也有积极的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创新效率、人力资本积累和协同集聚三个变量均在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在以进口贸易占比为门槛变量的情形下,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门槛前低于东部地区,但在门槛后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全国。因此,应大力推动西部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数字经济的集聚发展、创新效率的全面提升,逐步提高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     

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

以2015—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机理以及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与技术创新水平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技术创新水平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先增加再降低;并且数字经济能够对人口老龄化与技术创新水平之间的倒U型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高水平的数字经济会使得倒U型曲线趋于平缓、拐点右移、整体水平更高。这表明发展数字经济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创新质量——基于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中国创新驱动正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提升创新质量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文章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创新质量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以“宽带中国”示范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质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强人才集聚、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强化政府战略引领等途径促进了城市创新质量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经济带一般城市和上游、中游地区的创新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的“倒U型”关系：兼议技术吸收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2014～2020年OECD-DSTRI数据库、OECD-STRI数据库、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由适度阶段上升到过度阶段，其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由促进效应转变为抑制效应，且这一关系具有一定的时间延续性；Chow检验结果表明，该“倒U型”关系的拐点值为0.4986,其促进效应主要作用于90.52%的企业，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现阶段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处于“适度区间”,表现为对企业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果因企业所有制、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能够强化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还能进一步缓解数字服务贸易过度开放产生的不利影响。为此，中国在推进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有序开放的同时应积极防范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带来的风险与挑战，重视强化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和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企业创新高...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利用2011—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回归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结构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减贫：逻辑、效应与对策

数字经济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要以数字经济发展为支撑，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数字经济减贫的内在逻辑在于：生产环节以数字化转型提高农业生产力，分配环节以数字化转型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流通环节以数字化转型提升流通效率，消费环节以数字化转型扩大消费需求。此外，数字经济减贫的影响效应为：以提供平台、创新发展、降低成本等自身功能直接降低贫困发生率（直接效应）；通过消除信贷约束、降低信息约束、促进就业创业等方式间接减贫（间接效应）；以高流动、强渗透、空间溢出等外部性特征促使区域间消除绝对贫困（溢出效应）。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减贫在一些地方面临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农村网络安全防范能力不足、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存在差距等挑战，应优化升级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强化农村数字经济安全体系，提升农村地区民众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有效推动贫困治理。     

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作用机理、理论阐释与推进方略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农民增收带来了新的机遇，逐步成为农民增收新的潜在动力。在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的过程中，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电商平台的高质量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完善、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带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创造就业创业理财机会、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出现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从理论上讲，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主要得益于协同效应、匹配效应和正外部效应的发挥，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了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促进了资源要素的传播共享。然而，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也面临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与网络服务水平相对落后、农业农村数字化应用场景较为有限、数字人才缺乏与农民数字技能不足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应不断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应用蓬勃发展，加快人才引进和数字技能普及，让数字技术红利惠及更多农村人口。     

FDI与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关系——基于广东、广西城市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基于广东、广西两省（区）35个地级市2003—2017年统计数据，对城市异质性下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基准回归初步判断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对外商的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影响。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对不同城市发展异质性下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发展城市技术门槛显著，在技术门槛效应下，FDI的增加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状况；中发展城市在规模效应下，FDI与环境污染存在“U”型关系；低发展城市结构效应显著，FDI与环境污染存在倒“N”型关系。通过深入分析异质性差异下城市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协调区域发展规划，对实现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互动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实证分析

利用2013—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P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动态影响关系，从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3个维度分别考察对共同富裕福利性、保障性、发展性3个层面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突出，呈现地区差异化的特征；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互动效应关系，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支持共同富裕提供新的动能；共同富裕的发展间接促进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共同富裕发展性水平，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共同富裕福利性以及保障性水平的提高。根据所得结论，提出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以数字技术完善城市发展网络、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等建议，以促进我国整体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交通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与贸易增长——基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区域的实证分析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对我国西部内陆地区扩大开放和贸易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选取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份2005—202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建指标体系，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该区域贸易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贸易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变换核心变量、引入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递减和空间溢出的特点；分区域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贸易促进效应在其他城市强于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数字经济具有明显的交通基础设施赋能作用，可强化交通基础设施的贸易促进效应，这一机制在非省会城市和非直辖市更为明显。应把握数字经济赋能规律，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经济协同发展。     

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数字金融发展迅速，绿色金融工具的广泛应用有助于缓解碳排放的压力，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现实方案。基于30个省（区、市）2011—2019年面板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直接效应，并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对碳排放产生间接效应；且直接效应在中东部地区显著，在西部地区不显著；间接效应均不显著，其中在中东部表现为遮掩效应。最后，从促进数字金融产业发展、数字金融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区域金融发展平衡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创新赋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模式——基于生产—消费网络的视角

数字技术创新对新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生产—消费网络的视角，运用结构化模型对产业融合过程中数字技术创新的关联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反事实模拟，结果表明：第一，在生产—消费网络下，数字技术创新对实体产业的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影响；第二，数字产业与实体产业构成典型的“中心—外围”网络模式，中心挤出效应和边缘支撑效应并存；第三，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改变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网络的完备性而最终影响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路径。本文研究得出的生产—消费网络的“中心—外围”模式及影响机制有助于明确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竞合关系，从而为二者在新时期的深度融合提供可行方案。     

西部地区城市规模、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西部大开发和2008年的4万亿投资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显著，这其中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功不可没。文章基于我国西部地区8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西部地区城市的规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对各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的效应有着不同的变化。通过对1990年以来的数据分析发现，基础设施指数(infrastruct)的间接效应为负，而直接效应和总的效应均为正，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较为显著。按1990年以后、2000年以后和2010年以后分时段来看，基础设施指数的三个效应有所不同，且西部地区8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基础设施的正的效应呈递减趋势，而间接效应和总的效应呈递增趋势，属一种“利他”型的外溢效应。基于此，应继续扩大西部地区城市规模，提高城市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继续扩大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明确核算基础设施的投向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西部地区城市人口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西部城市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控制在合理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