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外汇市场与央行外汇干预新趋势

目前,全球外汇市场发展趋势和交易形式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其中外汇衍生产品在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发展迅猛。同时,各国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对外汇干预也采取了新的形式,而这些变化将对商业银行行为产生新的影响。本文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状况提出了政策建议。     

外汇市场压力的文献回顾与思考

本文从外汇市场压力的测算,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利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界定和识别货币危机、货币当局面对外汇市场压力时所采取的措施四个方面,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外汇市场压力的最新研究,并对外汇市场压力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基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货币危机界定与识别

本文采用了极值理论对亚洲和拉美国家的货币危机期进行了重新界定和识别。通过极值理论和传统识别方法的对比,发现极值理论对于阈值的选取更具科学性,同时其识别出的危机期无论在判别数量上还是捕捉危机的能力方面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外汇市场压力问题的研究综述

本文从外汇市场压力的测度、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危机的识别与测度以及外汇市场压力与汇率制度四个方面总结了国外研究者对此的最新研究成果,从中我们发现外汇市场压力对于一国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当前通胀预期下,外汇市场压力与我国资产价格波动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研究。     

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外汇即期交易规则

第一条 为规范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外汇即期交易秩序，维护人民币外汇即期市场会员（以下简称“会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暂行规定》（银发[1996]423号）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快发展外汇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02号，以下简称《通知》等法规，制定本交易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     

全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交易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交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市场会员（以下简称“会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11号）、《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暂行规定》（银发[1996]423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7]28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制定本规则。     

发达经济体外汇干预体系的实践与启示

本文研究了发达经济体外汇干预体系的现行做法，总结了发达国家外汇干预体系的经验；探讨了如何通过市场手段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保持汇率的稳定，有效解决外汇占款产生的基础货币过量投放所产生的流动性过剩与保持汇率稳定之间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外汇干预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外汇市场压力和官方干预的测度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参照Weymark(1997)等提出的外汇市场压力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建立了一个由三个市场和货币当局构成的中国开放经济宏观模型,利用1994年1月至2008年3月的月度宏观经济数据,估计了模型的有关参数,计算了这一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和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指数。发现1994年以来,除了东亚金融危机时期的个别月份,人民币对美元都面临升值压力。1994年汇率并轨后,在汇率的决定中,市场机制一度发挥过一定作用,但政府干预程度越来越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至2005年汇改以前,干预指数接近于1。2005年7月新一轮汇改之后,汇率决定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     

对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新思考

2008年12月初,人民币汇率出现了汇改三年多以来最严重的连续贬值态势,为此,央行也启动了外汇市场干预措施.但新时期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究竟有无必要,干预方式存在哪些变化以及我国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政策建议等都需要认真探讨和研究.     

试论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对其外汇市场的干预

外汇市场的短期波动,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其它方面。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经常介入外汇市场,发挥着各自的功能,这包括影响汇率水平、减少汇率波动性和影响外汇储备量。本文从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目的出发,着重论述了干预的方法及对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指出我国外汇市场干预存在的问题。     

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市场压力影响因素研究

针对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7-2008年美国次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本文对1990-2009年期间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市场压力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首先,本文统计分析了这两次危机前后样本国家外汇市场压力的阶段性特征,发现2000年以来,升值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绝对主导的外汇市场压力类型;其次,本文对两阶段外汇市场压力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比较结果发现,两阶段外汇市场压力形成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本文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政策变化和危机发源地差异的角度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对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进行了诠释。     

中央银行外汇干预:操作方式与效用评价

本文将外汇干预、货币政策转型纳入到NK-DSGE理论模型框架中,引入风险规避的外汇交易者,在传统非抛补利率平价表达中加入资本管制因素,研究不同类型冲击、不同外汇干预情景下宏观经济变量的反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进行外汇干预时,采用不同的干预方式对汇率波动程度的影响有所不同;相较于任意干预,基于规则的干预对汇率的调整过程更为稳健,且比任意干预成本更小;在应对冲击方面,任意干预效果不显著,基于规则的干预则具有较强的稳定作用;外汇干预与货币政策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中央银行应构建外汇干预策略框架,建立外汇干预目标体系,设定人民币汇率干预区间,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合理的干预方式,量化干预效果,做好外汇干预的事后评估,以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     

外汇市场压力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对中国外汇市场压力(Exchange Market Pressure,EMP)、国内货币供给、利率、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表明:为应对外汇占款增加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是紧缩性的。但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又会引起EMP增大。因此,紧缩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只能是短期性的。此外,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利率变化对经济增长及资金流动的信号作用已经比较明显。在美国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基本消除为解决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货币政策困境提供了契机。     

我国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干预效力分析

本文主要对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基本方式包括冲销式干预和非冲销式干预,前者不会引起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可以借助利率机制间接强化干预效力。由于我国的利率形成机制尚未市场化,加上对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非冲销式干预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增强我国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干预效力的关键是要创造有利于市场干预的制度。     

我国外汇市场压力研究——基于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方法

本文基于1996~2010年月度数据,采用马尔可夫三区制转换模型对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进行了区制识别,并考察了货币扩张、通货膨胀、外汇储备、经济增长及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变动5个变量在不同区制及区制转换过程中的动态变化情况。实证结果表明,MSIH(3)-VAR(1)模型能较好识别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区制,人民币外汇市场经历了适度升值压力区制、贬值压力区制及较强升值压力区制三个阶段;其中,外汇储备是外汇市场压力区制转变的关键因素,较强升值压力区制向其他两种区制转换过程中会伴随着汇率的升值和外汇储备的减少。     

汇率沟通、实际干预与人民币汇率变动——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汇率沟通已成为货币当局一个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本文评估了汇率沟通在人民币汇率变动中的效力,并就其效力与实际干预的效力进行了比较。经验结果表明:汇率沟通时滞短,能使汇率朝着货币当局合意的方向变化,且汇率沟通冲击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解释力较强;然而实际干预时滞较长,其效力明显弱于汇率沟通,对汇率变动的解释力弱。这两种政策工具的差别表明,汇率沟通在汇率市场是个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     

外汇市场的定单流决定和影响汇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从微观外汇市场结构的视角出发,借助于Evans和Lyons（2001）提出的微观外汇市场结构模型,详细剖析微观外汇市场汇率决定的核心变量一一定单流,指出其功能及在汇率决定中的应用。并分别利用美元与马克以及美元与人民币两个货币对的实际数据通过协整、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最小二乘回归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美元汇率波动与定单流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整体来看人民币／美元定单流的解释能力没有马克／关元定单流的解释能力那么强,说明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微观汇率决定理论的部分前提基础条件,但是,我国外汇市场市场机制完善程度较低是制约定单流功能发挥的重要原因。     

外汇市场的协同波动与联合干预

本文以ARMA-GARCH,GARCH-M及EGARCH模型检验中国、日本及韩国1997年1月至2010年9月的实际汇率波动,及是否存在风险溢价和杠杆效应,结果发现:中国汇率波动最为平稳,而韩国汇率波动最大,并且存在显著的风险溢价和杠杆效应。我们另外考量了中央银行干预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发现日本中央银行干预最为有效,而韩国中央银行干预最为无效。此外,我们以BEKK-MGARCH模型检验中日韩三国的汇率协同波动现象,发现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汇率皆具有正向协同波动关系,而以日韩的协同波动持续性最为显著。若考量央行联合干预,则中日汇率的协同波动性将提高,日韩汇率的协同波动性将明显降低。此外,中日及日韩的联合干预对汇率协同波动有显著的政策效应。